揭秘西安事变:看看周恩来和红军做了什么？就知:开打蒋军未必能胜

中共中央在听到西安事变爆发消息后就认定张、杨的“兵谏”行动是爱国壮举，决定积极支持和帮助张、杨。

张学良12月12日在给中共中央的“文寅电”中，除通报已逮捕蒋介石及其高级将领外，还询问“兄等有何意见”，“并盼红军全部速集中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应张学良的邀请，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等前往西安。

1、周恩来做张学良的思想工作

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吴德峰等离开保安，当晚宿于安塞。由于风雪所阻，16日晚才到达肤施（延安）城外。本来，这一天张学良曾派刘鼎乘飞机来延安迎接，没有接到。第二天，刘鼎奉命再次乘飞机来延安，才把周恩来一行九人接去西安。张、杨热烈欢迎周恩来的到来。

张把他公馆中的一栋楼房腾出来供周恩来等居住，杨派其亲信厨师负责供应伙食。周恩来17日傍晚到达西安（博古、叶剑英是12月24日到达西安的)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他高瞻远瞩，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忘我地工作。他离开机场到七贤庄稍事休息后，就赶赴金家巷一号会见张学良。

周、张二人促膝交谈，一直到深夜。张向周介绍了蒋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向和各方面的反映。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认为，现在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最大。他的意见是，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充分肯定和赞扬张、杨的爱国热情，表示赞同张的上述看法。

他还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阐述了中共对西安事变性质、前途的看法和处理方针。

周恩来指出：

西安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但它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而是采取武装要求的形式。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沙皇尼古拉是经过群众起义被推翻的；拿破仑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后被流放的。

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但他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他的广大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抗日思想日渐增长。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

周恩来接着指出，西安事变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

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本侵略者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会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提供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

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这样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还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这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不计较党派的历史恩怨，一切从民族利益出发的伟大胸怀，对周恩来精辟、透彻的分析甚为钦佩，受到鼓舞，更增强他逼蒋抗日的信心。

在12月17日晚的长谈中，周、张还研究了如何统一部下思想和对付南京主战派进攻的军事部署问题。

鉴于宋子文即将来陕，他们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2、周恩来做杨虎城的思想工作

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顾虑较多，周恩来做他的工作比较艰巨。

周到达西安后，立即派罗瑞卿找王炳南谈话，了解杨虎城和十七路军方面的情况。杨虎城是一位爱国将军，联共、反蒋、抗日的思想坚定。

在要捉蒋的那天晚上，他对其身边人员和亲信们破釜沉舟地说：

“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

但对捉蒋后又要放蒋，他缺乏思想准备。在他看来，中共和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有血海深仇，一旦捉住蒋介石虽不致立即杀蒋，但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由红军驻十七路军代表张文彬陪同前往九府街杨公馆面见杨虎城，他们谈话的要点是：

一，因杨虎城与中共有长期友谊关系，周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向杨问候，并对最近一年来红军与十七路军间的关系表示满意。杨也说了一些他过去同中共的关系和他对中共一贯保持友好态度的做法，并问候中共中央各同志好。

二，周向杨说明昨日夜间与张谈话的主要内容，并阐述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对发展前途的估计和和平解决的方针…

杨听了周的谈话，感到惊异，因为照杨原来估计，共产党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现在蒋既被捉，中共一定会借机报复。同时，近一年来他所接触的中共党员如王世英、汪锋、王炳南等，他们所讲的都是“反蒋抗日”，从来没有讲过“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张文彬虽曾向他简单讲过这个问题，可是他当时因为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所以并未注意到这是中共政策方针的转变。

现在周的这番谈话，特别是周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因而内心不免产生惊疑和顾虑。

周对杨的怀疑和顾虑表示同情，并作了解释。

大意是说：

现在不但全国人民用极大压力逼迫蒋介石抗日，就是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力量争取他抗日。英美等国从其自身利益和他们与日本的矛盾出发，极力怂恿蒋抗日；而苏联为了抵制法西斯的反动力量，也努力争取蒋介石抗日。蒋现在除了抗日这条大路以外，其他的路都走不通。

因此，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现在，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的抗日可能性更增大了。至于蒋将来是否报复问题，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蒋，只要我们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并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实力派，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和有强大力量，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成。再次，这次如果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把他放走。

杨当时表示同意周的看法。

周、杨还商谈了对付南京主战派进攻的军事部署、调南汉宸来西安帮助工作等问题，取得了共识。会见中，周恩来还对杨的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被红军俘虏后遭误杀以及杨的孙蔚如部在陕南时与红四方面军签订协议后还遭袭击事，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自我批评。这样做，消除了杨内心中的一个疙瘩。

3、周恩来对稳定西安局势的贡献

周恩来除直接做张、杨的工作外，还十分注意做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勉励张、杨两部将领及持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在民族危亡关头，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促进国内团结，共同对付侵略者。

周恩来在西安对党员的思想状况和党内教育很重视。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19日在西京招待所找中共东北军工委代理书记宋黎、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徐彬如等谈话，给他们分析形势，传达和解释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引导他们认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阶级斗争应服从于民族斗争，共产党人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局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挽危亡。

对西安地区群众运动的开展，周恩来也十分重视。他对担任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炳南说：事变后设立的民运会机构很重要，是一个正确的措施，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

当时西安的十几个群众团体多数没有共产党员。为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周恩来从陕北调来潘自力、方仲如等，充实民运会的领导力量。周恩来亲自做杜斌丞、杨明轩等知名人士的工作，也召集群众代表座谈，希望他们带动各界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使西安事变朝着举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周恩来的这些努力，为促成西安与南京的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杰出贡献。

4、中共对张、杨军事上支持

中共中央为协助张、杨，除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与其共商大计外，还接连向他们提供重要建议，并从军事上策应和支持他们的反讨伐行动。

1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向红军各部队通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的同时，命令全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当天晚间，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表示中共中央将派周恩来赴西安，与其“协商大计”，同时建议张、杨“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固原、庆阳、鄜甘仅留少数”。为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毛、周郑重表示“红军不进占寸土”，并可“担任箝制蒋之中央各军”任务。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的消息传出后，驻守豫西洛阳一带的蒋军樊松甫部在“救蒋”旗号下立刻抢占潼关，向西进犯，顷刻间有五个师蒋军部队涌入潼关，大批蒋军沿陇海路陆续西开。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周恩来12月13日致电张学良，建议他把重兵置于潼关、平凉、凤翔，强调把守潼关尤为重要，“严拒樊松甫”。

毛、周在电报中还建议张不能单纯依靠军队，应发动和依靠群众，“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指出：

“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获得胜利。电报还建议要注意巩固和纯洁内部，“对全军举行深入的政治动员”，“逮捕和驱逐部队中的法西斯分子”。

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表示：在甘宁一带的蒋军部队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

1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连发数电，除通报南京动向和西安周围的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情报外，还与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萧克、林彪、徐海东、徐向前等红军将军一起向张、杨表示：

“弟等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并就“行动方针”问题向他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分别编为联军的第一、二、三集团军，由张学良、杨虎城、朱德分任各集团军总司令。

还建议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每个集团军推举三至五人参加，由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组成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副之。

（二）目前军事步骤，提议联军三部主力集中在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近期内的分工是，十七路军负责防守西安城，东北军和红军负责野战。

张、杨如同意此方案，红军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视情况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红军留一部在定、盐地区牵制胡宗南部，另部可置于肤、甘地区防止蒋军汤恩伯部南下。

（三）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为此，在联军内部要提出共同口号，如在部队中进行热烈的政治鼓动、肃清部队中的亲蒋分子、鼓动全军战斗勇气，造成至死不屈精神等。

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鉴于东北军势孤力单，且内部不稳，极力主张红军主力南下与张、杨靠拢，以“壮其胆而振其气”。

5、红军将领的军事主张

但是，关于红军主力的行动方针或方向，开始时看法并不一致。毛泽东和军委主席团在给红军前方总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委任弼时的电报指出，无论军事和政治方面，目前均须击破敌之要害。现在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

如今，南京已发动内战，对战争我们是后发不是先发。在国民党军队向西安进逼时，红军主力应进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之头脑南京。至于胡宗南部和汤恩伯部，都不过是南京内战军的两个支队。红军的任务是击破敌主力，对两支支队予以箝制即可。因此，原定红军集中西峰镇的计划应废止，改至延安、甘泉一带集中，然后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并进而直逼南京。

彭德怀、任弼时经过认真研究认为，目前不应采取如此方针。

12月14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陈述理由，电文说：

“目前战略方针，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如“红军出河南，取进攻姿势，这样可能延长内战”，与党的战略方针有悖，且要“失去固原、兰州及陕甘公路”，而且红军主力也来不及，因为“增援西安须时二十余天。”

彭、任主张乘蒋军当时的混乱局面，主力红军仍坚守陕甘根据地，“首先打击胡宗南，消灭西北中心反动力量”，至少应压迫胡部西退，力求在运动中歼灭其一，恢复原有苏区。这样，有利于争取毛炳文、曾万钟及中立青海、宁夏的地方实力派，巩固后方，从而停止潼关之敌的进攻。

当时任红军参谋长的刘伯承，同一天致电中央军委，也提出相同意见。

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立即开始与张、杨会谈，其中包括磋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联合军事行动问题。周恩来从12月18日起，接连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他就联合军事行动问题与张、杨磋商的情况。

三方经过反复协商，12月21日确定：

集中三方面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与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决战；同时以部分兵力箝制西方之敌胡宗南部。

当天，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说：

张、杨赞同先打刘峙，红军主力十天到达长武、邠州，再用十天时间到达咸阳、兴平，尔后南下。红军所需被服、子弹可到咸阳补充。周恩来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可分兵两路迅速南下，不顾一切地集中咸阳，消灭刘敌。

根据周恩来与张、杨达成的协议，中央军委决定：

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两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红军突击集团，立即由定边、环县之间地区南下，准备十天到达长武、邠县，再十天到达咸阳、兴平，尔后挺进到陕南蓝田、商县以南地区，协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打击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

6、红军精神风貌对友军的感染

除此之外，还决定抽出部分兵力警戒和箝制胡宗南部。

彭德怀、任弼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率主力红军分兵两路南下。他们日夜兼程，于25日、26日赶到庆阳及其南北地区。此时，由于蒋介石已获释返回南京，进入潼关的“讨逆军”也开始东撤，红军主力部队便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地区休整待命。

主力红军南下进入友军地区，中共中央12月20日召开会议，强调红军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彭德怀、任弼时12月23日指示各兵团：严守友军区域纪律，不打土豪，不破坏其现有政权组织，所需粮食由当地政府及军政机关负责筹备或购买。

有的红军部队刚刚结束长征，疲劳尚未完全恢复，衣帽也不整齐，但他们的饱满精神和严明纪律，受到沿途群众和友军的钦佩和称赞。

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当时记述说：

“在南下中，我们深刻了解当时因西安事变而造成的严重局势，我们坚持着和平的方针。我们关怀着民族的存亡，而不求自身利害的报复。

红军是上下一心的，团结在共产党和平主张的周围，为着阻止内战的爆发，实现国内和平而斗争。”

当红军南下，经过庆阳城的时候，我们的衣服多是破烂的，有的还穿着番人的衣服，一些部队，长征的疲劳还未克复，因此军容是不大整齐。当部队整着队伍，齐着步伐，高唱着救亡进行曲，通过城内大街的时候，友军的士兵们，城内的群众们，都争先恐后的来看红军。

在他们的脸上，现着惊异的微笑，他们都异口同声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穷的军队，也从来没有看过这样有精神的军队’他们表现着对红军无限的羡慕！”

“当我们在西安附近扩大红军的时候，群众是大批的涌入红军，其成绩远远超出过去的纪录。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来加入红军的事，日有所闻。”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