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历代政治得失之清代篇（下）

关键词：帝国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近现代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并与现代民主共和制度进行比较和对立。但是帝国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帝国，这两个词汇所表述的对象似乎是统一的，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属性和意义。

简单来说，帝国是一种政治制度，代表了君主所有制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制度形态；而帝国主义则是一种法术，是国家执政理念的延伸，是意识形态。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帝国是自秦汉以来所确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而帝国主义理念的形成，却要单独剖析清朝的行政状态。

上篇所述，清王朝的政治主人是满蒙八旗和汉三旗。旗人不事生产，完全由国家供养，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企业，旗人恰似股东，其收入来源于股东分红，不管是否担任行政职务，在企业决策和发展过程中都拥有恒定的话语权。这其中，从员工到股东的转换通道非常狭窄，譬如汉包衣通常指清军入关前后归顺的汉族武装，为了加速明朝政权的崩塌，满清统治者一度放开通道，而至清中叶国家完全稳定后，这个通道就彻底封闭了，甚至入关以后归顺的汉人也被虢夺包衣身份。自此，占国家人口构成大多数的汉人，就完全失去分享国家政治权利的机会。

而一个少数人构成的，固定统治大多数人的国家，在执政理念上就会明显表现出帝国主义的特征。

首先是种族歧视性，满汉不通婚，不杂居。旗人居住的地方称满城，相当于军区大院，清朝全国各省市都建有满城，根据城市重要程度和驻军规模而大小不一。满城是八期军制的衍生物，旗人世代为兵，军队驻扎地方，加上数量庞大的随军家属，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类似军队办社会的形态，从而更加有效地与地方居民隔绝。满城的规划、建筑、社会设施皆远优于一般平民，更像是统治阶层对社会对立的一种刻意强调。

其次是行政欺瞒性，清朝的行政指令“寄信上谕”是一种只有皇帝和具体经办官员知晓的行为，是典型的秘密政治。国事却无国体，变成私相授受的暗箱操作，只能说明连满清皇帝自身也认为其统治不具备合法性。但国之大事，如发动战争都只由少数人知晓和操纵即可完成，表示政府已完全不需要公权力和公信力，仅仅依靠私人操控即可将整个国家绑上战车，这就是典型的近代帝国主义特征。

其三是政府奴化性，清朝政府各级机构均有满汉二职，满蒙旗人是实权，汉人领同样官职却实际为幕僚。与皇帝对话时，满蒙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可称臣，奴才在今天听来是一个不太光彩的名词，但在清朝，却是身份荣耀的象征，具有明显的奴隶制部落特色。政府官员皆为皇帝的家奴，自然使政府失去了法统上的正义，而就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说，为君有为君之道，为臣有为臣之道，各有各的职业操守。所以明朝官员敢于面刺皇帝，因为心中有道义，而清朝官员必须恪守家奴的本份，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清朝没有国家公器，只有家庭氛围，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上极其罕见的倒退，也是从帝国走向帝国主义的明显特征。

其四是社论禁绝性，清朝全国府学、县学都设有明伦堂，堂内镌刻禁令三条：一、生员不得言事，二、不得立盟结社，三、不得刊刻文字。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是有睹晚明东林党之乱的教训，教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两宋以来自由发展的民间书院教育，自此偃旗息鼓，而沦为犬儒的发源地。台湾学者李敖曾经说过，一流的知识分子，是第二个政府，晚明中央政府已经被这第二政府搞得焦头烂额，清朝政府显然不愿重蹈覆辙。文化传播的彻底禁锢，使清代鲜有文学艺术上的繁荣创造和人格精神上的自由追求，对比同时期欧洲的文艺复兴，而使中国国家自绝于民主时代的洪流。

最后是军队私有性，清朝的国家武装力量分为八旗和绿营。八旗是满蒙八旗，绿营是汉三旗，这两支军队并不是国家的，而属于统治部落。中国历代，无论汉代役兵制、唐代府兵制、宋代募兵制还是明代卫所制，其兵源均来自全国百姓，是为国家服兵役，而清朝军队完全由满蒙汉旗构成，世袭罔替，有明显的部落控制特征。军队不属于国家，自然不用对政府负责，反而成为影响和虢夺政府行政权的政治势力，譬如清代地方政府，最高行政长官既不是政府首脑布政使，也不是中央监察官巡抚，而是统领八旗和绿营的总督。这种军部倒压政府的政治形态，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所奉行的军国主义惊人一致。

总督一职沿袭明朝，但在明朝，总督是一个差事而非常设机构和职务，是政府为了某项特定的军事任务而临时派遣的官员。譬如明代鼎鼎有名的浙直总督胡宗宪，即是政府为了平息东南沿海的倭患而委派，其实际官职是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负责事项是总督南直隶、浙江、福建三省军务，剿灭倭寇，一旦这项工作完成，则总督差事即行交解。

并且胡宗宪在总督浙直期间，并不能直接调度地方行政长官，而必须通过中央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属于两个系统之间的协作。但清朝的总督则不然，首先他是地方常设的大军区司令，其次在他管辖区域之内，又对军事以外的地方行政负总责。

清朝的总督一般管辖两到三个省，省这一行政单位源自元朝的行省制度。前篇所述，两宋时期，政府中枢只剩下中书省行使相权，至元朝因为疆域过于辽阔，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受限于地理交通因素，遂将中书省下放地方加强管理，称之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朝的“行省”与唐朝的“道”、宋朝的“路”功能相似，属于中央监察机构地方化。明朝沿袭这一行政机构，一省行政长官为布政使，中央政府又派遣监察官员常驻巡查政务，这项差事称之为巡抚，至明中晚期，巡抚由差事变成正式职务，取代布政使成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至清朝仍旧沿袭，只是不再委派监察官员，而改由地方军事长官进行监督。

省的管辖区域和人口比汉郡唐州要庞大得多，完全拥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能力，故清朝巡抚一职绝不允许汉人染指。至太平天国军兴，八旗绿营不堪所用，王朝倾覆在即，不得已启用汉人和地方团练武装，才使湘军和淮军两大政治军事势力终于登上历史舞台，也就开启了帝国崩塌之门。

曾国藩领兵之初，官职为兵部侍郎，湘军屡战屡败，局面极为艰难。其转折点就在于湘军集团另一领袖胡林翼擢升湖北巡抚，这是满清开放给汉人的第一个地方督抚职位，获得地方实质行政权的湘军财经充裕，从此势如破竹，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一省行政权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当帝国的私人军队不复存在时，满清帝国也就名存实亡了。故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期间，手握十二万湘军的曾国藩根本不奉咸丰皇帝勤王之诏；八国联军进京之时，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公然通电全国宣称东南八省互保，慈禧太后也只得西逃长安。

彼时全国督抚十有七八均为湘、淮两大军事集团所据，满清部族统治的根基已被完全摧毁，而这一基础上所构建的帝国政治制度即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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