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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周恩来嫡长侄女，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周秉德同志，曾在《百年恩来》电视的拍摄现场，当众展示了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背面还留有周恩来生前亲笔字：“爹爹遗像”。  图 | 周贻能 周秉德告诉大家，这张意义非凡的照片，是1976年邓颖超交给她的。 那年的5月24日，周秉德下班后乘坐公共汽车来到西花厅，她从小便在周恩来夫妇身旁长大，亲如父（母）子。周恩来逝世后，周秉德想要前去安慰深陷痛苦中的“七妈”——邓颖超。 西花厅这个地方，她来过很多次，以前这里欢声笑语，充满了欢乐。而现在，却静得可怕。 周秉德穿过长廊，来到正屋，看见邓颖超手持一个很旧的黑色皮夹子，似乎在沉思，又像在追忆。 看到周秉德进来，邓颖超回过了神，她说：“秉德，你来了！” “嗯，七妈，我过来看看你！”周秉德说完，便疑惑地看着邓颖超手中的黑色皮夹子。 邓颖超解释道：“这是刚从保险箱里取出来的遗物，你伯伯生前经常把它带在身边，贴身保护，十分珍贵。”  图 | 邓颖超 说完，邓颖超便当着周秉德的面，打开了那个黑色皮夹子。只见皮夹子里，静静地躺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夹层里还放着三封信。 周秉德看见照片后，感到震惊。照片上的人，正是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周秉德小心翼翼地拿出照片，在其背后发现留有周恩来的亲笔字——爹爹遗像。 周恩来生前，常常跟人提到他的母亲，却很少提起父亲。但其实，他对父亲同样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这张泛黄的老照片，承载着周恩来对父亲的思念，也承载着他对父亲深深的爱，同时，也是周总理一生之痛。 周贻能年轻时辗转多地，换过不少工作，仍未摆脱生活困境周恩来出生在一个仕宦世家，但自祖父那一代，便开始日渐衰弱，没有什么产业。他的祖父周骏龙在江苏做师爷，经过惨淡经营，好不容易才升为江苏海洲知州，但又很快去世，只留下一所房子。 祖父所生的四个儿子，贻赓、贻能、贻奎和贻淦中，除贻赓一生从幕，当过科长之类的小官外，贻奎从小偏瘫，贻淦成家一年后病故。 周恩来的生父周贻能，1874年5月28日生于绍兴，幼年时随家人移居江苏淮安。1890年，周贻能和哥哥们一起在淮安参加县试，但这次他并没有考中秀才。  以后，在周贻能20岁那年，曾拜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鲁小和曾任湖州府，绍兴府以及江苏等地衙门师爷，在绍兴也是小有名气。 就这样，周贻能跟着舅舅学了三年，他为人厚道，不善机变，学成后虽四处奔波，先后在浙江、湖北和东北做事，但始终只在最低一级的文职人员的位置上。 1897年，周贻能由父母做主，娶清江浦万家小姐万十二姑为妻。岳父大人万青选为官几十年，家境十分富裕。万十二姑相貌端庄，又聪明能干，是万青选的掌上明珠。 第二年3月，万氏在驸马巷周家生了一个男孩，乳名为大鸾，谱名恩来。周恩来出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周贻能的弟弟周贻淦就病危了。 心地善良的周贻能夫妇为了使贻淦小弟得到一丝安慰，更为了使弟媳陈氏在心灵上有所寄托，就毫不犹疑地把周恩来过继给了贻淦。 后来，周贻淦因病去世，葬礼办得隆重体面，花了不少钱。从此，家庭收入就更少了。为了养家糊口，周贻能到武汉去教书，但由于他收入微薄，不能养家，家中全靠妻子万氏一人苦苦支撑。 1907年，操劳过度的万氏不幸在清江浦病逝，而周贻能在外打工，竟没能和妻子见上最后一面。  图 | 周恩来的母亲 那时候，周恩来的外婆对丧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致使周贻能无法安葬妻子。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把万氏的棺椁，放于清江浦的一座庵里，再次外出谋事。 由于周贻能的收入一直很少，养不活留在家中的几个孩子，所以他的兄弟贻赓经常会从东北寄钱回来。 在家中的周恩来，便带着两个弟弟和伯父周贻奎，伯母杨氏一起生活。伯父周贻奎有腿疾，行动不便，周恩来便经常去当铺当自家的衣服，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09年，周贻能的三哥（堂哥）周济渠到铁岭当税捐局主任。那天秋天，周济渠要到武汉出差，周贻赓和他商量，把弟弟周贻能和侄子周恩来接到东北来，请他帮忙安排一下。 周济渠满口答应，他在武汉找到周贻能，办完公事后，又和弟弟周贻能来到南京。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在姑父王言伯的带领下，来到南京。 爷仨儿在南京会合后，赶往了上海，然后乘海轮北上，在营口上岸，第一站就是铁岭。 当时在铁岭，周济渠给周贻能找了个工作，在县衙门做“红笔师爷”，这个工作在师爷中算是小席，收入很少，并且以件计酬，收入不稳定。 找好工作后，周济渠又安排周贻能父子住进彭家大院的西门房。这样，周恩来便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 1918年1月，周贻能来到北京，在位于鼓楼大街西锣鼓巷的京兆尹公署做收发工作。这个工作还是三哥周济渠帮忙找到的。 然而，正当一切都在朝着好的局面发展时，留在淮安老家的周贻奎不幸去世，家里剩下他的小儿子恩寿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度日。 8月27日，周贻能准备回一趟淮安老家，看望小儿子，周恩来送别父亲，写下了两首诗：“昨日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  图 | 周恩来 这些年，周贻能一直在为生活奔波，直到1922年秋天，由哥哥周贻赓介绍来到齐齐哈尔，在烟酒事务局做办事员，这才从此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生活有了着落。 周恩来嘱咐张颖：“小张啊，你有空能不能帮我多陪陪老爷子？”周贻能虽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平时话语不多，但却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比如大儿子周恩来参加革命，他从不阻拦，而且从内心上来说，是支持的。 另外，儿子周恩来参加共产党后，周贻能关心时事，经常看报，了解共产党的活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在香港身患重病，心力交瘁。这年的11月中旬，应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召唤，从九龙乘船到达上海。 与此同时，周贻能也到达上海，住在华隆路堂侄处。这对父子相约在上海三马路一家小旅馆见面。此时周恩来是国民党特务通缉的对象，处境十分危险。深明大义的周贻能一面为儿子的安危担心，一面仍然支持儿子继续走革命之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给父亲周贻能写信，让他到武汉同自己一起生活。5月，周贻能到达武汉，他到达武汉的那天，周恩来正出席文协第二次理事会。  图 | 周恩来 8月，日军逼近武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贻能和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在八路军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的带领下，带着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从武汉撤到湖南湘乡。 在当时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周贻能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尤其是与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战士们一起，他变得爱说笑，人也开朗了许多。 当年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人员回忆说：“总理的父亲，我们都叫他周老太爷，他是个好人，知书达理，很讲义气，老是笑嘻嘻的，和大家关系都很好，他为人朴素，不讲吃喝，给什么吃什么。” 另外，袁超俊也有类似的回忆：“他的个头和周副主席差不多，人很有文化，非常文明，没有架子，喜欢和群众们交谈，大家都敬重这位老人。”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以后，袁超俊又奉命安排撤退，他将这些家属经衡阳、桂林，一直护送到贵阳。一路上风餐露宿，昼夜兼程，老人们饱受战争之苦。 在贵阳，周贻能和其他家属被安排在青岩。他和当地的群众相处地非常好，喜欢和农民们聊天，给他们读报纸。 有一次，周贻能听说农民刘月轩的水肿病久治不愈，他特地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藏青果、藏香治好了刘月轩的病。 1940年，周贻能和家属大队到达重庆以后，才算真正安顿下来，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重庆红岩村。 在红岩村，周贻能住在一栋小楼下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这里公开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但实际上是中共南方局的办事处。  办事处平时的工作十分繁忙，每一个工作人员恨不得多长两只手。由于红岩村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周贻能很少外出，大多时间只能在红岩村里活动。 他常常一个人看报，或者到附近的果园转转，有时还会帮忙看守仓库，帮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做些杂事。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又都很忙，没有多少空余时间，所以周贻能在内心上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他可以忍受，因为和孤独比起来，战斗胜利，工作完成才是重中之重。 当然，生活还是常有惊喜的。有一次，袁超俊的父亲来红岩村看望周贻能，这让周贻能非常高兴，拉着袁老爷子一聊就是半天。 周恩来一直都很关注父亲，知道父亲的寂寞，奈何自己工作繁忙，抽不开身。于是，他便对临时在红岩村养病的工作人员张颖说：“小张啊，我工作忙，你有空能不能帮我多陪陪老爷子？” 张颖点了点头，答应下来。 张颖在后来回忆周贻能说：“老爷子跟我谈自己的事情，说他们家原来还不错，后来就穷了，现在抗战了，自己到处奔波，连个家都没有。还说他对儿子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帮不上忙。” 这些都是周贻能心中的苦恼，虽然有这些苦恼，但他终究是个识大体的老人，从不打扰儿子的工作，也不议论儿子的工作。 那时候，周恩来回到红岩村来办事，进城时总会问：“你们谁要进城，可以跟我的车走。”而周贻能从不提出搭车的要求。  图 | 周恩来 那时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重庆一带，办事处自己挖了防空洞。每次防空警报一响，周恩来就提着马灯到防空洞里看文件，而他的父亲周贻能，则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看着儿子工作。 周贻能老爷子有个小爱好，就是喝酒。生活艰苦的时候，伙食差点都没关系，只要每天来一点酒就行。 为此，周恩来可没少劝过父亲，他担心父亲的身体健康，怕他喝多了会摔跤，毕竟大家都很忙，平时没有人陪他。 再说，万一哪天喝多了，出门不小心走岔了路，下山被国民党特务给抓住了，那就麻烦了。 有一次，老爷子喝得有点过量，走路要人搀扶，周恩来见到后，有些责备地说：“大家都很忙，你喝多了，伤了自己的身体还要人来照顾，多不好。” 老爷子明事理，也觉得这样不好，所以他只是笑笑，没有说一句话。儿子对他的关心，才是老人真正在乎的。 周恩来对邓颖超大发雷霆：“你跟着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吗？”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因为小肠疝气发作，住在重庆歌乐山医院进行手术。大家怕老爷子知道后担心，就瞒着没有告诉他。 7月5日，老爷子也因病住院，邓颖超前去看望老人，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很想念儿子，对邓颖超翻来覆去也就是一句话：“我儿子为什么没来看我？” 邓颖超说：“恩来工作忙，出差了！”  图 | 周恩来和邓颖超 后来，老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发高烧，还不能起床。张颖在为他端水的时候，他抓住张颖的手说：“恩来为什么不来看我？” 起初，邓颖超并没有把周贻能生病的消息告诉周恩来，但周恩来在医院一直惦记着父亲的生日，所以他写信给邓颖超：“本周六出院的计划打破了，应该要下星期三，我想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11日当天请人吃面，就不必等我了，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办，那就等我回来。” 但是，随着周贻能的病情越来越严重，9日那天，邓颖超致信给周恩来：“告诉你一事，就是爹爹在生病，医生诊断为疟疾。” 接到邓颖超的信后，周恩来连续两夜没有睡好，他又给邓颖超致信：“我对他的病，很不放心，望你转禀他好望精养。” 7月10日，也就是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的那天，周贻能老爷子去世了，享年69岁。 对于周贻能老爷子的去世，大家都很悲痛。但这件事要不要告诉周恩来呢？董必武认为：“周恩来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一向很孝顺，如果让他知道父亲病故的消息，肯定对身体的恢复不利。”  图 | 董必武 所以大家经过讨论一致决定，将这件事瞒下去，等周恩来出院后再告诉他。 因为周贻能老爷子的去世，邓颖超要处理很多事情，她没有很多时间去看望医院中的周恩来。细心的周恩来马上发现不对劲。 13日那天，周恩来问童小鹏。童小鹏总是支支吾吾，很不自然，这让周恩来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于是在他的再三追问下，童小鹏顶不住压力，说了出来。 周恩来一听父亲已经去世三日，立即脸色苍白，加上手术后身体还没恢复，险些晕倒在地。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回到了办事处。随后大声斥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 他。 钱之光不敢回答，于是周恩来又向邓颖超大发雷霆：“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着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吗？” 这天晚上，周恩来怀着无限的哀痛，拖着虚弱的身子，为父亲守灵到天明。然后，周恩来又在报上公开发表了丧父的讣告。 17日那天，周恩来电告毛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毛主席看后立即回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图 | 毛主席 周贻能老爷子去世后，被葬在红岩墓地，这是大有农场主人刘老太太捐给八路军办事处的，里面陆续葬了14个大人和3个小孩。 泛黄的照片，承载着周恩来和父亲之间的深厚感情建国以后，周恩来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带头平掉祖坟，退耕还田。 1964年，周恩来下决心平掉淮安祖坟地，同时专门派童小鹏前往重庆，与重庆市委商量，办好周贻能老人墓地的事情。 周恩来生前极少和亲人谈到自己的父亲。只有在1964年8月他对亲属讲话时说过一句：“我对父亲是同情的。” 1974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住院前夕，他的侄子周秉钧从广州出差来到北京，去西花厅看望了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对侄子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对你爷爷是很同情的，他人很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块，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 周恩来对父亲的感情很深，深入心底，他很少跟别人提及自己的父亲，那是因为他们父子俩的感情，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交给侄女周秉德一个十分陈旧的黑色皮夹子。她告诉侄女：“解放前你伯伯做地下工作时，因为拿着公文包在大街上目标太大，就把重要的文件和资料放在这个小皮夹子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留作纪念。” 图 | 周恩来和侄女周秉德 周秉德打开皮夹子，发现里面有张照片，照片大概3英寸左右，由于年代久远，颜色已经泛黄，但保存依旧完好，没有一点损痕。 照片上，周贻能老人正襟危坐，一双眼睛充满了真诚。照片的背后，还有周恩来亲笔写下的4个字：“爹爹遗像。” 这4个字，已经浸入照片，它表达了周恩来对父亲深沉的爱。我想，在无数个难眠的夜晚，周恩来都会拿出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父亲的容貌。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周恩来心中的一大遗憾，他肯定也会感到自责，当年在红岩村，没能好好陪陪父亲，甚至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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