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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知道阿奎那的存在和强悍，大概是大学一年级，被他的很多神学论证惊得目瞪口呆。 他非常谨慎地把神学真理区分为理性的真理和启示的真理——这其实就是后世康德的先验范畴与物自体之间区别的起源——有的真理是可以通过人的逻辑思维得到验证的，有的真理则是超出逻辑范畴的，只能通过启示和信仰解决。 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的两百余年时间里，罗马教会一直在同两个敌人斗争——其一是教会系统自身不可抑制的腐败堕落，其二是世俗王权。 八次十字军东征，不过是这两种斗争的衍生品，教会真正的威胁并不来自东方的伊斯兰教，而是西欧逐渐崛起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教会把人性、世俗性压抑到了极致，也就迎来了中世纪的转折，权势鼎盛的罗马教会，终于也面临与此前罗马帝国衰亡时一样的困境。 三、基督教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基督教的核心——灵与肉的对立，到公元14世纪，迎来了两场革命性改变。从肉体上，主张感觉主义，呼吁人性的正当权利，成就了文艺复兴；从灵魂上，主张唯灵主义，恢复纯洁的神性生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成就了宗教改革。 这两个原本对立，方向相反的诉求，居然在公元14-16世纪之间起到了奇妙的相反相成的效果，把已经处于世界边缘地位长达一千年之久的西欧，突然就推进到了近代社会。 之所以文艺复兴集中发生在意大利，也是因为意大利在地中海沿岸，一直处于中世纪商业贸易的前沿，相对内陆而言更为开放自由。 14-15世纪，一群旨在复兴希腊罗马古典艺术风格和典雅的拉丁文风的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布鲁尼、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尔等人，催生了人性的觉醒、个性解放和感性之美。 古典艺术只是一个触媒，意大利本地人的功利性、个人主义和感性，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作为古代拉丁文化的承继者，意大利人在精神品性上更多地保留了罗马人的功利性、享乐主义和感性生活态度——这促生了一种自由人格。 个性解放和独立自由人格的觉醒，在另一方面就导致社会失序——15-16世纪意大利城邦政治的混乱也是出名的——越是政治不稳定的城邦，如佛罗伦萨，就越是人才辈出。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写成于这个时期，《君主论》的产生，本身就说明了世俗王权已经逐渐从教权中独立出来了。 所以，宗教改革不可能发生在意大利，而是要保守和愚钝很多的北方日耳曼丛林。
基督教的新教分为三大主流派别——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安利甘宗。路德宗是领航者。 1500年前后的德国民众生活状态，与五百年前没有任何不同。中世纪乃至今天的骑士文学中那些浪漫的庄园城堡生活，在当时的实际情况要差很多。 即便是贵族的城堡，因为是石砌，也都潮湿寒冷阴暗，地面上铺的是干草；大家吃的主要是肉、蛋、奶这些单调的食物，水果只有苹果和梨，没有人见过咖啡、巧克力这些东西；吃饭的时候，人和猪、狗是在一起吃的，可以想象一下那场景；每个人终年都深受臭虫跳蚤的困扰。 越是困窘的生活状态，精神上虔信就越是坚定。 从14世纪开始，日耳曼、不列颠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提倡改革的宗教人士。他们的主要思想就是重新树立信仰第一位的原则，相信得到救赎就在于个人灵魂与上帝的合一，而不在于任何外部形式和仪式。 马丁·路德本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条件还不错，能读到大学。大学毕业后，某天突遭雷击，顿时开悟。本来准备修法学的他，当了修道士。人聪明就是没办法，当修道士才两年，就成了神甫，然后再三年，就拿到了神学博士学位。 此时，他开始不满教会，潜心研究德国的神秘主义。后来美因茨教会的赎罪券腐败行为大大地激怒了路德，他于1517年10月31日在维滕贝格大教堂门口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宗教改革拉开序幕，基督教的新教开始成型。 路德的行为毫无疑问也惹怒了罗马教廷，开始了一系列论战的批斗，但由于路德本人激烈耿直的性格，以及他在德国本地获得的支持度极高，所以人还比较安全。 也正是因为一系列论战，让他得以整理自己的思想，形成了系统化的教会改革方案和教义新解，“因信称义”的主旨也得以传遍整个欧洲。 同年，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要他到沃尔姆斯参加会议，实际上是应教皇之托来教训他，由于受到民众追捧，这场质询却变成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关键是路德对罗马教廷的挑战引发了德国本地贵族、工商阶层，甚至于德国本地教会的普遍同情和拥护，大家其实对罗马教廷的各种干预和权势都极为不满。 因此，所有来自教廷的对路德本人的指控和惩罚，都被这批人化解为无形。路德本人则被捧为英雄好汉，被萨克森选帝侯亲自保护起来。 德国本地极其分散的邦国政权形式，也使得罗马教廷的旨意根本无从实施，所以，路德居然可以作为一名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通缉犯，安然无恙地度过一生。 信奉路德宗的人们被称为新教徒Protestant，这个词的原意就是“反抗”。其核心要义就是因信称义——信仰是获得救赎的基本前提，外在的善功（捐赠，购买赎罪券、购买圣物等等做法）没有用。 而所谓信仰，完全在于个人自己内心，不在于外部的认可，包括教会的认可，都不如个人内心的虔信。这个转变的关键在于，凸显了个人的作用，由此可以说，为个人自由意志提供了活动空间。
从德国人的品性上来讲，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属灵的，或者说唯灵主义的民族，精神上的自由对于这个民族而言至关重要。路德开辟的道路，为后来德国的先验主义唯心哲学提供了生长空间。 接着说新教的另一个派别——安利甘宗，也就是英格兰的圣公会，国教。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先驱威克里夫比路德还早，提出了个人化的信仰观点，废除罗马教廷繁琐的仪式。英法百年战争之后，英格兰更为注重本国发展，因此罗马教廷对其影响不大，英国教会的腐败程度也不深。 而且由于都铎王朝的王权过硬，教会始终处于王权之下。所以英格兰是典型地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这一切——既不像德意志人那样虔诚，也不像意大利人那样虚浮，什么都从国家本位出发。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是由国王一手推动的。 最好玩的就是亨利八世本人，这是一个精力旺盛、智商超高的君主。他本来是非常反对路德改革的，还专门出过文告专门批判路德宗，跟教皇关系也挺好。结果，亨利八世自己的婚事问题却成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亨利八世的原配凯瑟琳没有给他生出儿子，王位继承是个问题。加上亨利又喜欢上了一个宫女安妮·布林，所以就想跟凯瑟琳离婚。 当时国王的婚事必须要经过教皇，教皇克莱门七世拒绝了亨利八世的离婚诉求。也因为凯瑟琳是西班牙的公主和神圣罗马帝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姨妈，关系摆在这里，教皇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关系户。 也是因为教皇克莱门七世颐指气使惯了，一下子就跟亨利八世把关系搞僵了。亨利八世脾气很爆，见教皇居然还干预自己的婚事，大发雷霆，开始在英格兰国内宣扬对教皇的不满之情。 接着就下令所有英格兰的神职人员都无须向罗马教廷上缴圣俸，接着又禁止国民向罗马教廷上诉。最后干脆亲自任命坎特伯雷大主教，判决自己与凯瑟琳离婚，娶了宫女安妮。 教皇当然也开干，宣布亨利八世的命令无效。亨利八世于1534年11月通过国会颁布了“至尊法案”，宣布新成立英格兰国教教会安利甘教，国王就是教主！ 亨利八世之能成功，在于他敏锐地观察到了当时欧洲已经存在的对教皇权势的普遍反感，因此他利用英格兰的民族情绪，加上英格兰本地人特有的岛国性格——相对孤立而独立自主，使他达成了个人目的。 亨利八世一不做二不休，继续推动彻底改革——重新分配此前教会占有的财产，尤其是修道院属下的土地，拿出来重新在贵族们中进行分配。这一分配无意间推动了英格兰的土地兼并，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圈占公用土地，这就是圈地运动的滥觞。这无疑是英格兰资本原始积累和资产阶级兴起的标志。 2019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我看到了这位强悍君主穿过的盔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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