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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周敦颐与释道 周敦颐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杰出思想家。周敦颐的学术思想，既是对传统儒家学说的继承、发展，又是儒、释、道融合的必然结果，也是周敦颐援道入儒、援释入儒，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与创新的结晶。那么，为什么宋代会出现儒、释、道的融合？周敦颐为什么要援道入儒、援释入儒，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道家思想与佛学对周敦颐又有哪些影响？本章将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与研究。 （一）宋代儒释道的融合 儒家学说创始于孔子，发展完善于孟子。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正式成为官方哲学。这种官方哲学，与秦汉时期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是相适应的。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道家之名，始见于汉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称为“道家”。传统的看法：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则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家学说的内容，以老庄的自然天道观为主，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悖，长而不宰”。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以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与儒墨之说形成明显的对立。其后，道家思想与名家、法家相结合，成为黄老之学，为汉初统治者所推重。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黄老之学渐衰。后来，道家思想流入民间，对东汉末年农民运动中道教思想的产生有所影响。道教尊奉老子为教祖。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相传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它是当时反婆罗门的思潮之一，以无常和缘起思想反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行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佛教有小乘、大乘之分。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东汉以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道教产生，儒释道三教开始了互为排斥、互为渗透的进程。到了魏晋时期，黄老之学盛行，玄学兴起，儒学独尊的地位不断受到冲击，日益衰微，严重动摇了儒学的地位，儒释道三教渐成鼎立之势。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大盛，统治者顶礼膜拜，民间竞相效仿。北朝后秦文桓帝姚兴，迎请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长安翻译佛经，并亲自参与。南朝梁武帝萧衍，著阐发《涅槃》诸经经义数百卷，并三次舍身为僧。于是，出现了“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的现象。这种奉佛现象，也可以说是南北朝人们在离乱中出于对思想的解脱。而儒家思想则在普天奉佛的声浪中走向衰落。 隋唐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纷乱，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但是，伴随政治上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恢复，与之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并没有同时出现，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依然存在。这种思想学术与政治分离的现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心与忧虑。中唐著名思想家韩愈，首先打出了维护道统的旗帜，力排佛老，大声疾呼要追根溯源，明确提出了以仁义道德为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为传授关系的儒家道统。为了排佛攘老，韩愈还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意思就是要强迫和尚与道士还俗，焚毁佛道经典，拆毁佛寺道观。但韩愈等人的主张并未为唐王朝所采纳，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的统治者并未感到佛道对自己统治的实际威胁；已经陈旧的儒家思想，没有办法既能对抗佛老又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特别是不能成为满足统治者精神生活需要的理论体系。这样，韩愈不仅没有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他本人还因谏迎佛骨招来了“夕贬潮州路八千”的厄运。也正由于如此，终大唐一朝，始终没能建立起与大一统政治局面相一致的新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也是晚唐与五代百余年中原大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宋王朝建立后，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宋初，统治者总结五代经验教训，在“矫累朝藩镇之弊”的同时，向往以清净无为为宗旨的道家政治思想，开始出现排佛崇道倾向。宋太宗赵光义授意编纂的《太平御览》一书，则明显地表露出排佛崇道倾向。《太平御览》共1000卷，55部，《释部》只有6卷，而《道部》有21卷。其中介绍各自经典的部分，《释部》不到三分之一卷，而《道部》则有上下两卷。有关信条、戒律，《释部》只在第六卷中引各种史书介绍释家戒律故事9条，而《道部》则有《斋戒》、《养生》、《服饵（上）》、《服饵（中）》、《服饵（下）》等专题5卷。编纂者的思想，自然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也反映了宋初社会的思想。排佛崇道的结果，就是道家学说大昌。到了宋真宗时期，崇道思想甚至变成了一种作神弄鬼的迷信。 宋儒在排佛的同时，开始反思儒学。自东汉末年至五代的八百年间，儒学在与释道的较量中，为何不能取胜，反而不断衰微？一方面是儒学本身没有与时俱进，及时更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释道思想有其合理的成份。要实现儒学的复兴，必须汲取新的养分，来充实儒学，改造儒学，完善儒学。实际上，在一定情况下，对手就是最好的老师。东汉末以来，释道在与儒学的对立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形成三教鼎立的局面，这本身就说明释道有着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要复兴儒学，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研究对手，向对手学习。这样，宋儒不再像唐代韩愈那样，要简单地恢复尧舜禹汤文武孔子以来的儒家道统，甚至对佛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而是把释道作为汲取新的养分的首选对象。于是，不少学者如王安石、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等，开始把目光投向佛老典籍。他们大量阅读佛老书籍，吸收佛道中的有用成份，以“惟理是求”的原则，或援佛老入儒，或以儒释佛老，从而促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宋儒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出于儒而入于佛老，然后又出于佛老返归儒学，返求诸六经，完成了儒学融合佛老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佛道二教也在加强对儒学及对方的研究，使佛道儒学化。因此，佛道与儒学在宋代呈现出互为渗透、互为融合的态势。而儒学在吸收了佛老的精髓后，形成了一种既保留儒学精髓，又兼采他家优点与长处的新的统治思想，即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新儒学，这就是理学。这也是思想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周敦颐援道入儒 在宋代儒释道融合的历史潮流中，诸多大儒在对释道思想的研究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他们出入于佛老，或援道入儒，或援佛入儒，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与创新，为宋代新儒学──理学的诞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援道入儒方面，研究最深入、成果最丰富、最先取得理论突破的是周敦颐。那么，周敦颐为何要援道入儒？道家思想对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又有哪些影响呢？或者说周敦颐在哪些方面吸收了道家思想的精华呢？ 1、崇道风尚为周敦颐援道入儒创造了良好条件 周敦颐援道入儒，既是改造传统儒学的需要，也是北宋统治者推崇道教的结果。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北宋建立后，鉴于儒学衰微，为了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推崇道教就成为北宋统治者加强思想调控的有力开关，利用道教为其政治统治寻找合法依据就成为宋代的基本国策。为此，宋初统治者大肆扶持道教，不仅修整北岳、西岳、四渎等道教寺观，祭祀名山岳渎和宫观，而且还大肆祭祀道教的民间诸神。特别是宋初道教的头面人物陈抟（？－989），据宋人笔记记载，赵匡胤登基前曾与陈抟等道士密切来往。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念头，就与道士为其制舆论有关。北宋王朝建立后，无论是太祖赵匡胤还是太宗赵光义，都特别礼遇陈抟等道教头面人物。赵光义还为陈抟赐号“希夷先生”。“希夷”一词出自道德经，“希”指视而不见，“夷”指听而不闻。到了宋真宗时期，宋初二帝开启的崇道之风发展到了高峰。宋真宗不仅利用道教，礼遇道士，粉饰太平，而且还导演了一系列诸如“天书”、“圣祖”下降的闹剧，使崇道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中祥符元年（1008）春正月乙丑日，真宗召宰臣王旦、知枢密使王钦若等，说神人告知自己，将有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下降，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道场建后一月有余，在左承天门屋的南角发现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上书“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二十一字。这不过是真宗自我设计的一幕粉饰太平的闹剧。“天尊降临”的闹剧也是如此。由于道教迎合真宗的帝王心态，所以从大中祥符到天禧年间，真宗成了道教狂，四处遣使修庙祀神、上神仙尊号、度道士等崇道活动异常频繁。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正是由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崇道之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 周敦颐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当时，正是宋真宗崇道的高峰时期。周敦颐的父亲周辅成也是一位崇道之人。他任桂岭县令才一年多，就辞职归隐营道故里，过起了品酒赏月、游山玩水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崇道时代与崇道之家，周敦颐从小耳濡目染，肯定会受到崇道风尚的影响。父亲去世后，周敦颐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既是一位官场中人，又是一位饱学之士，而且深谙为官之道。在当时的政治风尚条件下，要想在官场立足和出头，除了要具备儒学知识外，了解和熟悉道家思想就成为一种必要。这样，就促使周敦颐在继续学习儒学知识外，必须研读道家经典，掌握道家思想知识。而舅舅郑向这样的名宦之家，为周敦颐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条件。他可以凭借舅舅家的优越条件，阅读到各种道家经典。这是周敦颐能够在宋儒中脱颖而出，在援道入儒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2、周敦颐在援道入儒方面的突破 周敦颐研读道家经典，并非只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风尚，为了自己能够在当时的官场立足。他在研读道家经典的同时，将道家经典中的一些观点与传统儒家观点进行比较，吸收道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用以改造传统的儒家思想，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周敦颐在援道入儒方面的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他的宇宙生成论上，为宋代理学创立奠定了本体论方面的基础。 哲学本体论方面的不足，是传统儒学的软肋和弱项。这也是传统儒学在同释道较量中，逐渐衰微而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周敦颐在对传统儒学与道家思想的研究中，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对儒学与释道之学进行深入研究后，周敦颐援引道家本体论方面的思想，对儒家本体论进行重新构建，建立起自己的宇宙生成论。周敦颐的全部哲学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中，而《太极图》起到为《太极图说》“立象”的作用。他的《太极图》，源于道家的《太极先天之图》。 图五：《太极先天之图》 图六：《太极图》 如果将周敦颐的《太极图》与道家《太极先天之图》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太极图》的名称系《太极先天之图》的简化。其二，《太极图》五个层次的安排，系《太极先天之图》的移植。其三，《太极图》第二圆的“阴静阳动”，是活用《太极先天之图》第一圆的“阴静”和第二圆下面小圆内的“阳动”。其四，《太极图》的第四圆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即《太极先天之图》木火水金土两旁“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下移。其五，《太极图》移《太极先天之图》第四圆的“万物化生”至第五圆。 周敦颐将《太极先天之图》作了一些改变，形成一个新图，即《太极图》，并非一个简单的改变，而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改变。如果将《太极图》与《太极图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奥妙。《太极图》第一圆只是一个单独的白圆圈，旁边没有文字标注。《太极图说》则有“无极而太极”。“太极”是阴阳未分之前，“无极”则是更加遥远的过去。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如何用简单的图式来表示呢？周敦颐沿用《太极先天之图》的第一圆，并且什么也不标注。这是因为，如果照样标注“阴静”二字，就不符合“无极而太极”的意旨了。《太极图》的第二圈是借用《参同契》的《水火匡廓图》意在说明阴阳的运行。于是，周敦颐将《太极先天之图》第一圈的“阴静”与第三圆的“阳动”移到这里，正好说明阴阳运行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太极图说》则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则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联系《太极图说》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太极图》的这种安排，绝不是几个文字的安置和移动，而是一项关于宇宙生成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太极图》的第三圈借用《参同契》的《三五至精图》。原图据“三五与一，天地至精”的文意绘制而成，图式比较复杂，本身就体现了水、火、木、金、土五气互相联系、互相变化的关系。所以图旁无需再作标注。如果留用《太极先天之图》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与宇宙万物生成序列不合，所以不取。《太极图说》则说：“阴变阳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这样，宇宙生成由无极而太极，由太极而阴阳，由阴阳而五行的大体轮廓，也就比较清楚了。《太极图》的第四圈，即《太极先天之图》的“万物化生”。从“五气顺布”到“万物化生”，就生物来说，应该有一个性的分工问题，也就是《易经》的乾道和坤道。于是，周敦颐借用了《太极先天之图》置于水火木金土两旁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标注。宇宙万物到了生物即将出现的前夕，借用“男女”来来表示阴阳二性在生物起源中的作用，这也算是一种创造。《太极图》的最后一圈，沿用了《太极先天之图》的最后一圈，只是将上一圈的“万物化生”称至最下，说明宇宙生成发展到了物种的阶段。《太极图说》也只是简单地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综上所述，《太极图》、《太极图说》是援引道家思想而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创新成果，最后完成了道家弟子千百年来对宇宙本体的探索。特别是“无极而太极”的著名哲学命题，将我国传统的宇宙本原学说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为理学的创立奠定了本体论方面的基础。 （三）佛学对周敦颐的影响 北宋初，儒学与佛教势同水火，两不相容。儒学大师们都不遗余力的排斥佛教，捍卫儒学独尊的地位。孙复、石介、欧阳修诸儒皆“为辟佛老之说，行于天下”。孙复、石介排佛尤为激烈。他们以佛教灭弃仁义、礼乐等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为借口，像唐代韩愈那样主张对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欧阳修较之二人则比较理智。特别是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僧人契嵩对欧阳修等人的斥佛曾指出：“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则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治心者，非佛亦不可。”（契嵩《镡津文集》卷八《寂子解》）意思是说，儒家长于治世而短于治心，佛学则长于治心。面对这样透骨的挑战，欧阳修无法作出圆满的回击。这也使宋儒必须思考一个问题：要想战胜佛教，取得排佛运动的胜利，仅用粗暴的方式不能奏效，必须从根本上通过宣传，让百姓懂得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都是通往“为善”的唯一途径。因此，进入北宋中叶后，宋儒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士人习佛成风。二是简单的表面式的斥佛转向从学术上对佛教进行批判。三是大量汲取佛学内容来改造和充实儒学。 周敦颐生活的时代，正是宋儒从排佛向援佛转变的时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周敦颐不可避免受时代之影响。特别是他在润州丹徒县鹤林寺为母亲守丧三年。而鹤林寺的住持寿涯是宋代高僧，并与当时的社会名流有着广泛的交往。周敦颐守丧期间，与寿涯有着良好的交往关系。寿涯还安排周敦颐同当时的大儒范仲淹、胡瑗、胡宿聚会，足见他们关系之密切。周敦颐与寿涯之间有着这样的密切关系，而且当时周敦颐在学术上已经小有名气，他们就不可能没有学术交流。目前，尚未发现他们之间在学术有何交往以及交流情况如何方面的记载。但是，他们之间有学术交流应为正常现象，以至有人说周敦颐的《太极图》是寿涯所传，尽管这种说法已为学界所否定。后来，周敦颐曾经两次上庐山，而且两次都造访佛寺。第一次是嘉祐六年（1061），周敦颐赴任虔州通判，途经江州（今江西九江），好友潘兴嗣陪同他上庐山，曾夜宿牛牯岭兴国寺，与方丈常聪大师结缘。这兴国寺，原名东林寺，始建于东晋太和十一年（386），宋时才改称此名，为庐山三大名寺之一。这常聪大师，也是宋代高僧。第二次是治平二年（1065），周敦颐因虞州大火，移调永州通判，绕道江州，在好友江州知府程师孟的陪同下，专程造访庐山大林寺。这大林寺也是庐山三大名寺之一。大林寺的住持佛印，也是宋代名僧。 周敦颐在同这些当时名僧的交往中，他的学术思想在这些高僧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些高僧在佛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也对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带来了一定影响。周敦颐的修养论，明显地吸收了佛家思想。特别是他的“无欲”、“主静”说，渊源于佛教的禁欲主义。而他的《爱莲说》一文，更显示了他的佛学因缘。由此可见，周敦颐是以儒家经典《中庸》和《易传》为核心，接受释道的影响，发展儒家原有的“太极”和“诚”这两个范畴，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个人修行等联系在一起的哲学思想体系。 第八章 周敦颐与程颢、程颐 在周敦颐的一生中，与周敦颐关系最为微妙的莫过于程颢、程颐兄弟。纵观周敦颐的一生，其最大的成功之处，是收了程颢、程颐两位弟子，而其最大的失败之处，也是收了程颢、程颐两位弟子。说收二程为徒是最大成功之处，是因为二程继承并发展了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到朱熹集大成，使理学成为宋、元、明、清四朝不动摇的官学。说收二程为徒是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因为二程功成名就，却从来不尊周敦颐为师，甚至对周敦颐颇有轻蔑态度，使自己与二程之间完全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 周敦颐的弟子肯定不少，然而值得称道的弟子也就程颢、程颐兄弟与张宗范而已。这三名弟子中，只有合州的张宗范对周敦颐崇敬有加。不仅周敦颐在合州为官时崇敬他，他离开合州后，张宗范还给周敦颐立生祠纪念。其崇敬之情，可谓无以复加。但是，程颢、程颐兄弟完全相反。终其一生，兄弟二人从来没有尊周敦颐为师，甚至连周敦颐的名字也很少提到。即使偶尔提到，也是直呼其名“周惇颐”，或以“汝南周茂叔”相称。程颢、程颐兄弟是最讲究和重视师道尊严的。而他们对周敦颐显然是一个例外，是一种大不敬的态度。反过来看，周敦颐对二程也是如此，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提及二程。终其一生，周敦颐对收二程为徒之事也闭口不谈。特别是周敦颐去世前，二程已经大名鼎鼎。然而周敦颐并没有将自己死后的墓志铭、墓碣铭交由大名鼎鼎的二程去写，而是交给自己的挚友潘兴嗣、内兄蒲宗孟，以至后来招致诸如朱熹、陆九渊等人的非议。这些问题，不由得使人疑窦丛生。那么，二程为什么对自己唯一的老师都不承认？他们提及周敦颐时为什么竟然直呼其名？他们是否没有拜周敦颐为师？或者是否其中还有着其他的难言之隐？ （一）程颢、程颐其人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为程颢之胞弟，人称 二程之家历代仕宦。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也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 北宋以来，二程在哲学上、教育上有着很高的历史地位。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诏令两程祠以颜子(即颜渊)例修建，祭文称颂两程“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另嵩阳书院亦为纪念二程所立。《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清康熙二十五年，二程进儒为贤，位列孔子及门下、汉唐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匾额。 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编成的《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 （二）程颢、程颐是否拜周敦颐为师 程颢、程颐兄弟从不正面提及与周敦颐之间的师生关系，不尊周敦颐为师。程颐作其父《太中公家传》中这样说道：“公在虔时，尝假倅南安军，狱掾周惇实年甚少，不为守所知。公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因与为友。及为郎官，故事当代举。每迁授，輙一荐之。”从程颐的这段话来看，他父亲程珦在南安军任副职时，赏识周敦颐的学问，与周敦颐成为好友。后来，其父为郎官时，还经常荐举周敦颐。然而，程颐在这里只说对了一半。程珦在南安军时，赏识周敦颐的学问并与之结为好友，这是真实可信的。但是，说程珦在升任郎官时，举荐周敦颐取代自己；之后每遇升迁，都荐举周敦颐，除了程颐的说法外，却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特别重要的是，程颐刻意隐去了程珦要程颢、程颐兄弟拜周敦颐为师的事。程颐为何要隐去这段历史，确实让人深为不解。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拜周敦颐为师，或者说周敦颐并未收他们为弟子。然而事实的真相如何？从诸多相关资料看，二程拜周敦颐为师，周敦颐收二程为徒，这是铁定的历史事实。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证实。 其一，朱熹的高足度正编辑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有记载。朱熹是二程的第四代弟子，度正则是二程的第五代弟子。而度正在搜集周敦颐的著述、考证周敦颐的行迹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周敦颐的生平行迹及著述情况有着重要的发言权。他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有如下记载： 庆历六年丙戌（1046），先生时年三十。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程公珦，假倅 南安，视先生气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为友，令二子师之。及为郎，每 迁授当举代，輙以先生名闻。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1032）， 伊川生于明道二年。时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耳。故《明道传》云：“自十五六 时与弟颐闻周惇实论学，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手以《太极图》授 之。” 这段记载，对二程拜师周敦颐的前因后果都讲得很清楚，并为后世所认可。其中引用的《明道传》一语，程颢虽然没有直接承认自己与弟弟程颐拜师周敦颐，但是从其“与弟颐闻周惇实论学”的说法，也可以间接证明二程曾经师从周敦颐。当时的二程，一个十五岁，一个才十四岁，不可能已经具备多么高深的学问。所谓的“闻周惇实论学”，其实就是听周敦颐讲课。直呼周敦颐之名，完全是把自己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确实是大不敬。退一步讲，即使是一般的听课，也是学生听老师讲课，讲者与听者之间也构成了师生关系。何况周敦颐还“手以《太极图》授之”！ 其二，宋版《 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河间刘立之叙 道，体道成德，出入孔孟，从容不勉。” 程氏门人记二先生语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 事。” 又曰： 又曰：田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 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因见，果知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时好田猎，既而自谓 “已无此好”。 哲宗、徽宗实录云：伊川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于舂陵周茂叔。 上面这些记载充分说明，程颢、程颐兄弟曾经师从周敦颐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上面这些说法，既有二程自己所说，也有他人所述。特别是哲宗、徽宗实录，是记载二帝言行的，不会记载失实。即使《实录》记载失实或有篡改，也只会在一些涉及皇帝隐私或重大政治阴谋方面，而绝不会对二程是否拜师周敦颐这样的小事进行篡改。因此，《实录》所载不会有误。还有程氏门人所记二程“昔受学于周茂叔”之语，也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至于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和程颢“见猎心喜”二事，曾经散见于多种资料，其真实性也是可信的。 周敦颐在二程求学时，要求二程“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并特别强调颜渊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的精神。为此，周敦颐反复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教育他们像孔子、颜渊一样，从对学问的刻苦钻研中寻求乐趣，从德行的不断积累提高中寻求乐趣。周敦颐还提出“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多层次修养目标，提倡人的道德修养要不断依层次上进，直到使自己的思想与客观自然规律融合为一体，并从中体会到希贤、希圣、希天的乐趣。这样的乐趣，也应当包含在“每令寻颜子、仲尼乐趣”之中。周敦颐这样要求二程，确实是一位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与希望，而不是一般朋友之间的劝告。 其三，周敦颐的《通书》（包括《太极图》与《太极图说》）是由二程最早刊印的。周敦颐的全部学术思想，基本上集中在《太极图》、《太极图说》与《通书》中。周敦颐的著作最早编定成书，是二程在世之时，朱熹称之为“二程本”。当时的《太极图说》包含在《太极图》中，而《太极图》又附于《通书》之后。朱熹在《周子太极通书后序》中说： 故潘清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太极图》为称首，然而此图当为书首 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原注：刑宽居之云）。 后来，通过朱熹的几次整理，最后将二程本《通书》调整为《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等三篇并列的著作。那么，二程为什么要刊印周敦颐著作？二程为何有周敦颐著作？如果二程与周敦颐没有师生关系，平时又没有什么交往，他们手里的《通书》又是哪里来的？不可能想象，二程是偶然发现了周敦颐的著作，突然心血来潮，于是将周敦颐的著作刊印出来，供儒士们学习、研究和参考。二程能够最早刊印周敦颐的著作，表明他们的手里早就拥有周敦颐的这些著作。他们之所以刊印周敦颐的著作，是因为周敦颐的这些著作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二程刊印周敦颐的著作，也是间接承认他们与周敦颐之间的师生关系，并以此作为不承认与周敦颐师生关系的一种补偿。 综上所述，二程曾经拜周敦颐为师，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二程在周敦颐那里呆了多长时间，却是难有定论。宋人饶鲁《金陵记闻注辩》载： （程颐）又曰：古人有言，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若一日有所得，何止胜 读十年书也。尝见李初平问周茂叔云：“某欲读书，如何？”茂叔云：“公老矣，无 及矣。待某只说与公。”初平遂听说话，二年乃觉悟。 按照这一记载，当时周敦颐为郴县县令，李初平为郴州知州。周敦颐是于庆历六年（1046）在江西南安军收二程为弟子的。当时程颢十五岁、程颐十四岁。是年冬，周敦颐升任郴县县令。程颐自己说曾经见李初平问周敦颐读书之事，由此表明二程也随周敦颐由南安来到郴县，而不是随父程珦留在南安。周敦颐任郴县县令四年，直到皇祐二年（1050）改桂阳县令。二程跟随周敦颐在郴县的时间有多长，是否直到周敦颐改任桂阳县令之前，尚不得而知。但是，二程能够随周敦颐由南安到郴县，足以说明程珦是完全把二程托付给周敦颐，不仅由周敦颐负起二程的教育责任，而且还要负责二程的生活。仅就这一点而言，就可以说明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二程拜周敦颐为师是毋庸置疑的。其二，拜师后的二程是随周敦颐学习与生活的，而不仅仅是周敦颐给二程讲讲课，二程的生活起居由父母负责，从而比一般的师生关系更为密切。其三，二程师从周敦颐的时间即使不很长，但绝对不会很短，更不是周敦颐在短时间内临时给二程讲讲课。 （三）程颢、程颐为何不尊周敦颐为师 自古以来，师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天所以覆万物，地所以载万物，君所以治万民，亲者则生身父母之谓，师者授道解惑。五者并称，古今使然。天与地可以并称天地，父与师则可以连称师父，且尊师于前。在民间，更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不尊重师父是与不孝敬父母相提并论的，称为忤逆不孝；欺师与灭祖也是相提并论的，称为欺师灭祖。作为理学重要创始人的二程，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与利害。然而他们偏偏不尊周敦颐为师，对周敦颐毫无敬意可言。就程颢、程颐自己非常注重的师道尊严而言，从不正面提及与周敦颐的师生关系，刻意回避与周敦颐的师生关系，已经可以说是大不敬。而在提及周敦颐时，不称周敦颐为自己的老师，却直呼周惇实其名，或称“汝南周茂叔”，这更是一种大大的不敬。宋版《 二 能显扬师道？ 又尝言吾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 何也？ 师之所存，道所存也。二程所与门人朋友问难往之书，不一而足，何独简于 师门？ 濂溪卒于熙宁六年，横渠卒于熙宁八年，二程之于横渠哭之甚哀，独于濂溪不 闻其哭诸寝门之外也。程子尝有言，师不立，服不可立也。颜子之于孔子，当斩衰 三年可也，况伊川以师道自尊，如是安有师存而遂忘之，师死而遂倍之者耶？ 《金陵记闻注辩》的这些记载说明，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很多关于二程不尊师的说法。上面的这些说法，只是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程颢荐亲不荐师。熙宁二年（1069），程颢为御史（权监察御史里行），荐举数十人，以父亲程珦的表弟张载、自己的弟弟程颐为首，却没有荐举周敦颐。第二种说法是二程及人不及师。在二程接触的诸多大儒中，他们只讲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邵雍（字尧夫，号康节）、司马光（字君实，世称涑 二程是特别注重师道尊严的大儒，为什么对自己的老师这样大不敬？其中肯定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有着他们的难言之隐。从多种文献资料综合分析看，在程颢、程颐与周敦颐之间有着三道无形的障碍，或者说有三道无形的鸿沟：一为政治鸿沟，二为道德鸿沟，三为学术鸿沟。 1、政治鸿沟 周敦颐与二程虽为师生，但他们的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理念并不相同。周敦颐是倾向变革的，二程则是倾向守旧的。具体讲，在对待王安石变法问题上，周敦颐同情、支持王安石变法，二程则是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头面人物。这种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的不同，是导致二程回避与周敦颐师生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敦颐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将在后面专门述及，此处从略。 二程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在政治思想上颇受父亲程珦的影响，比较守旧。后来，王安石主持朝政，实行变法，程颢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于是潜心于学术研究。直到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后听政，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物被起用，重新掌握政权。这样，程颢也被召入京，授为中正寺丞。然而，这时的程颢已经病重，未及上路，便死于家中。 程颐年轻时一直未能为官，而专注于讲学授徒，在当时名气很大。然而，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是保守的，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他没有直接反对的机会，就支持父亲程珦出面反对。元祐元年（1086），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重新掌权。由于其兄程颢去世，从而给程颐带来了机会。他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然而，程颐以师道自居，对宋哲宗正色训诫，又主张一切都用古礼，从而引起了诸多朝臣不满。中书舍人苏轼认为他不近人情，每加讥讽。程、苏二人从此尖锐对立。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他主动辞职回乡。尽管如此，绍圣三年（1096），新党再度执政，他仍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成员，流放到四川，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才被赦免回到洛阳。 二程的坎坷人生经历，可以说都与北宋时代的新旧党争相关。新旧党争最后的结果是旧党胜利，新党失败。当时，旧党的势力非常强大。而新党为了变法，推行新政，其手段非常强硬，大批旧党人物遭到贬谪流放。由于旧党最后得势，当时对新党的反对之声呈一边倒的状态。人们谈及新党人物，都有一种轻蔑态度，唯恐避之不及。而周敦颐在政治上是同情支持新党的。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二程不承认自己同周敦颐之间的师生关系，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表示自己与周敦颐不是同路之人，最起码可以说是与周敦颐划清了界线。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予以证明。这就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极力地否定蒲宗孟所撰周敦颐《墓碣铭》中有关周敦颐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朱熹这样做，无非是为尊者讳，使周敦颐与王安石划清界线，使自己的祖师爷周敦颐免遭骂名。二程与朱熹的做法不同，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道德鸿沟 周敦颐和二程的道德伦理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看到了伦理道德在维系封建统治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都主张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为“至圣”而努力。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又有着不同的看法与主张，从而导致了道德观念上的障碍与鸿沟。 在周敦颐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礼是最具实际性的规范。他在《通书·礼乐》章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先礼而后乐。”在这里，周敦颐从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对礼进行了解释。从理论上讲，周敦颐释礼为理，即治理的意思。理的本意为治玉，即对玉料进行琢磨加工，引申为治民，治理社会。从实践方面来讲，周敦颐释礼为君必君，臣必臣，父必父，子必子，兄必兄，弟必弟，夫必夫，妇必妇，亦即使君 二程继承发展了周敦颐的道德伦理思想，并提倡在家庭内形 更严重的是，程颐反对妇女改嫁，恰好是在自己与老师周敦颐之间划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是因为，周敦颐的生身母亲郑氏就是改嫁之人。郑氏先嫁卢郎中，并生有一子叫卢敦文。时任黄岗县尉的周辅成，在妻子去世后续弦，再娶郑氏为妻，并生下周敦颐。程颐反对妇女改嫁，而老师周敦颐的母亲就是再嫁之人，无论程颐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都是没有为尊者讳。对此，周敦颐会作何感想？程颐既然反对妇女改嫁，师母却是改嫁之人，任凭程颐怎么解释都是解释不清的，而且无论如何都是没有说服力的。俗话说，打人怕打脸。程颐反对妇女改嫁，正好是往老师周敦颐及师祖母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两记耳光。当然，程颐当时可能并没有想到这一点。而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自己还有什么脸面来认这个老师与师祖母？程颐作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儒，他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当然会很快影响到社会风气。当反对妇女改嫁成为社会普世价值时，程颐自己已经被逼到墙角，没有任何退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好选择不尊周敦颐为师。在这种情况下，周敦颐也被逼到了墙角，没有了任何退路，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不再提及自己有程颢、程颐这两个学生。因此，反对妇女改嫁这个问题，可能是程颢、程颐不尊周敦颐为师，周敦颐也不再认程颢、程颐为自己弟子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终极原因！ 3、学术鸿沟 理学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从理学的酝酿、产生、成熟、完善，到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凝聚了宋代诸多大儒的共同智慧，决非一人之力，亦非一日之功。其中，对宋代理学创立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四大学派，即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此外，当然还有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之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也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中，濂、洛、闽三大学派还有着师承关系。然而，恰恰在濂、洛两大学派的师承关系上出现了问题。 程颢曾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的这句话，是一句大实话。二程的学术思想确实是有所受，而且是师承周敦颐，这是历代学界的共识。“天理”二字确实是二程所悟。作为哲学范畴，“理”并非由二程所首创。但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述出来，把“理”或“天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最高本原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化身，用“理”来代替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应该说是从二程开始的。同时，二程以“理”为哲学的核心和最高范畴，集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人性论、伦理观、历史观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由于二程长期从事讲学，程颐还曾被授“崇政殿说书”，因此二程门人如织，弟子众多，其中很多人如杨时、侯仲良等，后来都成为宋代大儒。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鸿沟与道德上的鸿沟，二程始终不尊周敦颐为师。那么，在学术思想上，二程当然也不能说自己源于周敦颐，或者说师承周敦颐。为此，他们在讲学过程中始终不提及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始终不介绍周敦颐的学术著作，以示自己与周敦颐没有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即使在一些问题上持与周敦颐完全一样的观点，他们也有意无意地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表达，以示自己与周敦颐无关。对于这一点，宋人饶鲁在《金陵记闻注辩》中，对当时有关周敦颐学术思想及其与二程关系的一些问题，做过专门研究。其中关于二程与周敦颐的学术思想，记录了以下几个问题： 考之二氏（二程）之书，则诚不能无少不同。周子曰无极，曰静虚；程子曰无 太虚，皆实理也，天下无实于理者。周子曰“静无而动有”；程子曰：言无旡则多 旡字，言有无则多有字，有无与动静同。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程 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周子谓一为要，程子谓主一无适为敬。周子谓无欲故静，程子谓敬而无失为中， 静中须有物始得。此其文义类多有不同者。 程子之书，其发天地之秘，尽事物之情，亦已至矣。独未尝一言及于《图说》 与《通书》者，固有深意也。事有发于毫厘之间，而其末流之差不倦寻丈之远者， 穷理之君子所当辩也。 最后，饶鲁以“余不能答，姑以质之同志云尔”作结。从饶鲁的这些记述看，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对二程与周敦颐之间的学术关系存有疑问。饶鲁虽然记述了诸多问题，却以“余不能答”作结。我们则可以从这些记述中看到，不管二程如何想撇清自己与周敦颐之间的关系，好像都是无济于事的。 二程有意无意地不提及自己的学术渊源，也就在自己与周敦颐之间划上了一道学术上的鸿沟，并在人们中产生一种错觉或疑问，即二程的学术思想到底是否有师承？是否真的只是“自家体贴出来”？久而久之，人们对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句话，只知道后半句“自家体贴出来”，而不知道前半句“吾学虽有所受”。正是因为如此，不仅历史上有人否定二程之学与周敦颐学术思想之间的师承关系，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如此。冯克诚、田晓娜主编的《中国通史全编》第七章，在《高度繁荣的宋代文化》中这样写道：“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实际上，周敦颐虽然写过《太极图说》和《通书》，他的学术思想在北宋并无传人（原注：程颢、程颐全不传他之学）……在北宋学术思想领域内，周敦颐是全然没有地位的。” 周敦颐是否应该列在宋代理学之首位，他的学术思想是否有传人，程颢、程颐是否“全不传他之学”？周敦颐列宋代理学之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周敦颐最先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哲学命题，为宋代理学的创立奠定了本体论方面的基础。换句话说，在宋代哲学或理学的本体论方面，周敦颐是有很大贡献的。其次，周敦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过“理”的范畴，他的后学也并没有按他“无极而太极”的本意去研究宇宙的生成与发展，但他关于阴阳动静的运动观，却从另外的角度统括了理学，并统括了与理学相对的心学和性学，成为统摄宋代诸派之学宗。程颢虽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但在动静问题上却仍是周敦颐的“主静立极”之说。主张“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的程颢，其学说虽与程颐略有不同，但人的修养必须在动静上下功夫，却是完全一样的。朱熹更是认为：“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则又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故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和朱熹理学相对立的陆氏心学，尽管在无极太极问题上形若冰炭，但在主静问题上却都是高度一致的。所有这些说明，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在宋代理学的创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影响。而且从时间上来讲，周敦颐学术思想形成在前，二程的学术思想形成在后，加上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因此将周敦颐放在宋代理学之首，他是当之无愧的。由于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他们的很多学术观点明显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因此不管二程承认与否，他们与周敦颐之间的师承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时，不管他们承认与否，他们都是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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