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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5月5日，马克思从布鲁塞尔给蒲鲁东去信希望他能担当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以避免民族局限性。 
“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我们已经同英国建立了联系；至于法国，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您知道，到目前为止，英国人和德国人比您自己的同胞更看重您。”恩格斯也于信尾附笔说：“您可以相信，您的著作使我对您怀着深切的敬意。”1846年5月17日，蒲鲁东从里昂发给马克思的婉拒担任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巴黎通讯员的信中提到，自己一部正在印刷中著作即将问世，马克思可借此认识自己的观点。蒲鲁东回信说：“我认为，为了取得胜利根本不需要这样，因此我们也就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据我看来，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我们的无产者渴望着科学的知识，他们对于劝他们只去喝血的人们会给予十分不好的对待。”马克思和蒲鲁东两人明显话不投机，两人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无法共振啊。况且，蒲鲁东眼中的“无产者”只是作坊主、手工业者、行会师傅以及帮工等，这显然不同于马克思眼中遭受资本家剥削的产业工人这样的“无产者”。马克思邀请蒲鲁东无异于对牛弹琴或鸡同鸭讲，两者是有着原则性的分歧的。所以，蒲鲁东拒绝邀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他回信中说马克思鼓动工人进行横暴的社会革命“只是全劝他们去喝血”的指摘，就有点率先撕破脸皮的意思了。或许这就是马克思在1865年蒲鲁东去世后于《论蒲鲁东》一文中大肆贬低蒲鲁东的历史缘由吧，积怨大爆发啊（可参看前面几篇推文）。1846年10月15日蒲鲁东在巴黎出版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1846年１１月１日，马克思收到了安年科夫的信，信中提到了蒲鲁东的新出版的著作《贫困的哲学》。12月23日，马克思通过恩格斯发自巴黎的信件《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中得知此事。恩格斯在信中提到：“你们可能已看到了蒲鲁东著作的广告。这书最近我将弄到手；这本书卖十五法郎，人们买不起，太贵了。”恩格斯还汇报了自己在巴黎同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和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情况。那里木工和裁缝工人居多，锻冶工人和制革工人的情况恩格斯还无法了解。“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证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 根本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由此可见蒲鲁东思想在法国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力。恩格斯向手工业者们表明了“共产主义”与蒲鲁东思想影响下的格律恩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它（共产主义）用财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尊敬的态度，最后也排斥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这样，我把共产主义者 的宗旨规定如下：（１）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２） 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３）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这个问题争论了两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三个格律恩分子中最好的一个觉察到大多数人的情绪，完全转到我这方面来了。其余两个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对此毫无觉察。有好几个还从来没有发过言的人突然开口讲话，宣布坚决拥护我。在这以前只有云格这样做过。这几个新人，虽然因为害怕得发抖而说不清，但是都说得非常好，看来他们具有相当健全的头脑。一句话，在表决的时候，以 十三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守上述定义的。至于投反对票的那两个依然忠实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个后来也宣称他有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格律恩过去曾经很容易地摆脱了债务，因为他的主要债主都是格律恩分子，都是他的主要追随者，而现在，他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甚至在他的一部分追随者的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了；不管他怎样捣鬼和试探（例如，戴上帽子参加城门口的集会等等），他还是连同他的蒲鲁东的协作社一齐遭到了显然的失败。”漂亮！这活恩格斯干的漂亮。如果是蒲鲁东在巴黎担任通讯员的话，他只会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对着干。12月下旬，马克思从自己的书商那里终于获得了这本书，并用两天的时间匆匆浏览了一遍。12月28日马克思在写给安年科夫的信《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中对该书第一次作了详尽的批判。（《马恩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476-488）第二年即1847年1月开始用法文写作《哲学的贫困》，4月初这部著作基本完成并付印；6月15日马克思又为该书写了序言；7月交付卡·格·福格勒出版社在布鲁塞尔出版社了800册，其中的150册交给巴黎的出版商弗兰克以作赠书和推销之用。但11月13日，恩格斯才出乎意料地得知，弗兰克不地道地要求接受赠书者加收15苏（比利时货币），以致大量的书积压在他的仓库里。就连在马克思开列的赠书名单中的路易·勃朗也没有收到赠书，就这还是恩格斯与路易·勃朗的多次接触和接触中才得知的。故而，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发行后的总体效果并不够理想。直到1885年1月下旬，经恩格斯审定，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合译的完整版的《哲学的贫困》的德文第一版在斯图加特出版。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才真正开始产生影响。{转发并关注，每天必定有点小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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