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桃洲：我特别希望树立起“姜涛的诗歌批评”这座标杆

好吧，我就先抛砖引玉谈一下。我对姜涛确实太熟悉了，多年来读他的诗歌和批评，总想就他的诗歌或者批评写点东西，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也没有想好如何“下手”、从什么角度切入。回想起来，最早读到姜涛的文章还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是他大概也正读研时写的一篇关于冯至、穆旦诗歌中人称分析的论文，很是赞赏、印象极深。前些年我们几个青年学人组织过一系列的讨论会，其中两次的主题就是姜涛：一次是关于他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一次是围绕他的论文《巴枯宁的手》展开的。这次活动恰好是一个契机。我们课题组的学术活动以对姜涛诗歌批评的讨论为起点，是有一定象征意味的。我觉得这个起点就像是要树立起一个标杆，一个当代诗歌批评的标杆。这个标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尺度，以之去衡量当下诗歌创作和批评，厘定诗歌批评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位置。

关于姜涛的诗歌批评，这里我先斗胆作出一个论断——这其实是昨天王老师聊天时说的，我个人非常赞同——他的诗歌批评是我们这一代批评者中最好的（没有之一）。更进一步地说，我认为综合地看待姜涛的诗歌批评（还有他的其他学术研究），它们是没有明显瑕疵或缺陷的。没有瑕疵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说它们表现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而是指它们在一些关键命题的把握上、在一些重要的评判和分析上甚至在行文上，基本上没有闪失，经得住时间的检验，是令人信服和值得信赖的，也会不断给人启发（相比之下，我们在当下的诗歌批评里看到了太多经不住推敲、不值得信任的东西）。昨天王老师聊天时似乎提到了，姜涛的诗歌批评里隐含着一些可以延伸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正是他诗歌批评的活力所在，能够激发后来者沿着其问题的线索继续思考和探究。

我想举出两位十分优秀的诗歌批评家，与姜涛稍微做一番比较，以凸显姜涛诗歌批评的特点，一位是上一辈的陈超、一位是同辈的敬文东，这两位的诗歌批评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诚如王老师所说，姜涛的诗歌批评里有一些议题是从陈超诗歌批评的相关论述中生发出来的，是在后者基础上的推进。不过，我注意到陈超诗歌批评里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诗歌本体、个人化（或个人主义），以及“历史想象力”等，在他的某些阐释中，包含了一种本质化、静态化的趋向，这是毋庸讳言的。我曾在一篇关于陈超的评论中指出过。虽然陈超试图显出某种历史的眼光（如《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方式的转换》等），在批评中引入文化、生命、精神等因素，以反对单纯的修辞学，但最终呈现的文本面貌仍然显得相对封闭、自足，特别是他偏好从普遍的视角和观念出发谈论问题，容易与具体的批评实践脱节、造成错位。正是在陈超诗歌批评的薄弱处，姜涛将其关键概念的讨论导向了一种更开阔的视域，针对陈超的“历史想象力”发出了强有力的追问：“'历史想象力’有否存在内在的限制，又该怎样突破限制？这一突破又将伴随了怎样的困境？”（《“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这一带有自我反思性质的追问显然有助于祛除这一概念的本质化趋向。而把敬文东和姜涛进行比较也是很有意味的，敬文东诗歌批评的特点是内容博杂、思路灵活，并且善于运用历史文献，不过他对历史文献的处理方式是“为我所用”，将材料纳入自己的论述框架或理路中，不太考虑和遵循所用材料自身的逻辑。在这一点上，姜涛的做法几乎是相反的，他对材料的使用首先是基于材料本身蕴涵的问题，同时重视材料得以生成的历史语境，充分意识到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张力并呈现出来。前一阵敬文东分别谈论欧阳江河和西川的两篇长文引起了反响，这两篇长文的分量确实很重，不仅切中欧阳江河和西川诗歌之弊端的要害，而且以他们为例指出了当代诗歌的一些缺陷和问题。不过从我的阅读体会来说仍有一种不满足感，主要是两篇文章对两位诗人和当代诗歌的反思虽然有其深刻甚至锐利之处，但基本上还是在一个比较单线的维度上，缺乏必要的历史纵深感，因此很容易执于一端而不顾及其他，未能全面剖析这两位诗人和当代诗歌写作面临的真正困境。这样的“偏至”，在姜涛的诗歌批评中是被避免了的。

可以看到，从较早的《叙述中的当代诗歌》、《“混杂”的语言：诗歌批评的社会学可能》，到后来的《“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巴枯宁的手》等，姜涛的诗歌批评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诗歌的潜在流向和重要议题，在批评视野和方式上做了很大的拓展与更新，它们所显现的总体启示是：在诗学自律性瓦解的情形下，如何通过批评重建诗歌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将诗歌周边的一些被剥离的因素恢复并带入变动的批评实践及对当代诗歌的反思中，重塑诗歌及批评的主体。前些年看到姜涛的文章《巴枯宁的手》后，我们几个朋友都很兴奋，认为文中论及的话题值得关注，于是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讨论，后来为整理的讨论稿取标题时选用了文章里面的一个关键词“不告别”，这个“不告别”是针对该文分析的《下雨》一诗写作之际（1990年代）弥漫的“告别”氛围（向革命时代的历史和观念告别）而言的，这首诗显示的“不告别”姿态十分醒目，姜涛在文中写道：“这种'不告别’多少有点怀旧色彩，但决不是感伤兮兮的，而是暴露了某种挥之不去的记忆的在场，它不仅在场，而且仍潜在地支配了自我的意识。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两个名字的前后对峙，就像一柄铁钳，紧紧地夹住了这首诗，也强化了意识深处的结构：不是从他人那里赎回自我（当代诗歌的基本主题之一），而恰恰是在一种'加入’意识中获得自我更生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不告别’恰恰不是怀旧的，而是指向了一种挣脱当下的可能，一种重建主体的可能，无政府主义的记忆提供了这种结构，它唤醒了诗歌语言内部沉睡的政治性。”这篇文章以剖析《下雨》这首诗切入，层层推进的同时反复宕开，将当代诗歌的处境置于20世纪繁复而阔大的现代性历史背景中，引入了众多思想文化资源，探讨在“一个文化公共性全面萎缩的年代”重建“文本与行动”、“知识与实践”之间关联的可能性。这样，姜涛的诗歌批评兼具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洞见，往返于历史与文本之间激发读者不断警醒自己重设提问的角度、探寻立论的前提。这远非当下那些就事论事的诗歌批评所能相比的（那些批评要么拘泥于局部或眼前的近处，要么止步于某个对象、文本或问题本身）。也许，人们从姜涛的上述文章里，看到他较多地处理了诗歌的外部因素，或采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会将他的批评方法简单地归结为对本体的超越、从所谓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的转换，视之为诗学社会学或政治学诗学之一种。其实不完全如此，我觉得他的诗歌批评里包含了一种深刻的人文立场。

我注意到，姜涛近几年的诗歌批评较为集中地探讨了“当代诗”的问题。这本《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的副标题是“当代诗的限度及可能”，此前他自编了一本论文集，题目则是《当代诗的“笼子”内外》，着眼点都是“当代诗”。两本集子里的一些文章从标题看，就鲜明地指向了“当代诗”的议题，如《当代诗中的“维米尔”》《当代诗的“笼子”与友人近作》《“混搭”现场与当代诗的文化公共性》《从“蝴蝶”、“天狗”说到当代诗的“笼子”》等，除“当代诗”这个概念外，还有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笼子”。“当代诗”是近些年来一些诗人和批评家提出并着力讨论、赋予了某种特定涵义的一个概念，据说与“现代诗”相对，与“当代艺术”（相对于“现代艺术”）的概念有一定的相通性。实际上，不同的诗人和批评家对“当代诗”的理解和阐释是有差异的，其间包含了如何看待“当代诗”中的“当代”或“当代性”的问题。在姜涛的阐述里，“当代诗”这个概念首先体现的是新诗面临的一种困境和对这种困境的反思，他借用张枣的诗句和钟鸣阐释张枣的论文《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耳甫斯》，将这种困境及反思比喻为“笼子”和对“笼子”的突围：“不言而喻，'笼子’象征了某种无法挣脱的系统，它既是写作发生的语言环境，又指向更为总体性的社会控制、文化控制”。在此基础上，姜涛揭示了根深蒂固于新诗写作中的某种浑然不觉的“意识形态”性，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诗歌“向内转”之后：一方面，“形式的有机、经验的整全、想象力的尊严、人性之谐和，凡此种种，似乎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同”；另一方面，“新的'同质性’本身已采用相对化形式……'一眨眼’就关联了一切、支配了一切，造就了'怪异铰合’的本地现实”。因此，他提出：“当笼子的版本不断升级，已成无边蒸腾之势，要在笼中保持持续的警觉”。

姜涛关于“当代诗”的反思，为我们重新理解新诗历史、性质和前景提供了一种开阔的视野，或者说设置了一种上面我所讲到的人文框架。这一框架包纳了当代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因素。在他看来，“扬弃了修齐治平的传统以后，如何在启蒙、自由、革命一类抽象系统的作用之外，将被发现的'脱域’个体，重新安置于历史的、现实的、伦理的、感觉的脉络中，在生机活络的在地联动中激发活力，本身是20世纪一个未竟的课题”。他借此考量的是诗歌的活力、可能与限度，有明确的针对当前诗歌写作的指向性，并且力图推进诗歌的更为“内在”“微妙”的“公共性”：“在社会性的衔接或卷入中，同时指向了一种联动的'场域’。在这样的'场域’中，一个议题不简单被提出、被附议或被否决，而是能被不断调整、深化，并且结合于实践的进程”。我对“当代诗”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当代诗”虽然发展了现代诗歌的部分路向，但在开辟当代的诸多命题、凸显其“当代性”的过程中，抽空了问题得以生发、延展的路径，过于强化某些单一的层面，从而窄化了自身的可能性的向度，因此难掩其局限与危机。这个判断与姜涛的分析有相呼应的地方。

此外，我还想指出一点：姜涛诗歌批评的文字也是令人赞叹的。他善于从现象和文本中提炼问题，将各种相关材料编织进来，穿梭于其间而不显累赘，开阖自如，给人以一种举重若轻的轻盈感，当然轻盈不是轻飘，而是卡尔维诺意义上的“轻逸”。现在人们对诗歌批评的文体也很关注，其中有一种意见很强烈，就是认为一段时间以来诗歌批评过于学院化了，因为从事诗歌批评的大多是学院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他们的论文似乎是按相同的套路写的，行文方式、论述角度等都模式化了，缺少与写作现场和实践的互动，因而显得有些“隔”、不新鲜。应该说，这种情况或者说学院体制下批评的弊端是存在的，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姜涛也是从学院里出来的，却全然没有这些毛病。学院的专业训练是一把双刃剑，做的不好的就不用说了（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保守与固化等等不一而足），但它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增强批评的历史意识和方位感，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不着边际的信口开河。另一方面，出于对学院化批评的抵制，有人倡导一种貌似轻松活泼的文风。不能不说，很多所谓轻松活泼的文风，实则是轻飘的甚至轻佻的做派，里面夹杂了太多自以为高明的我行我素和自说自话。奇怪的是，往往是这种批评激起了一片喝彩声，殊不知它们的问题多多：要么是趣味性太重，让趣味混淆甚至淹没了应有的审美判断、价值判断；要么是以辞害意，看起来写得摇曳多姿，读起来也很流畅，但不少论述缺乏依据和学理性，甚至是段子、八卦的拼凑。所以，我特别希望树立起姜涛的诗歌批评这座标杆，以其严肃性、示范性匡正当下批评的乱象。

好，我就说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