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意的人生令人艳羡。但倘若人生真的可以浓缩为一首诗，乃至几首名诗，对于当事人而言未必一定就幸福美满令人艳羡，或许反倒会因充满了苦涩艰难而使人倍加感伤。生活在西汉文帝时期的杰出文人贾谊，就是典型一例。 有感于贾谊的人生不幸，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曾赋诗《贾生》曰：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在众多咏叹诗作中，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贾谊》堪称眼光独到：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李商隐抓住汉文帝“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为才高八斗见识卓越的贾谊因无法施展才华竟至郁郁而终开脱，显然是用诗来诠释贾谊悲剧的深刻社会政治根源；毛泽东透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含蓄地批评贾谊死得不值得，则是从人生价值观方面来评价贾谊的悲剧。视角不同，见仁见智在所难免。历史上有关贾谊人生悲剧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最有影响力的当首推上述两种见解。援引两位伟人的上述诗篇开启人们审视贾谊悲剧人生的思路，即是笔者撰写这篇文字时的思绪所在。 一 放眼历史，西汉初年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贾谊（前200年—前168年），无疑属于历史上罕见的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之人。 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在家乡洛阳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他师从荀况的学生张苍，从小就博览群书，读过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且颇有心得。在他18岁时，便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并被河南守吴公发现而“召置门下，甚幸爱”。 吴公，史失其名，因其后来曾经做过廷尉，故史称他为“吴廷尉”。当时，西汉王朝已然操控在太后吕雉手中，吴公因获得朝廷赏识而被任命为河南郡最高行政长官——河南守。由于吴公慧眼识人才，贾谊甫一进入青年时代，便与西汉官场发生了交结，并为日后驰骋西汉政坛打下了基础。 三年后，汉文帝刘恒登基。汉文帝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遂擢升河南郡守吴公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汉文帝当即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其时贾谊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 贾谊成为朝廷最年轻的博士，固然与吴公的推荐分不开，他的授业恩师张苍也起了重要作用。就在吕后去世当年，张苍由淮南王相迁为御史大夫，并为贾谊传授《春秋左氏传》。张苍与陈平、周勃一道，对汉文帝有拥立之功，《史记·孝文本纪》对此有明文记载。因此，当吴公与张苍联合起来推荐贾谊任博士时，文帝自会欣然同意。 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臣下讨论，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获得了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对贾谊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史书对贾谊意气风发的描述，令人读来颇为振奋： 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同上书） 汉承秦制，太中大夫掌议论，从四品上，在朝廷中虽然属于中层官员，却是天子的近臣。贾谊擢升为太中大夫时，西汉初年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智者陆贾，在朝中担任的职务也是太中大夫。 二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同上书） 上述文字简约地交代了贾谊所经历的第一次仕途曲折。文帝元年（前179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 文帝二年（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采纳其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政治上，贾谊提出了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建议。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却遭到了绛侯丞相周勃、颍阴侯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和御史大夫冯敬等人的嫉妒反对，进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文帝权衡利弊轻重，遂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言，并于次年将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畏虎。”颇受汉文帝赏识器重的贾谊不仅青春年少才华横溢，而且眼光独到见解深邃，根本不顾官场上的陈规陋习，而了无顾忌地提出了许多直接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决策建议。三国时魏国人李康在《运命论》中有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就在贾谊全力以赴力图兴利除弊有所建树之际，没想到他不知天高地厚不顾及朝廷元老重臣颜面的言行，已经得罪了朝中众多权臣，无形之中便成了他们攻讦的对象。于是，年轻的贾谊被排挤出朝廷，虽然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却是旧官场逆淘汰的逻辑之必然。 司马迁简约概述了贾谊在太中大夫任上的主要建树，而贾谊所提出的“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则建立在他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分析秦王朝迅速灭亡之教训的《过秦论》基础之上。贾谊通过分析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贾谊《过秦论》）他进而明确指出：要使西汉政权长治久安，就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观察和分析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并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统治方法。由此，贾谊连续提出了从根本上取代秦朝制度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建议。年轻气盛的贾谊此时的表现显然属锋芒毕露，史称：“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 沉浸在亢奋中的贾谊没有意识到，他全然不顾及别人感受的言行已经引起了大臣们的极度反感。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多系高祖刘邦的旧臣，这些赳赳武夫对以文才学识获得皇上宠信的贾谊不感兴趣乃至渐渐心生厌恶，似在意料之中。周勃一向鄙视文人，史称其：“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向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这些大臣纷纷指责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则表明他们内心深处对贾谊他日进入朝廷权力中枢之后的担心。而他们在文帝面前弹劾贾谊，则纯属于中伤诬陷。权臣们的嫉妒攻讦，是文帝疏远贾谊的重要原因。而贾谊得罪了文帝的幸臣邓通，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原因。应劭《风俗通义·正失·孝文帝》载： 中垒校尉刘向对孝成帝曰：“太中大夫邓通以佞幸吮痈疡汁见爱，凝于至亲，赐以蜀郡铜山，令得铸钱。通私家之富佯于王者。封君又为微行，数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厕，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果雉刺截。是时待诏贾山谏，以为不宜数从郡国贤良吏出游猎。重令此人负名不称其与。及太中大夫贾谊亦数陈止游猎。是时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谊又恶通为人。数廷讥之，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博。既之官，内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书曰：'茸尊显，佞谀得意。’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亦因自伤为邓通等所也。” 权臣和幸臣内外中伤，令风华正茂的贾谊失去了在朝廷叱咤风云的平台，而前往长沙任太傅。长沙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离京前去长沙途经湘江时，贾谊写了《吊屈原赋》凭吊屈原，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 三 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明确指出： 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 贾谊的《吊屈原赋》，无疑是他留给世间的千古名作： 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翔：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于嗟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鲈，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深潜以自珍。弥融以隐处兮，夫岂从与蛭？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览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翮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兮，固将制于蚁蝼。 赋中所提及的许多史实，如“鸾凤伏窜”“鸱枭翱翔”“茸尊显”“谗谀得志”“贤圣逆曳”“方正倒植”等，皆系屈原生平所遭遇。贾谊因伤感自身的处境，而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交融在一起，对官场上贤人失意、小人得志现状表达出极度不满。但他并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透过“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览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翮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兮，固将制于蚁蝼”的呼喊，可以清晰地看出，贾谊一方面借吊屈原自喻，发泄心中块垒，一方面又不肯轻易效法先贤屈子蹈水自尽，于是，在写下《吊屈原赋》之后，便赶往长沙就任去了。 出任长沙王太傅成就了贾谊的两大文学佳作，除上述《吊屈原赋》外，还有一篇是大大有名的《鸟赋》。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期间，心情始终郁郁寡欢。有天，一只鸟飞入贾谊官邸，停留在一张椅子上。鸟外形似猫头鹰，按当地人迷信的说法，是一种不祥之鸟，如果它飞入民舍，主人就要离开这座房子了。因为不适应南方卑湿气候、总以为自己活不长久的贾谊，在长沙几年，胸中怨愤郁闷郁积日深，无法排遣，一只鸟飞入房舍竟成了他发泄的诱因。于是贾谊愤然命笔，写了传世名篇《鸟赋》。 《鸟赋》篇幅较长，以拟人化的手法，借鸟之口，记载了作者当时的心境，道出了作者的哲学情怀。贾谊在赋的开头写道：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鸟人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服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大专物兮，轧无垠。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同上书） 显然，贾谊对“主人将去”（离开长沙）很感兴趣。所以他立即问鸟：我将会到哪里去呢？这一去是吉是凶，请告诉我；离开此地的时间还要多久，也请告我一个日期吧。贾谊想离开长沙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鸟当然无法回答贾谊的问题。于是，贾谊只好用天命学说自我麻痹：“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对于自己的去向、前途和命运，贾谊的心中渺茫而无奈。可以说，《鸟赋》精准地道出了在困境绝望中挣扎的贾谊心中的彷徨苦楚怨愤和无奈。对于热衷于在朝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建言献策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来说，担任长沙王太傅的岁月太过冷清，长沙卑湿的环境气候太过难熬，在他人眼中原本是优哉游哉的生活，在贾谊眼中简直是苦不堪言。此时此际的贾谊近乎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心病还需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而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治疗贾谊心理创伤的，恐怕只有汉文帝刘恒了。 四 贾谊得以离开长沙重返京城，缘于文帝刘恒对他的思念。 后岁余，文帝思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即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数问以得失。（《汉书·贾谊传》） 应诏入京后，文帝很快召见贾谊，并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里接见他。文帝的召见令贾谊兴奋莫名，但他根本没有想到，一直交谈到深夜的这次召见，文帝询问的竟然全是鬼神之事。文帝一再向贾谊询问鬼神的原本，贾谊只得详细讲述其中的道理，汉文帝兴致盎然，听得不觉移坐到席之前端。谈论完了，汉文帝感慨地说了句：“我很久没看到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比不上他啊！” 这次不同寻常的召见及其交谈内容，既说明他依然是文帝心目中的大学问家，又暗示着他在文帝心目中的地位已然今非昔比，已无可能成为天子近臣委以重任，边缘化的地位已然定型，碍难改变。虽然如此，贾谊的处境还是明显好转。 贾谊回到长安时，朝廷的人事已有很大变化，早年的几位元老重臣纷纷出局：灌婴已死，周勃遭冤狱获赦回绛县封地定居，不再过问朝事。文帝没有让贾谊在朝中任职，却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而梁怀王刘揖是文帝非常宠爱的幼子，且任职所在地离京城较近。不待说，文帝委任贾谊做梁怀王太傅，也体现了对他的重视。 西汉进入文帝时代，标志中国古代太平盛世的“文景之治”渐渐显露端倪，诸多社会矛盾也随之凸显：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汉书·贾谊传》）回到京城的贾谊虽然没有被安置到朝廷重要岗位上，却时刻关注并敏锐地发现了新王朝不应忽视的主要矛盾。出于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忠诚和良心，他披肝沥胆上疏陈说政事（即《陈政事疏》或曰《治安策》），“多所欲匡建”。在他看来，令当政者不容轻忽的重大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令人痛哭、流涕、长太息的程度：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同上书）  贾谊建言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建议削藩，具体内容见《贾子新书》之《宗首》《藩伤》《藩强》《大都》《等齐》《益壤》《权重》《五美》《制不定》《属远》《亲疏危乱》《淮难》等篇；二是建议以德怀服匈奴，具体内容见《贾子新书》之《威不信》《匈奴》《势卑》等篇；三是主张别贵贱、明尊卑、以礼治国，具体内容见《贾子新书》之《等齐》《服疑》《审微》《俗激》《时变》《瑰玮》《孽产子》等篇。 尽管不断向文帝上疏的贾谊此时还不满30岁，但是从他的建言中却可以看到一位杰出政治家高出同侪的远见卓识。贾谊的政治智慧，突出地反映在他劝阻文帝分封同姓王上面。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文帝六年（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废死后，同情者利用歌谣攻击文帝：“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为粉饰帝王家族内部关系，刘恒于文帝八年（前172）夏封淮南王刘长之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当即上《谏立淮南诸子疏》表示反对，疏曰： 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伯父、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也，发愤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于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汉书·贾谊传》） 对于贾谊的忠谏，文帝却听不进去。 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即刘胜）坠马死，又没有儿子，按成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于悲痛之中上《请封建子弟疏》，建议文帝加强两个亲儿子的诸侯国——代国和淮阳国的势力： 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郦以北着之河，淮阳包陈以南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汉书·贾谊传》） 文帝接受了贾谊的这一建议：“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民。”从后来发生吴楚七国之乱、梁王刘武坚定地站在中央一边抵御叛乱所发挥出来的重大作用来看，贾谊确实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战略家。 较之任长沙王太傅，贾谊任梁怀王太傅后的境遇要好得多。文帝对贾谊的信任逐步恢复，贾谊重新获得了建言献策的机会，梁怀王刘揖年纪虽小却爱读诗书，师徒之间相得甚欢。可惜好景不长。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刘揖入朝时不慎坠马死。梁怀王的意外之死，对贾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爱子，与自己相处甚欢；身为梁怀王太傅，主子王意外身亡自己难辞其咎。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在极度哀伤忧郁之中结束了自己的人生之旅，终年33岁。 一代才俊如此轻掷生命，令后人为之伤悼惋惜不已，绝大多数人认为贾谊死得不值得。 五 贾谊有形的躯体随着他的去世而告终结，贾谊无形的精神则与世长存永不磨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贾谊的兴趣有增无减，有关贾谊评论的话题也见仁见智，各执一词。评价贾谊的第一个难点是他短暂的仕途人生，究竟是遇还是不遇？围绕着这一话题，长期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在《史记》中，司马迁将贾谊与屈原合传，已经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屈原和贾谊不幸遭遇的同情伤感。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一是说由于绛灌等短贾生，“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二是说贾谊因“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三是说贾谊谏封淮南王子，“文帝不听”；四是说他自己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刘向承袭司马迁的观点，认为： 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汉书·贾谊传·赞》） 另一位史学家班固则不同意司马迁、刘向的观点，而将自己的见解写入《汉书·贾谊传·赞》中： 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在《汉书·叙传》中，班固又说道： 贾生矫矫，弱冠登朝，遭文睿圣，屡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据；建设屏藩，以强守围；吴楚合从，赖谊之虑。 双方的分歧在于：司马迁、刘向认为，贾谊的才能完全可以任公卿，文帝也有此打算，只是为当朝大臣所阻挠，导致文帝逐渐疏远贾谊，致使贾谊不遇，以致终于藩国太傅之任；班固却认为，贾谊位虽不至公卿，但其谋议已略施行，从这一点来看，他未为不遇。 唐人李善对班固之见不以为然。他借注《昭明文选》中贾谊《鸟赋》指出，贾谊当时只有登公卿之位，才可以称得上是达和遇；既然贾谊没有被擢升为公卿，班固所言“未为不达”，就是错误的。 宋人欧阳修则撰写《贾谊不至公卿论》反驳班固，指出： 孝文之兴，汉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诸吕之危继作；南北兴两军之诛，京师新蹀血之变。而文帝由代邸嗣汉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斫雕，衣绨履革，务率敦朴，推行恭俭。故改作之议谦于未遑，制度之风阙然不讲者，二十余年矣。而谊因痛哭以悯世，太息而着论。况是时方隅未宁，表里未辑，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萧然苦兵；侯王僭拟，淮南、济北，继以见戮。谊指陈当世之宜，规画亿载之策，愿试属国以系单于之颈，请分诸子以弱侯王之势。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 且以谊之所陈，孝文略施其术，犹能比德于成、康。况用于朝廷之间，坐于廊庙之上，则举大汉之风，登三皇之首，犹决壅稗坠耳。奈何俯抑佐王之略，远致诸侯之间！故谊过长沙作赋以吊汨罗，而太史公传于屈原之后，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弃逐也。而班固不讥文帝之远贤，痛贾生之不用，但谓其天年早终。且谊以失志忧伤而横夭，岂曰天年乎！ 北宋改革家兼诗人王安石则赞同班固的见解，并赋诗一首说明自己的看法：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在王安石看来，一个人的遇不遇，不在于其官职大小，而在其言能否为君王采用：其言能被采用，则可谓受知遇之恩；如果其言尽废，那么即使位至公卿也难以言知遇。 贾谊的人生际遇犹如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儿，后人之所以会各执一词争执不休，根源盖出于认识的片面性。贾谊少年得志，20多岁便做了太中大夫，成了文帝身边的近臣，当然是令人羡慕不已的幸运和偶遇。意气风发的贾谊凭借其不羁才华睿智卓见，针对国家面临的诸多矛盾问题多次建言献策，部分被文帝所采纳，而成为朝廷决策，有的建议当时虽然未被采纳，却在后来逐渐付诸实施。这些不争的事实都说明，贾谊是西汉官场上的幸运儿。贾谊因倍受文帝赏识活跃在朝堂上，直言不讳地对国家大事陈述己见而为朝中元老重臣所嫉妒之时，许多和他年龄相仿的学子还在默默无闻地苦读诗书，许多和他一样学富五车的青年才俊还在为寻求晋身之阶而苦闷彷徨，许多颇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达官显贵面前还只能毕恭毕敬，尚未取得议论国家大事的话语权。有比较才能鉴别，贾谊年纪轻轻便平步青云成为文帝的近臣，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不遇。即便是他后来受到冷落，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对于一位二十几岁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历练。放眼历朝历代，由朝廷下放到地方任职而后又调回朝中任职，几乎屡见不鲜，其道理就在于经过地方工作的历练磨难方能晓得朝廷决策的艰难。总不能因为贾谊被外放随后早夭，便否定他同样有外放到地方历练的必要性。否则，就会陷入天才论的泥淖而无法自拔。 但是，贾谊仕途的不遇又确是从汉文帝听信周勃绛灌等大臣谗言，疏远并外放他为长沙王太傅开始的。此后所发生的一切，诸如途经湘江时撰写《吊屈原赋》，鸟入室后撰写《鸟赋》，奉诏入京夜半与文帝在宣室不谈论苍生谈论鬼神之事，因梁怀王坠马丧命哀伤自责而死等，皆可视为是因文帝冷淡疏远将其放置到不重要岗位上而引发的。 围绕贾谊究竟是遇还是不遇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了封建时代才华卓异的士大夫们的无奈和渺小。即便是像贾谊这样罕见的杰出政治家、文学家，其仕途前程政治命运完全取决于君王一己之好恶。究其根源，贾谊人生中无法自拔的悲哀正在于此。 司马迁将贾谊和屈原并列一传，但贾谊与屈原毕竟不同。屈原所面对的是乱世，是无道昏君楚怀王，而贾谊所置身其中的则是治世，是历史上难得一觅的有道明君汉文帝。饶是如此，贾谊究竟是遇还是不遇的问题，方才更加吸引人们的眼球，引发人们的慨叹。“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王勃《滕王阁序》）唐代诗人刘长卿也在《长沙过贾谊宅》中，道出了贾谊躬逢治世躬逢明主而不遇的无尽惆怅：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六 贾谊话题的另一个热点是其抗击打能力问题，或曰心量大小问题。 《孟子·告子下》有一段至理名言：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在孟子看来，艰难困苦是锻炼人成就人的有效途径，杰出人物的杰出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的恶劣环境中培养磨炼出来的。按照孟子的这一观点，作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贾谊，无疑也应当以达观的态度看待宦海沉浮，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的磨炼。但是，回望贾谊其人，显然在面对逆境磨难方面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抗击打能力太差。 同样是著名文学家经历过更多苦难却没有倒下去的后来者宋人苏轼，在其著名的《贾谊论》中，对贾谊这一性格缺陷的分析入木三分：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且不论苏轼通观全局对于汉文帝对贾谊建言的权衡取舍分析，单就他对于贾谊心量太小、在人情世故方面见识不足的批评而言，无疑是十分中肯的。书生气十足的贾谊一心想着通过说服文帝将自己的政策建议变成现实，却忽略了必须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所以说，贾谊空怀“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通过贾谊失宠外放后怨愤不平溢于言表，苏轼强调指出，贾谊的致命缺陷是“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 清人袁枚也对贾谊心胸不开阔提出批评，指出： 吾尤怪太史公谓生悲不用故早折，非知生者。洛阳年少，内位大夫，外为师傅，非不遇也。文帝肫诚，自惊不及，宁肯虚誉？其所议论，颇见施行，其未为丞相者，将老其才而用之。宾门纳麓，尧试舜且然，而遽谓文帝之不用生乎？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远过晁、董。而卒之天夺其年，岂非命耶？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过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盖深于情者也，所以为贤也。为《鸟赋》《吊屈原》，皆文人之偶寄。颜渊不改其乐，亦三十而卒。乌得以其早亡，为有所怼乎？（袁枚《读贾子》） 有道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具备人所不及的心胸器量尤其重要。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列举的几位古人，如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无一不具备这一过人的优长。 即使不拿这些形象过于高大完美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先贤说事，单是看对贾谊同情不已的司马迁，以及极其仰慕他的宋代文豪苏轼，他们所承受的苦难挫折都远远大于贾谊，他们表现出来的抗击打能力也远远高于贾谊。器量大小决定格局大小，抗击打能力强弱决定生死存亡。于此可见一斑。 如果我们联想到贾谊遭遇挫折困顿时年仅二三十岁，如果我们联想到他只做了三年长沙王太傅便被重新召回京城，改任文帝宠爱的小儿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如果我们联想到贾谊提出的建言已有部分被采纳，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想象：贾谊倘若心胸广阔豁达，坚韧不拔，愈挫愈奋，具有足够强大的抗击打能力，能战胜自己的弱点，而不是无休止地沉溺于伤感自责愧疚当中者，后来必然会为文帝所重用，说不定会因此而成为一代名臣。惜乎性格决定命运，贾谊的性格缺陷使得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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