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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6夜  说《曹刿论战》，先说曹刿是谁。曹刿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就是现在的山东人，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鲁庄公十年的时候，齐国攻打鲁国，曹刿求见鲁庄公，让鲁庄公先取信于民，然后再去打仗。到了打仗的时候，曹刿作为一个足智多谋、思虑周全的战略指挥家，给鲁庄公提了很多的建议，最后大获全胜。   七年级 朱静筠  凤梨  大家读教材上这篇文章都会被曹刿这个人物吸引，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男一号。《曹刿论战》这篇课文选自《左传》，但在《左传》中是没有这个题目的。编教材的人从《左传》书中截取了这段故事并冠以《曹刿论战》的标题，曹刿也就被聚焦成了主角。《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语文老师讲课的时候可能还会让你背：《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它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其实比记住这些纯知识性的文常更有意义的是找来《左传》翻一翻，这一翻就会发现，曹刿的精彩故事，在《春秋》原文中只有一句话，而这句话压根儿没有曹刿什么事，一切荣耀归庄公：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 关于曹刿这位老兄的身份，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有说他是周文王第六子曹叔振铎之后，那就是刘备一样的破落贵族。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曹刿不是“野人”而是“国人”。这一点，春秋时期的国人与古希腊城邦里的市民很像，如果以后世的眼光来衡量，全是地主寄生虫——底层的活计都是野人或外邦人干的。用后世的士农工商来比拟，曹刿无疑是属于士绅一流，但他又没当上官，只能算是官的预备队，所以才会跟邻居有“肉食者”的争论，也可以说，曹刿这个在野党，看不上吃肉的执政党。而这一年鲁庄公才22岁，面对来势汹汹的齐军，他需要国人的支持，接见曹刿一点都不奇怪。  杨早 七年级 朱静筠 这么看，左丘明为《春秋》作的传不仅是作注解，更是将简约的春秋笔法所隐去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人物与故事铺叙描写出来了。 《曹刿论战》故事很有意思，不过因为这里面试图传递的一些观念或者计谋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了，就显得没那么有冲击力了。比如曹刿让鲁庄公把一些福利、恩惠先遍及百姓，包括祭祀、牢狱那种法度，各种东西要先让百姓信服，按今天话说有了民意基础然后再去打仗。再比如两军对垒的时候，曹刿的办法是等到齐军第三次击鼓之后，敌方气势弱了再击鼓进军，而齐军撤离的时候，曹刿也观察研判对方是匆忙撤离之后才建议乘胜追击。从作者对这些细节的有意且用心的书写来看，曹刿的建议在当时应该是比较新颖的吧？ 曹刿跑来质问庄公“何以战”。这句话很有内涵。曹刿不是问庄公兵多不多，将广不广，粮足不足，他问的是：你凭什么让我们这些国人支持你抗击强大的齐国？换句话说，这段对话，可以视为曹刿代表“国人”与国君的一次谈判。庄公以问答的方式，做了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曹刿作为唯一的民众代表，先是质疑，步步进逼，但最终还是给庄公投了信任票。 庄公先是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意思是我比较无私，但曹刿马上指出，你这些恩惠只润泽了左右与朝堂，我们这些国人没有感受到温暖呀，我们凭什么支持你？庄公又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我对神灵祖先也很好啊，上供及时，也不敢虚报数目（说明当时已经有欺骗神灵祖先的风气），神灵应该会保佑我吧？庄公这个回答很典型，反映出“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的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当然如果不是在周朝而是商朝，“祀”会更重要。 曹刿说，这只是“小信”——这话后面有很多潜台词：哪个国家不祭祀神明呢？如果是祖先，他们会更希望你能富国强兵振兴鲁国吧？那点子猪牛玉器布匹算个啥？ 恩惠、神明都走不通，庄公只好把人事搬出来了：“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个“情”，一般注释如杨伯峻说是“实情”，其实“察”说的才是事实。庄公的意思是，我判案，虽然不能说都能弄清事实明察秋毫，但至少能顺乎人情——注意，这就是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特点（其实人类自然法都一样）。明清县衙二堂一般挂的匾文是“天理国法人情”，当天理国法需要依据的事实（证据链）有缺失的时候，以“人情”来补法律之缺就变得很重要了。又有句话叫“法律不外乎人情”，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南宋高宗曾下《恤刑诏》，引用了这段话（还引错了，又不是曹刿说的）：“曹刿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应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坐右，永以为训。”（《咸淳临安志》卷四） “济以哀矜”来自《论语》中的“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中国法律文化固然也强调公平，但更强调“仁恕”，在法律之光照不到的角落，执法者要用悲悯之心、宽恕之道去弥补律法的缺憾，这样才能让民众安心，不会视法刑为敌。 所以曹刿才会评价庄公这个答案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能这样做的君主，才是值得我们效忠的国君。  杨早 凤梨 像早老师这样重新勾勒出文章背后的历史场景，就比较容易体会书写者的感受了。《春秋》是以鲁国的视角讲历史的，所以叫：十年春，齐师伐“我”。从课文这个片段来看，我大鲁国挺冤的，无端被侵略。所幸有国士曹刿献计，更有庄公亲自部署与指挥，举国一心迎头痛击侵略者，最终取得胜利。 但如果我们把《左传》往前翻一页，就会发现齐鲁这场仗是有复杂前因的。就在故事发生的前一年，齐国国君被杀，国内政局大乱，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王位。按今天的话说鲁国尝试干涉齐国内政，支持公子纠。但暗杀公子小白不成，最终公子小白继位，就是齐桓公。鲁庄公为帮助公子纠争位，这一年秋天，再次领兵攻打齐国。齐、鲁两军在乾时交战，齐军大败鲁军。鲁庄公手下两名大将为了掩护庄公逃命被俘虏，鲁庄公自己丢弃所乘战车，改乘轻车逃回国。 所以就可以想见，课文中长勺之战开战前两军的士气对比是怎样的悬殊。而对鲁庄公来说更棘手的是，齐军这次还是突然袭击，不给鲁国喘息之机。这一点《左传》没有记载，但《春秋谷梁传》特意做了注解：不日，疑战也。疑战就是不宣而战，突袭。你看，从大的战局来看，齐国也深谙一鼓作气的用兵之道。现在可以想象鲁国的处境以及鲁庄公在见曹刿之前的心情了吧。曹刿和庄公的对话为什么反复在提凝聚民心呢？曹刿问“何以战”，背后还有一层现实就是庄公现在迎敌可谓一无所有，那么一无所有的前提下，靠什么取胜？除了破釜沉舟别无他法。 《左传》只写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但读者不可不脑补鲁国军队整装坚守，死扛齐军两次冲锋的艰难与风险。曹刿一句 “彼竭我盈故克之”轻描淡写，但读者需知这是妙计更是险招。抵不住前两鼓，就一败涂地了，而能抵住前两鼓冲击的关键，与其说是实力，不如说是人心。 最后齐军败走，曹刿小心谨慎下车探查才敢追击，也只有还原历史情景才能体会妙处。齐鲁之间在平面地图上看起来是紧邻在一起的一大片，但在实际的地形图上是被山地阻隔的，长勺战场正是从齐国到鲁国山地之间狭窄通路出口的平缓地带，如果齐军佯败，在返回的山地狭路处设伏，利用地形优势，鲁军必定损失惨重。 其实在春秋的早期，曹刿这种战法并非堂堂正正。我们要明白春秋诸国之间的关系，诸国的国君、士大夫之间，不是同族，就是姻亲，比如鲁庄公的母亲就是齐僖公的女儿，齐襄公的妹妹。因此诸侯士大夫之间的战争，有点儿像民国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可能是为了争夺地盘，也可能只是斗气，没必要你死我活。所以春秋时期的战阵非常讲“礼”，阵列而战，鸣鼓而攻，最明显的例子是那位被后人说成蠢猪的宋襄公，他一心称霸，但跟楚国打仗，对手渡河的时候他不下令攻击，对手阵脚不稳的时候他不下令攻击，等到双方像骑士决斗一样装束整齐公平对战，宋军被打得一败涂地，宋襄公也就成了千古笑柄。但也有人说，这是周朝“贵族精神”的最后闪光，宋襄公之后，中国人一代比一代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信奉权谋，不讲武德。 宋楚泓水之战，比长勺之战晚了46年，但宋襄公的表现说明，这个时代还有一部分贵族没有放弃“讲礼”的战争方式，回头一看，曹刿的避其锋芒，攻其疲惫的战术，在当时是有点儿离经叛道的，如果曹刿是鲁国世袭的贵族大臣，估计也不敢这么想这么干，或许也就是曹刿说“肉食者鄙”的底气所在吧？自然，肯信用曹刿的鲁庄公，也是一个敢于挑战世俗规范的年轻人。 从后设的眼光看，构成中国人思想底色一大半的儒家和法家，在这个时代都有了初苗，而且开始表现出竞争的态势。儒家继承的是西周的礼仪规范，打仗也要讲“礼”，而曹刿追求功利的结果，而置礼仪规范于不顾，已经有了法家思想的苗头。包括他对庄公三答的选择，放弃“人际关系”“伺奉神明”而选择“刑狱公断”，都是结果导向的，与后世法家的思想旨趣是一致的。曹刿可以说是最早的法家思想者。 与曹刿同时的大政治家管仲（敌方齐国的首席谋臣），他本身也是“王霸杂用”，就是合儒家的正道与法家的功利为一体的人物（比如他最先创制了营妓，名声不好听，但能鼓舞士气）。但连管仲都对曹刿的诚信深表怀疑，他曾评价曹刿说：“曹刿之为人也，坚强以忌，不可以约取也。”（《管子·大匡》）意思是曹刿这个人，不能指望他守约讲信用。管仲这句评价，很可能就是基于长勺之战中曹刿的表现。 杨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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