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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临危受命 1985年曾带领车间干部和班组长们到红岩机器厂参观，然后游览北泉公园，颇有收获，既学习了别厂的生产管理好经验，又使工作、生产骨干们的身心得以放松，增加了凝聚力。
参观红岩机器厂后，在北泉公园与班长们的合影。 1986年9月初的生产形势异常的好，可以预见1986年三季度能够大幅度超产，我想趁国庆期间的长假，带领车间的行政干部们（技术干部经常有出差机会，行政干部们成年累月都只能“战斗在车间”）到德阳去参观东方电机厂，到乐山去参观东风电机厂，顺道游览峨眉山和乐山大佛。我将此想法告诉蒋荣成，征求他的意见，他一百个赞成。于是我俩对具体操作问题进行了研究，因为必须放假前三天出发，必须节后上班，所以去东风、东方厂参观学习的时间必须在节前；因为不能去太多的人，必须留人完成季度生产任务，还需做好不能参加出行的同志们的工作；最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征得厂长同意。 能否顺利出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黄书记，他若配合则顺。我和老蒋商量，这次行动以他作为发起人，由他和李文芳（劳工员）一起去找黄书记请示，摆起一副要他先同意，然后才向我报告的架势。这一招果然很灵，黄书记的表态是：“我没意见，只要刘厂长同意就行。”蒋荣成听到这个表态，乐得差点笑出了声。 如何去找文亚谈，也是要认真对待的，如果一次谈崩了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我选择了文亚观看厂内足球联赛的时间。他若去看，则表示心情愉快，在愉快的心情下，边看球边谈事成功率高。那天，见他已坐下，忙凑到他旁边坐下，先吹足球，后吹东方电机厂，都是有共同语言的话题，然后转到正题：“如果能去东方电机厂看看，学学他们的管理经验有多好。”他很随意的接过话说：“好呀，找机会去看看嘛，对发电机分厂特别有意义。”话到嘴边了，机会来了，我赶紧说：“说干就干，9月底就去，我带车间行政干部去，费用由车间自付，你看行不行。”他没想到我是有备而来，话刚说出口，收不回来了，只好说：“好嘛，但是必须安排好生产，保证完成季度任务。”我说：“不是完成，而是超额完成。” 虽然有了厂长的同意，又有了党支部书记的支持，但若不给广大职工讲清楚，仍然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因为这毕竟是在三季度末最紧张的几天，走的又全是管生产的分厂长、调度、计划、劳工、统计等时刻不能缺的干部。倘若职工不明就里，到时发起难来将不可收拾。因此决不能悄悄走，而是要大张旗鼓的走，明正言顺的走。为此，专门召开车间班组长会议，讲清楚组织行政干部去东方电机厂学习的重大意义，以及选择这个时间的原因。我将它说成，一是厂部希望我们学习东方电机厂的车间管理办法，特别强调这是厂长对发电机分厂的关心和信任；二是为了提高分厂的管理水平，我们自身的需要。理由是充分的，没有一个人反对。接着是安排任务，思想顺了，任务的安排也很顺利。决定9月27日出发，利用28、29、30号三天时间去东方电机厂和东风电机厂参观学习。黄书记负责全面工作，李少野负责生产调度。 9月28日在东方电机厂参观学习一天，29日从德阳直奔乐山先行游览乐山大佛，30日参观学习东风电机厂。10月1、2日登峨眉山，10月3日转道灌县观赏都江都堰、二王庙，攀越青城山。一行九人行程九百里，参观两家厂，翻越三座山，尤如西天取经一般，增长了见识，增进了团结。 回厂后喜闻9月份完成产值260万元，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截止9月底已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85%，于此，1986年的生产任务必超无疑，1987年的开门红也稳操胜算。我心里舒坦极了，全分厂的职工们也欢欣鼓舞，没有一个人对我们这次参观学习评头论足。相反，倘若是生产任务没完成，又拿不到奖金，我们这邦人“借学习为名，弃生产于不顾”出外“游山玩水”不背骂名才怪。 节后没过几天，文亚打来电话，对我说：“你们不能去白学习，要在全厂中干会上汇报参观学习情况，准备一下，星期六下午2：00钟汇报。” 这是在检查我们的学习成果，也是文亚给其他部门、其他干部的一个交待。 我非常认真的作了准备，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发言稿，在会上弃稿演讲，分别描述了这两个厂的厂容厂貌，厂风厂纪，重点汇报了东方电机厂总装配车间的劳动管理、奖金分配办法，大件金工车间的劳动定额管理和定质管理办法。大约讲了一个小时，演讲取得较好的效果，张书记和文厂长都肯定了我们的学习是有成效的（言下之意不是去游山玩水），要求发电机分厂结合自身实际，把学到的经验用到分厂的建设上。估计我们的出行，在厂内是有不同意见的，只是收场收得好，没起风波。不过其他车间再也不可能有此特殊待遇了。 由于领导班子团结一致，群众劳动生产扱积性空前高涨，1987年实现的产值、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实现年产值2700多万元，分厂的声誉提高了，职工的收入提高了，工人们说，发电机分厂大有希望了。 这几年，因为变压器厂的问题，电机厂的天空就像深秋的天，时而蓝天白云、晴空万里，时而红日当空、霞光普照，时而乌云蔽日、阴风怒号。在“分家”迷雾的笼罩下，时刻都不得安宁，有人暗暗窥视，有人不怀好心。先是古方族被免职，现在，文亚又不得安宁了，结局如何很难预料。 果不其然，1988年1月31日，机械局一位副局长来厂，召开全厂中层干部会，宣布免去文亚的厂长职务，由钟震国代理厂长。奇怪的是没有宣布文亚免职后的去向，起初他仍然每天到厂长办公室，或闲坐，或看书，或阅报，真正的悠闲自得起来。钟震国只得和他面对面办公，钟震国是文亚的老领导，老学长，后者很尊重前者，两人还算相安无事。当有人来找钟震国议事时，文亚也会自觉地回避。后来文亚到一个“外资企业”去了，才离开工厂。 电机厂的大多数职工对文亚被免职不满，对他是同情的，只有个别窥视厂长位置已久的人，表面同情，暗中高兴。大多数人对钟震国代理厂长是无奈的，也有个别人是怨恨的，必欲对而抗之。钟震国（当时已59岁）在花甲之年，有廉颇不老，临危受命之慨；他在电机厂的根基是技术部门及其那些“秀才”们，是纯技术型的干部。钟震国接任代厂长职务后，以关行才为首，集结了管供销的副厂长、管后勤的副厂长和管财务的郭善彬与钟震国唱起了对台戏。他们采取阳奉阴违，软磨硬拖的策略与之对抗。他们如果联合搞起鬼来，神仙也会哭。他们的目的无外乎是要电机厂的生产形势下滑，完不成生产任务，利润下降，要钟震国出洋像。以此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文亚不能免，二是钟震国不能代理厂长。前项是无法更改的，后项是可能实现的。如果市机械局没有高招只能就范。这，就是关等四人的共同目的。 发电机分厂实现1988年的开门红是意料中的事。因为1987年底留下了60万元的产值没上报，一月份轻而易举就完成了任务，而且为春节后的二月份准备了足够的“粮食”。运筹帷幄，决胜二月，我们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春节。因为车间效益提高，与黄书记商量后，在春节前把车间的退休职工请了回来。开了座谈会，吃了团年饭，过了一个难得的闹热年。那些老职工有的是我1964年刚进厂时就认识的，有的是二十年后在我任职期中退休的，还有我不认识的人。大家都像久别的亲人，十分亲热。好几位老大姐在发言中，都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热泪，激情地说：“党没有忘记我们，车间没有忘记我们，参加这个团年会感到无比的温暖。”有的说：“退休后好想见见一起工作了几十年的工友，车间能把我们聚到一起，真是太高兴了，希望今后还能相聚。”也有人动情地说：“谢谢黄书记，谢谢刘厂长还想着我们。”此举前所未有，得到了退休职工们的高度赞扬，也获得在职职工的好评。不知我离开后，是否仍继续此项活动。 三月的天，春暖花开，明媚的阳光普照着大地，好像预示着新的一年充满了生机。突然有一天，电话通知我到党委办公室去。丢下手头事急急应召来到党办，张书记向我介绍说：“老刘，这位是市机械局熊副局长，他有事找你谈。”介绍完后张书记随即离开。熊副局长开门见山一板一眼的对我说：“经局党委考察，并研究决定，任命你为重庆电机厂副厂长，现在听听你的意见。”这突如其来的任命使我吃惊，之前毫无知觉，一点征兆都没有，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我不想表示谦虚，说什么能力不行呀什么的。沉默片刻，我说：“感谢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努力配合书记、厂长尽自己的能力做好本职工作。”熊副局长说：“你这位同志到是很耿直，好，就这样。下午上班后召开中层干部会宣布任命。你也简单准备一下，要在会上表态。” 谈完后，我直接回到了车间，不知怎么的，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事，不少人随着我来到办公室，祝贺声此起彼复，也有人直截了当的说舍不得我离开，有两位老年女工甚至眼泪花花的了。一包香烟发完了，还向蒋荣成借了一包。 工人们陆续离去后，来到黄书记办公室，我俩相处三年，真有些依依不舍，闲聊一阵后他说：“我早知道你要走，上个礼拜就对你考察了，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全是说的你的优点，我是真心的。”我也坦诚地说：“谢谢你的真诚，也谢谢你的支持。”他接着又说:“今天下午宣布后，明天下午车间开欢送会，全体干部参加，晚上聚餐，干部和班组长都参加。你看行不？”我说。“那都由你决定了，你是主我是客了。”我说完，我俩相视会心地大笑起来。 1988年3月10日下午2：00，由熊副局长宣布对我的任命，任命宣布后，张、钟一起找我谈话，张书记很隐晦的表述了钟震国上任后运作的艰难，他说：“老钟代理厂长这一个多月，工作得很辛苦，遇到种种阻力，党委经过慎重研究，报请市机械局任命你为副厂长，协助老钟工作。希望你不负厚望。”钟震国接着说：“现在的第一要务是把生产抓上去，生产决不能滑坡。一会儿在厂务会上，我将对副厂长的工作重新分工，你管生产和安全，你要和关行才办好交接。估计会有些曲折。”我说：“既任之，必事之，组织信任我，我决不辜负你们的希望。只要有你们的支持，我就敢干事。”心里在想，我还真没把关行才那点能耐看上眼，当然不能说出口。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工厂是生产型，尤其电机厂。工厂是以生产为龙头，管生产的副厂长是实际上的第一副厂长。但整个社会经济形势已经向经营型逐渐转化，只是在电机厂尚未显现出来。 厂务会上钟震国宣布了分工：厂长负责全面工作，兼管人事和财务，我分管生产和安全，关行才分管销售，吴云岩分管供应，周国丰分管后勤和机修，李千林分管教育和卫生，嘉陵分管变压器。徐君明调任电器所所长，王绍华代总工职。 我和周国丰同室办公，按钟震国的说法是“安钉子”。此前这间办公室常成为关、吴、周、郭的会聚地。 现在的这个班子，是一个没有权威的过渡班子，没有共同意志，很不稳定。 党委张书记，副书记候绍儒，只能做党务工作，没有驾驭整个领导班子的能力。当然，这时党中央规定的企业党委的职能变了，也制约了党委的作用。 行政班子内，关行才有异心，他不可能支持钟；吴云岩是文亚的老班底，在感情上与关近乎，他们是暂时的同盟军；周国丰本质上是一名投机者，先追随文亚，后投靠关行才，且已被关当成了一杆枪；嘉陵一心想的是如何把变压器从电机厂分离出来，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李千林是文亚的同学，过去是厂技工校的老师，1984年提为厂办副主任，1985年提为副厂长分管文卫，他对工厂的事务不太熟习，对关行才有看法，对钟比较尊重，能支持钟；我是钟震国的老部下，而且认为是他提拔的我，我是他的忠实支持者。领导班子的成员如此组合，没有斗争是不可能的，一场新的动荡正在酝酿。（全文完） 2022年6月写于望源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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