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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规模和时间不断扩大和延长，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缺乏，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敌后游击战争的展开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得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汪伪政权，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在华中地区推行“清乡运动”，试图在消灭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开展反共教育，强化其统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942年秋，苏中地区的指挥官粟裕刚忙完“反清乡”的工作部署，突然收到情报处送来的两盒老炮台香烟。 他打开烟盒，抽出藏在里面的纸条后——是一张手绘图，大惊失色。随后他赶忙派警卫营火速追回刚刚离开的各军区重要骨干，取消原定的行动路线，并且关闭全军电台。  没过多久，粟裕再次下令将送来情报的电报科科长就地正法。 这下，众人纷纷露出疑惑的表情，如果说收到的情报是真实的，挽救了新四军大部分高级将领的性命，那为何粟裕还要处决送来情报的电报科长呢？ 这盒香烟是从哪里传来的呢？ 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叫施亚夫的传奇英雄说起。  数次被捕入狱，绝望中竟因日军的一颗炸弹改变际遇 施亚夫，14岁参加如皋起义后就开始从事地下工作，15岁入党，加入了工农红军第14军。后来转入南通特委，从事他所擅长的地下工作。 但不幸的是，1931年4月，年仅17岁的施亚夫被叛徒出卖关进监狱。 这是他第一次入狱，却不是最后一次。 四个月后，施亚夫出狱了。 年轻气盛的他没有因为坐过牢而沮丧，他继而接受组织的安排，转身投奔到在上海驻扎的国民革命军第19军继续抗日。 自1927年蒋汪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变得极为微妙，需要施亚夫这样的地下工作者在对方阵营中沉淀下来。  施亚夫一面在十九路军抗日，一面开展党的工作，组织工人罢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料，出狱两年后，施亚夫再次因昔日伙伴的背叛被捕入狱。 这是他第二次被关进监狱。但这一次却不像第一次那样幸运，这次他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判了十五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  在狱中，施亚夫一度陷入苦恼，他恼怒自己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自己的同志出卖，也苦恼于未来十五年都要与铁窗为伴的困境。 他救世报国的壮志还未实现，不想就这样蹉跎半生，泯灭于世。 然而施亚夫万万没有想到今后的人生会因为在这所监狱里的际遇而改变。 老虎桥监狱又称南京市第一模范监狱。 与其他监狱不同的是，这里关押的不是杀人放火的罪犯，而是与反动派们政见不一的进步人士，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陈独秀。  这些人大部分都饱读诗书，拥有着进步思想，也是我党的优秀干部和早期领导人。 在狱中的漫漫长日，施亚夫耳濡目染，在他们的熏陶下，施亚夫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坚定了信仰，为他后期打入敌伪内部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时间转眼来到了1937年8月13日。 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对南京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当日军飞机轰炸南京时，正好有一颗炸弹落在了老虎桥监狱。 霎时间，牢房变成一片火海，铁通一样的围墙被炸塌了。监狱大乱，机敏的施亚夫赶紧乘乱向外逃，这才摆脱了悲惨的监狱生活。 用买来的名单编出了万人大军，打入汪伪政权 当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之际，战事吃紧，国民政府无暇顾及越狱的共党。施亚夫就混在难民中，一路逃回南通，与老领导谷文显接上了头。 但此时南通的抗日形势十分严峻，日军占领了南通，我党很多同志都被打散了，枪支弹药也十分匮乏。  谷文显对于施亚夫的抗日决心表示十分感动，便将自己唯一的武器——随身携带的手枪送给了施亚夫。他希望施亚夫能够尽己所能，重新拉起一支队伍来。 要是换做一般人，面对这样的窘境——两个人一把手枪，怎么可能组织得起一支抗日队伍？ 但后来事情的发展让我们知道了施亚夫根本不是什么普通人！ 他排除万难拉来了从前组织工人运动时相识的工友、坐牢时共患难的狱友、越狱时结识的难民还有部分乡亲们，就这样组成了一支叫做“中国工农守土团”的队伍。 虽然人不多，但多少也算是有，可武器确实是个难题。 正在施亚夫一筹莫展之际，他们巧遇到江苏省保安团的一个排的逃兵。 施亚夫见这伙人只是想抢一些便装逃命，并没有要火拼的意思，便灵机一动，劝说道：“你们把武器交给我们打鬼子，我们就把衣服干粮给你们。” 这伙人本就不是亡命之徒，见施亚夫这样说道，便同意交出武器。 就这样，施亚夫靠着他的机智得到了第一批武器。 靠着这些武器，施亚夫带着队伍以游击战的形式继续突袭日军，获取了更多的武器装备。 有了装备，人心就稳定了，也就有更多的人加入这支队伍。这支队伍从最初的两人一枪发展到了300多人。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由于战线拉得太长，难以开展进一步的侵华计划，于是他们开始改变策略——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拉拢各种地方武装充当汉奸伪军，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汪精卫组成的汪伪国民政府。  施亚夫的队伍常年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没有对外宣称过自己属于哪一方势力，因此许多地方势力都以为这是一支散兵游勇，纷纷派说客来拉拢。 急需讨好日本人试图站稳脚跟的汪精卫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立刻派心腹严济南前往南通收编施亚夫。 当地苏中区新四军抗日将领粟裕得知这个消息后，找来施亚夫，希望他能带着队伍打入敌人内部。  在那个通讯并不发达的年代，想要赢得一场战争，除了天时地利人和外，最重要的就是情报信息了。 有时候一个看起来小小的情报，很可能引起蝴蝶效应，对大局起到生死存亡的作用。这一点在后面的南坎会议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因此，施亚夫明知道他接受了这项任务后将长期遭受着世人难以理解的委屈时，但他还是选择了一往无前！ 接受任务后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兵力。 施亚夫很清楚他手中目前只有300多号人，早前是因为自己利用游击战术，才使得外界以为他们是一支庞大的队伍。 如果这个老底揭给汪精卫看，不知道汪精卫还会不会重用他。如果看上他，那以后想要接触到机密信息的可能就不大了。 于是，施亚夫经过一番苦想，终于想到了一条妙计。 这天，严济南抵达南通与施亚夫会面，表示想要看一看队伍。 施亚夫先是佯装答应，奉上好酒好菜，按照原定的计划在严济南面前真真假假地吹嘘一番自己的“发家史”。 酒足饭饱后，严济南还是不忘要亲自验收队伍。 这时，施亚夫假装犯难，说道：“我的师布防在海门、如皋一带，这一带新四军厉害，你下去可要当心！” 话音刚落，远处正巧传来清脆的枪声，一个军官连忙跑进来报告说新四军进城了 施亚夫大声呵斥道 ：“慌什么慌，让警备营赶紧戒备好，今天严长官刚到，如有闪失我枪毙了你们！” 显然，这是施亚夫事先安排的。 喝得晕晕乎乎的严济南想到自己是单枪匹马赴会，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可不划算，便说 ：“新四军真厉害！南通尽是日本人，他们还敢进城。亚夫兄，那我就不到队伍里去了，你把全师的花名册给我过过目就行了！” 施亚夫见状，顺势将早就准备好的花名册递了上去——这本花名册上总共有一万五千人——全是施亚夫提前从上海各大饭店买来的旅客住宿名单。 严济南一看，大喜过望，忍不住啧啧称赞：“还是亚夫兄治军有道啊，不仅人员充沛，武器装备也这么齐全。” 原来，施亚夫不仅编造了万人大军，还将电话号码改成了枪支编号！就这样，他那300人的队伍摇身一变，变成了万人大军。 严济南将这个好消息带回南京，一周后，施亚夫就顺利地接到了汪伪政府急电，要他火速赶赴南京授衔。 首次传递情报闹出乌龙事件 虽然通过了严济南的考察，但南京还有汪精卫和日本人等着施亚夫。施亚夫也不敢大意，早有准备。 因此，面对汪精卫和日军高级顾问晴气庆胤中佐的考察，施亚夫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满分通过考核，被授予了中将军衔。日军还亲自在福昌饭店宴请了施亚夫。 顺利打入到敌人内部后，施亚夫又凭借着随机应变的本领和狱中学到的琴棋书画及兵法研究等知识，与汪伪高层甚至是日军高层相谈甚欢，一时间风光无限，成为了汪伪政权里的一个大红人，许多重要会议都会叫上他一同商议。 1941年7月初，施亚夫在南通日军司令部参加作战会议。 南浦司令官在会上透露，日军将出动10个联队加上伪军1.7万人，从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等地，同时向盐城新四军军部进攻。 会议一结束， 施亚夫迅速将这一情报派人连夜送到刘桥情报站。 事后虽然得知敌人的这次扫荡计划被粉碎了，但新四军军部却表示战前没收到施亚夫的情报，施亚夫坚持说送了情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为了防止情报运输途中出现泄密，粟裕与施亚夫事先约定好了用火柴和香烟表示敌情。 一个没装满的火柴盒，表示敌人出动了一个小队兵力扫荡；一满盒火柴表示一个大队的敌军；一盒大炮台香烟表示出动了一个联队的敌军。 但是各情报站并不知道火柴香烟具体表示什么，只知道要准时将情报送出去。 以往情报员都是送火柴。这次，施亚夫给情报站送了10盒大炮台香烟，意思是有10个联队日军扫荡。 但情报员误认为是慰劳新四军的，自作主张把香烟分给几个人抽掉了，导致了情报误送。 新四军军部查明情况后，为防止再出笑话，从新四军一师派两个有传递情报经验的参谋给施亚夫当助手。 南坎会议后香烟纸条挽救指挥团 1942年11月份，在江苏地区日军活动非常猖狂，侵华日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和汪精卫决定在苏中、苏北一带大规模“清乡”。 施亚夫及时将这一重要信息传回我军。 身为新四军的师长粟裕将军召集了新四军各个军区指挥官，在南坎开展了一个长达一个月的秘密会议，研究布置“反清乡”任务。 按道理说，这是苏中军区指导“反清乡”斗争的重要会议，只有少数人知道。 但奇怪的是，南通日军最高司令长官小林信男桌上却有一份关于这次会议详细情况的密电，密电上还特别标明新四军高级干部返回的行程路线。 小林信男如获至宝，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安排了四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师伏击即将返回的新四军高级干部。 万幸施亚夫参加了这次会议。 施亚夫听了小林的讲话，心中焦急万分，他断定新四军内部有奸细。但此时最要紧的是要将这个情报送出去，如若不然小林的追杀计划得逞，新四军将损失一大批高级干部。 为了保护这批高级干部，施亚夫决定想方设法阻碍日军计划实现，即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散会后，施亚夫避开众人，画下了一张日军行动路线的手绘图，塞在香烟盒里传递了回去，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粟裕接连收到施亚夫的两份情报时，参会的各单位领导们早就散会离开了。 好在战士们骑马赶上了，通知各单位领导改变回程路线，这才避免遭受了伏击。 但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是从水路返回的，他乘坐的船已经行驶到水域中央无法通知。 粟裕赶紧通过海防团，派小渔船到海里寻找，直到第 4 天才找到管文蔚的船。原来那天水面起大雾，管文蔚乘坐小船迷失了方向。 直到大雾散去，他才发现战士们发出的信号，躲过一劫。而当时他们的船距离日军的伏击圈不到30里！ 待到各区领导都安全回去后，粟裕便开始私下盘查内部的叛徒到底是谁。 毕竟南坎会议是绝密，知晓的人不多，泄密者很有可能就藏在指挥部中。 于是，在粟裕和施亚夫的里应外合下，终于找到了那个叛徒——原来是新四军的电报科科长为了贪图富贵投靠了日本特高课。新四军每到一个地方，就利用职务之便给特高课发出一个信号。 当然，敌人的计划一而再再而三地落空，他们也开始怀疑内部出现了卧底，开始彻查。 1943年春，小林信男撤销了伪军第五师、第六师、第七师，另组建了伪三十四师。 日本人虽对施亚夫也有所怀疑，但苦于没有证据，又是用人之际，加上之前日本高层对施亚夫无比的信任，如果贸然处置了他，岂不是打自己人的脸？就并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措施，只是将他从中将师长降为了团长兼参谋长。 引内讧巧救战友 被降职后的施亚夫赋闲在家，为了消除日本人的疑心，他日常不是在家在家喝茶品花打麻将，就是去附近的树林里打猎，或是去湖边垂钓。但其实这些地方也是他与新四军的接头地点。 这天午后，施亚夫带着随从准备出门，就接到了日本人交给他的一个任务——要他带两个团配合石港的山本大队袭击掘港的陶勇统率的新四军第三旅。 陶勇是新四军的名将，施亚夫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陶勇和他的队伍。 施亚夫看了看时间，发现已经来不及送情报了，便在路上想了个缓兵之策。 本来要直奔掘港的施亚夫故意绕道石港，他想在石港闹出点动静，这样在掘港的陶勇听到枪声肯定会撤离。 果然，到了石港，施亚夫借故和山本大队的哨兵起了冲突。哨兵一气之下开枪打中了一旁的翻译。 这下施亚夫借题发难，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嚷嚷着一定要山本出来给个说法。 山本也不肯退让，双方争执了起来，直到小林信男来了，才停止争执。但同时也贻误了战机，陶勇的部队听到了动静及时撤离，免遭一难。 兵变起义“回家” 突袭计划接二连三的破产后，小林信男和日伪方面不得不怀疑施亚夫的身份，欲除之而后快。 1944年初，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召回施亚夫。 但施亚夫以什么形式归队呢？ 施亚夫手下的伪军中其实不乏爱国人士，早就看不惯汪伪政权卖国求荣的做法，甚至暗中成立了中共党支部，还有两个党小组。 施亚夫和组织商量后决定带着他们一同起义。 要知道当时在外界开来，施亚夫是汪伪政权和日军的心腹，如果连他都带头起疑了，那么对其他伪军也可以起到震慑作用，对我军也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 于是，施亚夫看准时机，于1月5日凌晨起义。 头天晚上，施亚夫约上几个伪军师长通宵打麻将，故意输给他们一大笔钱，让他们赢得面红耳赤，好不畅快。 就在这群人熬了一个通宵昏昏欲睡之际，施亚夫带上两个团的兵力正式起义，向城内投下几束手榴弹，冲出城外。 此时，清晨的朝阳伴随着漫天的火光，施亚夫和起义的同志们无比的激动。 在敌军阵营潜伏了四年后，他们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畅快无比。 回到新四军的怀抱后，起义的部队被正式收编，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施亚夫离开了部队来到地方，任南京公安总队副队长，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尽忠爱国。 2010年11月23日，施亚夫老先生在南京逝世，享年94岁，他用自己的热血书写了一段曲折离奇又充满红色荣耀的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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