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在晚年所书《自叙》中这样说道：“余初学，先学写壁，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其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其出于欧，乃学欧。
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摩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泽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宫，《刘宽碑》是也。篆便爱《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
由此可见，米芾一生转益多师。
王文治《论书·米芾》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一扫二王非妄语，只应酿蜜不流花”。
米芾每天临池不辍，有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投机取巧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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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生前说过很多振聋发聩的惊世之语，但必须设身处地去理解，许多并非字面上所透露出来的，乃至米芾对颜真卿、欧阳询和柳公权等人的批评，只能说明米芾比常人有更深刻的批判意识。实际上，批判某种书风，是了解创作的利弊所在，是理性认知，而不是全盘否定。米芾对二王颜柳欧等都有涉猎。学习书法，必须求神舍形，方会其意，才能做到既能打进去，又能打出来。米芾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首先，从古人的评赏，可以看出他对古人精神的传承。米芾最为心折的是沈氏的大字诗碑：《道林寺诗》。沈传师书法的结体造型非常夸张。米芾在《自叙》说：“书壁以沈传师为主。”米芾认为沈传师书法“神清自如，骨法清灵”。米芾手迹中比较宽博结构的字，正多沈传师的影响，米芾审美情趣后来趋向褚遂良、王献之一路，与沈传帅的熏染大有关系。米从褚体字里获取了“随意落笔，皆得自然”的启示。褚遂良书艺的最为突出的特色为“空灵”。梁巘《评书帖》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书法的空灵，正是通过运笔与提笔而体现出来的。褚遂良不掩饰用笔的痕迹，甚至乐于强调这种痕迹，以表现他所倾心的活泼节奏，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种韵律，异常明快。相对于大多数人对颜真卿、欧阳询书法的推崇，米芾却贬斥颜筋柳骨，主要有两点：一是斥为“俗”。“颜筋”“柳骨”都费心安排，法度严正，求人工之美，这与晋代以自然生动、洒脱风神为标准者，一“雅”一“俗”可见。但“尚俗”，是与当时时代风气相关联，并易为民众接受。二是斥为“古法由此亡”。米芾认为颜、柳书体过于严谨，才是书法真正被扼杀者。米芾癫狂的性格正是他求变基点，虽有哗众取宠，惹人注目的一面，但实质上却是对世俗的抗争。米芾在他的《论草书》中写道：“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亚光尤可憎恶也。”从这段米芾的书论中，可以说米芾把“晋人格”作为他终生的书学追求。米芾在入“晋魏平淡”之前全学唐人，且以楷书为多，而他的行书还没有形成，但此时有书才而无书学的他因此集到多种唐人书的特征：欧书的险绝，柳书的挑剔，颜书的雄肆，禇书的流转，他很聪明地把各种风格吸收在自己的笔下，暗合了时代的潮流。米芾潜心魏晋，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连其书斋也取名为“宝晋斋”。其实米芾在初学晋人的时候，主要学习的是《集王圣教序》，《集王圣教序》的影子从此伴随着他，他的《龙井方圆庵记》经沈鹏先生进行排列比较，认为二者很近似。清人王澍在跋《蜀素帖》中说：“圣教自有院体之日，故有宋一代无称道者，然苏、米诸公往往隐用其笔法，而米老尤多。”米芾对王羲之的书法则更加崇拜，心悦诚服，并且倾力追慕。他跋王羲之行书：“锋势郁勃，挥霍浓淡，真如云烟，变怪多态。”米芾在专学晋人之后，对王献之的书法情有独钟，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今传王献之墨迹《中秋帖》，据说就是他的临本，形神精妙至极。学晋人，他采取“集古字”的方式，即从晋人书法中一个字一个字地临摹，故其临摹功夫很深，常能以假乱真。在风神上，他推崇王献之甚于推崇王羲之。在他看来，小王更自然天真，尤其是精神的外拓，性情的率真，更符合米芾狂放的个性。米芾的书法挺劲恣意，放任飘洒的书写习惯。虽然在形式上、结字上学有所得，但仍然不时露出米芾从前作书的刷笔和怒张之气。有时为了蕴藏一些，用笔略就显的犹豫不决，出现了一些滞笔。成为“集古字”的一代大家，但他的书写习惯又成了他“入晋魏平淡”，“专学晋人”的最大障碍，使他最终没能“入晋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