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边皑皑的雪花飘落在街上，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在为她的儿子暖手。 屈指细细一算，我离开母亲也已有四个月了，每当我看见一些家在近处的同学能在周末回家看望他们的父母时，我就偷偷的躲开她们幸福的目光，想起我的母亲，想起正在山上同父亲耕地种粮食的我的母亲。 母亲生在川里，嫁到山洼洼里，用老家的话说，就是门不当户不对。在那个充满恐惧和饥饿的年代，母亲从二十亩山地开始，从她的第一个儿子开始，从她身后的一堵墙开始。硬生生的用一双布满伤痕的手在黄土塬上抛出了一个崭新的家，也为这个艰辛的家熬白了头，熬弯了身躯，直到今天母亲还笑着对我说:“那就是命”就像生在黄土地上的芨芨草，一生下来就嫁给了黄土地，这便是一生了。 村子里以前没有水井，挑水要到离村子很远的山沟里去，一路上都是羊肠小道，有些地方甚至还有深沟。在没有星光的夜里 ，母亲会早早的起床，借着天微亮的一点光线，迎着冷风吹响枯枝的呜呜声，拎起冷冰的水桶，用她矮小的身躯挑起吱吱作响的扁担去担水，途经之路上也有一段特别“古”的倒塌了的瓦窑，零乱的碎瓦片散落在干瘪的盐碱滩里，荒草丛生，破败不堪，几个孤零零窑洞灰暗地并排站在一起，诉说着文革时期的艰难故事。听村里的老人说过里边还吊死过人，听了就觉得瘆人。白天走过那里时都让人汗毛直立。在充满恐惧的黑暗里，母亲就挑着水担来来回回走着，我也没听母亲说过一句害怕的话，这一走就是十几年，风雨无阻。 有一次，我也试着去担了回水。没有舀满，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挑回家的，不过一路上的窘境我忘记了，只记得肩膀肿了一大片，而且是青一片紫一片，泛着点点的血丝，动都动弹不得。可是母亲就这样担了十几年，我也从没听母亲抱怨过一句，说她想要休息之类的话语。 直到后来，我们兄妹长大了，母亲就更加的苦了，别人给了她钱，也舍不得给自己买些东西，总喊着说:“攒下让娃娃上学用，攒下让娃娃上学用”，于是就偷偷的把钱压在爸爸的书里，自己的头巾因为太阳暴晒太久褪色了，或者破了，她会假装啥都没有也不说，只有父亲去集市上才买来递于母亲，并叫她在不要这样细了，可母亲也只是嘴上应承着。也只有在一些传统节日或者去探望年迈的姥姥时，她才会从柜子里拿出新头巾和新衣服，精细打扮一下自己，回来时便又匆匆的换上她下地的行头，戴上褪了色的灰色头巾赶时间去上山锄地、割粮食。说实话，只有每次我们回去的时候，母亲才有心思吃些我们买的好东西，可是又要忙着收拾，其实好的东西都留给我们几个，但母亲每次都说这次她吃好了，然后支支吾吾的应付我们和父亲几句，便去收拾了。 在我有限的记忆里，母亲也非常重视对我们兄妹几人的教育。她从不以农村的地多、活多，拉登过我们兄妹几人的学业。也没有因我们学习差，让我们放弃学业，或者说让我们去干更多的体力活。也没有以打骂的方式教育我们。相反的，她会在农闲之时，看着我们把作业做完。给我们说她不读书后的种种遭遇和冷眼。让我们戒骄戒躁、持之以恒。母亲还用她半生的劳苦给了我们一个快乐的童年，在我干瘪的思想里，母亲就是天，就像季羡林说的那般“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吃'红的’（注：指高粱饼子），我也愿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