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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在德清的东苕溪两岸及周边地区集中分布着大大小小近二十处窑址，相关的考古资料在郑建明老师的《德清窑略论》和朱建明老师的《隋唐德清瓷窑址初探》等考古文章中有所描述，但是系统整理隋唐时期德清地区窑址资料还未有人做过，本文基于近几年来对这些窑址的实地探查和标本收集，试图还原那个时期德清地区窑址分布情况和窑业发展的情况。 1、隋唐时期的东苕溪走向和相关支流走向 东苕溪在秦汉之前是流入钱塘江的，大约秦汉时期经过人工改造修建了西险大塘后才稳定下来流入太湖。由于东苕溪中下游流经的都是水乡泽国，在夏季洪水期经常会泄洪不畅导致洪水泛滥，历朝历代对东苕溪多有改造。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隋唐时期东苕溪流过良渚古城以北后向北拐了一个接近90°的弯一路向北流经德清县，在乾元镇分成两股水流，向东经苧溪汇入湖州城南的岘山漾（据宋嘉泰吴兴志记载湖州城南有一个大湖名岘山漾，隋唐时期想必就存在，但隋唐时湖名已不可考）再流入太湖，另一路唐代称为余不溪，有两条水道，其一向北穿过小马山和城山之间的马厄河汇合阜溪等发源于莫干山的溪流后最终也流入岘山漾，这一路河道在建国后经过防洪建设工程拓宽成为目前的样子，拓宽工程破坏了两岸的一些古窑址，比如东晋小马山和丁山窑址，小东山隋唐窑址等；其二走德清县衙前的北流水出西门汇入马厄河。东苕溪德清段最主要的支流是发源于莫干山的英溪（古称余英溪）和阜溪还有湘溪。阜溪从庾村流经三桥埠后绕过武康镇北侧沿着龙山南侧的山脚向东在章家桥村和东苕溪（马厄河）汇合。英溪从对河口流出山谷经过庄村畈、响应寺、思仰堂、七都村、八都村后从武康镇城区穿过，再向东在乾元镇南部汇入东苕溪。隋唐时期的德清窑址基本都坐落在东苕溪的余不溪及其支流沿岸。顺便说一下，东苕溪、余不溪的命名在历史上多次变更，这里只讲唐代的情况。 2、隋唐时期的德清区划和经济形态 三国吴黄武元年（222），武康立县，初名永安，属吴郡。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 分吴郡置吴兴郡 ，永安县属之。晋太康元年（280），以平阳已有永安，故改永安为永康。太康三年（282）改名武康，仍属吴兴郡。东晋，南朝宋、齐因之。南朝陈时武康属余杭郡。隋灭陈，隋开皇九年(589年)废武康县，县域并入余杭县，属余杭郡。仁寿二年（602年）复置武康县，仍属余杭郡。唐武德三年(620年)，割据势力李子通废武康县，置安州，州府设武康，武德四年(621)唐高祖李渊平定李子通，废安州，改武康为武州，隶属湖州。武德七年（624）废武州复置武康县，仍属湖州。天宝元年（742年），湖州改为吴兴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湖州，武康县属之。 隋书《地理志》的《名胜志》记载：（武康）县初置在余英溪北。仁寿二年，徙溪南。唐广徳元年（763年），平袁晁，复溪北旧址。可以推测，在隋之前的六朝时期，县治可能长期设置在余英溪北，那时的余英溪北有一个较大规模的集镇聚居区。 另外在盛唐时期，武康东部分立出一个县，唐天授二年（691年） 设武源县，县城位置下兰山南，即今乾元镇东北部的下兰山南麓。唐景云二年（711年） 改武源县为临溪县，县城未变。唐天宝元年（742年） 改临溪县为德清县，县城迁往百寮山南，即今乾元镇城区所在地。 从春秋战国特别是越国在战国早中期对东苕溪流域的开发以后（以德清地区的一百多处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为代表），秦汉在此地进一步开拓，到东吴立国江左，东苕溪流域得到大规模开发。三国时东吴景帝孙休封孙谦为永安侯，自此留下了第一位直接管理此地的人物名字。之后六朝时期对江南地区特别重视，随着永嘉之乱后北人南迁，给江南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随着官方和士族门阀对水利的兴修和土地的开发，使得东苕溪流域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进入隋代，虽然从汉末到六朝的门阀士族因隋文帝推行的离散强宗豪族、废弃九品官人法等措施而渐渐式微，不过以沈氏为代表的武康当地的士族实际上仍然对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生活有决定性影响，比如隋末出自武康沈家的割据势力沈法兴仍被隋炀帝任命为吴兴郡太守。据记载那时沈氏家族有“属姓数千家”为“远近向服”，说明当地的政治经济活动仍然控制在以沈氏家族为代表的家族手里。到了唐代，据《嘉靖武康县志》里记载的唐代人物篇里有13人，其中11人是沈氏家族的，还有两位一个姓姚，另一个是孟郊。说明直至唐代在武康当地仍是沈氏家族为主，只不过到武则天当政时期开始切实推行科举制，这对江南的士族打击非常深切，至此江南士族门第衰微，最终没落。以武康沈氏为例，一波波的沈氏族人在科举功名的吸引下走出吴兴脱离本宗而另立门户，而留居当地的沈氏后人渐渐失去了对地方乡族社会的号召力，大约在安史之乱后门阀士族的势力彻底终结。颜真卿作于大历八年（773年）的 《吴兴沈氏述祖德记》一文中，怀念武康沈氏在前朝的辉煌，感叹“天将兴就族乎？吾知沈之复大也”。说明在中唐时期，武康沈氏的兴盛已经是久远的事情了。权力的真空自然会有别的势力来填补，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换了一种运行方式，包括制瓷业在内的生业形态的转变也就顺理成章了。 德清地区在东吴黄武元年立县永安，到孙皓宝鼎元年设立吴兴郡“立郡以镇山越”，发展到唐代天授二年要从武康县东部再析置一县德清县，以户数列为上等，根据唐代对县一级行政区的分类，唐初武德年间以5000户以上为上等，开元年间以6000户以上为上等，因而可以推论在这之间的元狩二年设立的德清县应在5000户以上，而析出一县后的武康县户数应不低于5000户，因而两县总户数不低于10000户，以每户5人计算，则总人口不低于5万人。
德清老一辈的考古工作者朱建明老师长期从事德清窑的考古工作，走遍了德清境内大大小小的窑址，他在相关文章中清点的隋唐时期的德清窑数量是14个，郑建明老师在相关的文章中也引述了这个数据。这些窑址有：省文保单位墅元头隋唐时期窑址，张家湾村的小东山窑址（朱建明老师记录为下东山窑址，我根据当地村民描述确定是小东山），和小东山隔着东苕溪遥遥相望的塘头村东山窑址，南塘头村南面的塘头窑，章家桥村的龙头山、乾山、宅前和大圣堂窑，漾口村的东山窑（东山的山脚四周至少有四处窑址），小山寺遗址周边的窑田里窑址，施宅村的窑墩山，王母山北坡的王母山窑，东坡牧场南面的南山窑、前埠村的蟹墩山窑址、社桥村的锅地里窑址等。其实根据这个清单也不止14处，其中漾口村的东山窑可以明显区分出至少四处窑址。 4、新发现的隋唐时期窑址 笔者在近几年寻访德清的古窑址的过程中，新发现了几座隋唐时期窑址，计有：叠压在东晋（也许延续到南朝）时期乾元南门外窑址上的隋唐时期窑址、可能叠压在东晋南朝窑址上的武康余英溪北的八角井隋唐时期窑址、龙山村皇觉寺窑址、上渚山路南段隋唐时期窑址、可能叠压在东晋南朝窑址上的乾元城山窑址等。其中南门外窑址、乾元城山窑址和八角井窑址都是叠压在东晋南朝窑址上，可以组成完整的东晋南朝-隋唐的序列，上渚山南段窑址的地层里也发现东晋时期窑址遗留物，但是没有发现窑具，因而还不能确定是否有叠压关系。这样加起来的隋唐时期窑址超过了20处，比越窑的慈溪上林湖地区还要多，慈溪文管会的谢纯龙老师在《隋唐早期上林湖越窑》一文中统计是13处窑址
上图是隋唐时期德清窑分布图，图上一个红点代表一处窑址。由于卫星图篇幅所限，还有一处上渚山路南段的窑址无法标注上去。 5、隋唐时期窑业发展 郑建明老师在《隋唐时期浙江地区窑业的时空特征》一文中说到：“（隋唐时期德清窑）窑址数量较多、规模较大、器型较单一......产品有青釉和黑釉两种，以青釉为主......多呈豆青色......黑釉器多为酱黄色......装饰基本为素面，仅少量青釉饰有褐彩......”。 从我采集到的标本及收集的资料来看，隋唐时期德清窑的器型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大部份是碗盘罐壶，但仍有其他各种器型，比如高柱灯盏、瓷枕、高足盘、碾床和碾轮、盏托、鸡首壶、辟雍砚等。
上图是龙头山窑址出的青釉和黑釉高柱灯盏
上图是乾山窑出的青釉豆
上图是皇觉寺窑出的碾床和碾轮
上图是乾山窑出黑釉高足盘
上图是乾山窑出的黑釉鸡首壶残件
上图是东山窑出的黑釉辟雍砚 这时期的德清窑在釉色上也呈现多种形态，隋代青釉有两种，一种是灰绿色，主要出现在盘口壶和碗盘类器物；一种是在碗盘钵类器物上少量出现的透明青釉，延续了南朝时期的透明青釉的形态。到唐代，除了灰绿、豆青和黑釉、还有一类是酱色釉器，这类器物以钵和罐为主，口沿带水波纹，釉色酱黄，不能归类为黑釉。另外这个时期的黑釉，特别是早段的黑釉质量还是非常好的，黑釉灯盏、碗、双系罐等的釉色漆黑，不输东晋时期。
上图是龙头山窑址盘口壶，釉色灰绿
上图是八角井出的青釉碗，釉色有少许透明，延续南朝釉色遗风
上两图是龙头山窑酱釉水波纹钵
上图是八角井出黑釉碗
上图是龙头山窑出的黑釉盘 
上三图是隋唐德清窑铭文 在纹饰方面，隋和唐早期的高足盘和平底盘的盘心有环形手工刻划装饰，酱黄釉钵的口沿通常装饰一圈或两圈水波纹。另外特别的，在部分较大口径的碗盘的内底印有或者写有文字“进口”“大记”“记”“大吉”“大和”“大禾”“永平”“信记”“信之”“千秋”“吉利”“不失”“思记”“上元”“元和”“大唐”“元”“士”“水定”“长口”“大之”“大立”等字样，这是同时期别地的窑址不常见的装饰。比如越窑在晚唐五代出现单字铭文，大多是在碗底，极少出现在内底，我仅见到一例在内底刻有“上吉”字样的晚唐五代越窑青釉碗底。虽然这些文字印记只发现在少数几个窑口，目前采集到此类标本的有大圣堂窑、乾山窑、八角井窑和龙头山窑等窑址，但是鉴于其他窑口都只在地表采集标本，很可能带字的标本深埋在地下，可以相信这是德清在中晚唐时期各个窑场普遍采用的装饰手法。另外此类器物在所有碗盘类器物里占比较少，发现的总数量只有几十片，文字基本都是吉祥类和年号类的用词。根据目前发现的上元、元和及大和这三个年号，最早年代有两种可能，因为年号“上元”分别出现在高宗年间(674年-676年)以及肃宗年间(760年-761年），德清窑这里我倾向于是唐肃宗时期，而大和年号是唐文宗时期的827-835年，这样出现文字装饰的时间段是760-835年，大致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到唐文宗的中唐时期。另外这批铭文分三种书写方式，一种是规范的字模，在制坯时趁坯体还未干就印在内底，另一种是手写，在内底中央用尖状硬物刻写，少量刻写后再用毛笔蘸釉描一遍；另有少量是用毛笔蘸了釉直接写的。 不过这里也存在一个悖论，众所周知玉璧底碗底在中唐时期已经出现，比如公元778年河南偃师杏园唐墓M5036出土的玉璧底碗，但唐代德清窑并没有发现有玉璧底碗的出现，专家因而推测德清窑消失在玉璧底碗出现之前。另德清秋山唐墓出土过元和三年即808年的带年号铭文德清窑黑釉罐，故推测可能消失在九世纪初。那德清窑内底的上元、元和、大和等年号文字又有什么其他含义呢。这可以结合上海青龙镇遗址出土的瓷器来推论。上海青龙镇遗址的唐代地层出土了大量的德清窑，同地层出的还有长沙窑产品，比如青龙镇2012年发掘报告里的井J18出土了大量瓷器瓷片，其中大多数是唐德清窑瓷器，也有长沙窑莲瓣纹碗J18：1；青龙镇2010年发掘简报里，在Gf区T2660内的瓷片堆CD1有大量的唐德清窑瓷片，也有长沙窑褐釉模印椰枣纹贴花执壶。这两种长沙窑的典型器物，跟黑石号沉船出土的长沙窑产品几乎一致，因黑石号有宝历二年826年的纪年瓷出土，专家判断船上的长沙窑瓷器生产年代约在9世纪20年代，而长沙窑鼎盛期约在9世纪初到中页，大约是810-870年的五六十年间。因而可以推测唐德清窑在9世纪20年代是有生产并销售到青龙镇。那么唐德清窑中唐年号铭文的出现是有可能的，而且根据这些年号里目前发现的最晚的“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827年─835年）。因而可以推测唐德清窑停烧不早于827年。至于为何唐德清窑没有出现玉璧底碗，这可能是德清的窑工还没有接受那种审美，仍然在固守老一辈窑工传下来的技艺和审美思想。另外，唐德清窑的窑工也没有学习越窑鼎盛期的匣钵技术，导致唐德清窑产品品质较差，也说明了德清窑工故步自封的思想态度。 大禾铭文碗底 大和铭文碗底 上元铭文碗底 元和铭文碗底 目前发现的唐德清窑铭文里有元和、大和、上元、大禾（应是大和的误写）等四个年号铭文，这可以推测出隋唐德清窑的下限，这三个年号里最晚的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827年─835年）。 此外这批年号铭文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瓷器装饰的历史。故宫博物院的王光尧老师认为瓷器中单独印年号最早发现于北宋的耀州窑，目前发现有“大观”“政和”等年号铭印。现在看来最迟至唐肃宗上元年间（760-761年）开始德清窑就出现了“上元”款的年号铭印，开创了中国瓷器装饰的历史。自此以后年号铭文装饰成为瓷器的主流装饰之一，发展到明清时期形成御用瓷器里的年号款识装饰。
另外要讲一下八角井窑发现的一片刻字隋唐德清窑黑釉碗标本，如上图所示，在碗的外壁没有施釉的部位刻写了“雑器七區”四个字。这里的“區”字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地区或区域的意思，區在六朝时期是指钵类的陶瓷器。在南京颜料坊出土的六朝带墨书瓷器上就有“區”字，《南史· 夷貊传上》有“扶南王数遣使与书相报答。常遗扶南王纯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圆盘,又如瓦塸,名为多罗,受五升。”區字是塸的简笔。这可能代表了隋唐德清窑在窑业产品分类或者税收分类方面的管理制度。一种可能是窑厂把钵类的瓷器归类为雑器，或者官府在对窑场收税或者瓷器贸易过程中收税时把此类瓷器归类为雑器。由于这四个字很大可能是在入窑前就刻好的，因而第一种可能性较大。 隋唐时期的德清窑产品品质被业界描述为：“隋至早唐时期，德清窑产品的质量明显下降，产品的种类减少，但此时期窑场的规模却进一步扩大，这是德清窑规模最大的时期，但已处于停烧的前期”。与隋到唐早期的越窑相比，德清窑的规模和品质不说胜过越窑，至少可以打平。越窑没有明确的隋代窑址，比如浙东浙中一些墓葬里被判定为隋代越窑的盘口壶，在越窑分布区并没有相对应的窑口，而这类器身瘦高、盘口硕大、盘面几乎水平铺开的盘口壶在德清窑有多个窑址有生产，比如墅元头、乾山、龙头山、南门外、八角井、窑墩头等窑址，因而我推测在华东各地出土的瘦高型隋代盘口壶都是德清窑出产的。同时可以藉由这类盘口壶的出现来推断该窑口的年代先后，这类盘口壶是有嵊州市城关镇岭角岭隋大业二年墓出土，以及江山市博物馆藏的江山妙里圳上年山隋大业三年纪年墓出土记录的，因而可以推论德清窑中出现此类盘口壶的墅元头、乾山、龙头山、南门外、八角井、窑墩头等窑的年代较早，可以上推到隋代。这类瘦高型隋代盘口壶在扬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也有收藏记录，说明其销售范围扩大到了江苏地区，而江苏本土的宜兴窑也有隋代盘口壶，但是其器型是偏矮胖的，和德清窑的有明显的区别。
上图是龙头山窑址出的隋青釉盘口壶标本
上图是扬州博物馆藏隋代青釉盘口壶，应该是德清窑产品 另外隋唐德清窑在胎釉结合上技术非常好，极少能看到脱釉的情况，这点比稍早的两晋南朝时期的婺州窑、瓯窑、洪州窑、岳州窑等要好得多，比同时期的宣州窑和宜兴窑等窑口也要好，说明德清窑的工匠掌握了合适的胎和釉的配方，让胎和釉在烧制过程中的膨胀系数接近一致，减少开片情况，另外窑温也比较高，使得胎釉结合紧密，避免了脱釉情况的发生。 郑建明老师把隋唐德清窑归类为内陆型窑口，“远离海岸线，不易于航海运输......产品多售卖到当地”。但上海的青龙镇遗址里出土的德清窑瓷器则对此观点提出了挑战，青龙镇唐代地层出土的瓷器碎片里德清窑瓷器占比最大，比其他窑口的瓷器加起来还大很多，据估计德清窑占比在80%左右。青龙镇是在唐宋时期的一个重要贸易集镇，其地层里出土的瓷片遗物能反映出当时贸易瓷的出货量，说明德清窑在青龙镇唐代早中期的贸易瓷中占了大头。青龙镇距离唐德清窑址大约二百多公里，再加上其辐射的广度，可以料想唐代德清窑不仅仅覆盖了本地市场，应该已经辐射到全国各地了。在南京博物院里就能见到典型的隋唐时期德清窑产品，另外在隋唐大运河沿线，也不时能见到德清窑瓷器的身影，比如杭州武林门工地就出土过隋唐德清窑瓷器，扬州唐代地层出土的部分青釉瓷也有可能是德清窑。张家港黄泗浦遗址出土的唐代青釉钵、唐代青釉及褐釉罐、唐代碾槽和碾轮，其中的钵和罐被江苏考古所认定为宜兴窑，但是我从胎釉情况来看应该都是德清窑产品，而那个碾槽是德清窑特有的器型，几乎可以肯定是德清窑产品。上海博物馆陈杰副馆长在纪录片《寻迹千年古港》里说：“......尤其是大量的德清窑瓷器的出土，德清窑实际上是一个地方窑口，他可能出土的器物不是很精致，但是他可能正满足了一些日常所需要的一些器物，在以往的话可能在东北亚地区也发现过有德清窑遗物的出土，但是具体关于德清窑是怎么样出口的，实际上大家一直有一些疑惑，但我们通过青龙镇遗址的发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连接出一个路线，从德清窑的生产地再往上他附近有一条东苕溪，通过东苕溪可以直接进入太湖，然后通过太湖再通过吴淞江到了青龙镇然后就已经到了入海口，他可以连接当时的新罗、日本，那这样一个路线通过青龙镇遗址这一个发掘，我们就可以恢复出当时德清窑出口的一个方向”。
南京博物院藏德清窑青釉褐彩碗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青龙镇遗址出的德清窑青釉碗
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藏唐德清窑青釉碗，但馆方错误的断代为宋，从胎釉特征和垫具痕迹可以看出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的出土于青龙镇遗址的唐代德清窑青釉碗几乎一致，因而也可判断为德清窑产品。 黄泗浦遗址出土的唐酱釉罐，江苏考古所认为是宜兴窑，我判断应为德清窑产品，在乾山窑出土过一模一样的褐釉双系罐。 这件就是乾山窑出土的褐釉双系罐，和黄泗浦出的几乎一模一样，特别是系的制作，像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黄泗浦遗址出土的唐青釉钵，江苏考古所认为是宜兴窑，我推测也有可能是德清窑产品 黄泗浦遗址出土的唐碾槽和碾轮是典型的德清窑产品，德清窑的碾床底部是有一个平台的。 另外，业内一般都认为中国瓷器要到晚唐五代时期才进入普通老百姓的家里，之前的瓷器都是皇室贵族士大夫阶层才能使用的。但唐德清窑的发掘成果显示，德清窑在唐中期的时候的生产规模就已非常大，据朱建明的《隋唐德清瓷窑址初探》一文记载，“下东山窑的堆积及地表散布的遗物几乎遍及整座小山，并延伸到东苕溪河岸”，另据《浙江省德清县大圣堂青瓷窑址发掘简报》记载，“2000年德清宅前窑址揭露唐代龙窑5条，其中Y2宽度已达475厘米，堆积厚达4米以上”，“2009年德清乾山窑址发掘共清理出窑炉遗迹4条，其中一号龙窑保存相对完整，长40米，宽度达到4.7米”。这些窑场生产的产品类别绝大部分是碗盘壶等这些日常生活用瓷，产品品质上并不如晚唐越窑那样的高，里面有相当部分就是日常老百姓家里使用的瓷器。可惜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唐代墓葬特别少，发掘过的中晚唐平民墓更少，再加上德清窑易于和越窑、宜兴窑和宣州窑等产品混淆，目前很少有明确的墓葬考古出土德清窑瓷器，只有在德清周边出土过极少量隋唐德清窑瓷器，比如郭肇唐墓出土过瓷枕、秋山唐墓出土过纪年铭文黑釉壶。在武康八角井出土的一部分唐德清窑瓷片也能间接证明隋唐时期当地百姓使用德清窑瓷器的情况。 另外唐德清窑还出土过茶碾和碾轮等茶具，这对茶文化发展史提供了资料。在乾山窑、皇觉寺窑址和上渚山路南段窑址都发现过茶碾，在乾山窑和龙头山窑都发现过碾轮。而发现的茶碾形制和越窑、长沙窑、邛崃窑以及一些北方唐代窑址的茶碾都不同。这样的茶碾在中国茶叶博物馆有一件，在镇江出土一件，在上海青龙镇遗址也出土一件，不过镇江和青龙镇出土的都被定为宋代，这是有问题的，从形制来看镇江和青龙镇这两件都是唐代茶碾，而且都应该是德清窑烧制的。联系到与中国茶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小山寺就坐落在隋唐德清窑的分布区内，甚至在小山寺遗址的一段宋代土墙上还可以看到隋唐德清窑遗留物，可以想见小山寺在唐代的茶文化发展离不开德清窑茶具的贡献。 镇江博物馆藏唐德清窑碾槽和碾轮，馆方错误的定为宋代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唐碾槽和碾轮，应该是德清窑的产品 青龙镇遗址出土的唐德清窑碾槽和碾轮，馆方错误的认为是宋代。 6、中晚唐德清窑的衰落 早年研究者认为德清窑的衰落是由于质量水平低下、竞争者众多、以及运河的淤塞造成运输不畅等因素，这我在《关于唐代德清窑的一些资料及思考》一文中做过分析和反驳。我在此要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德清地区的窑业在中晚唐时期急剧衰落，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和武康以沈氏家族为代表的士族的衰微大致是在同一个时间段，窑业的衰弱稍稍偏晚一些。这不得不让人思考一下两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很显然，东汉中晚期德清窑业的发展和东汉以来东苕溪流域的开发有关，而以沈戎为代表的沈氏一族和姚恢为代表的姚氏一族也是在王莽和东汉早期迁到武康，自此开创了武康沈氏姚氏自东汉到六朝的辉煌历程。东汉中晚期德清窑的兴起，东吴时期德清窑黑釉的创烧，东晋时期德清窑黑釉的辉煌，一直到隋到唐早中期德清窑的兴盛直至消亡，这一路就是武康沈、姚等士族的兴衰史，要说两者没有一定的联系，这很难让人相信，我更相信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而是一个门阀士族领导下的区域经济业态的转变导致的窑业的兴衰。隋到唐早期，因为离散宗亲的国家政策和选举制度的改变，沈、姚等家族彻底失去了乡里根基的依托，最终消融于官僚帝国的组织框架和文化构造之中。有学者考证吴兴沈氏最终没落之日，其下限在安史之乱前。可以想见，随着沈、姚等家族的没落，这么庞大的窑场没有了地方大家族和官方的支持、经营和管理，单靠普通家庭是无法来维持运营的，开支巨大的窑场就陆续关闭废弃，导致德清窑停烧。同时，德清窑也没有学习越窑鼎盛期的匣钵技术，导致其产品品质较差，只能走低端路线，通过青龙镇等贸易港口销售出去，满足普通阶层的需求，而同时又面临长沙窑等窑场对低端市场的激烈竞争，几个因素叠加，导致唐德清窑在晚唐衰弱停烧。 从唐德清窑铭文里的元和、大和、上元、大禾（应是大和的误写）等年号可以推测出隋唐德清窑的下限，最晚的大和（827年─835年）可以推测唐德清窑停烧不早于827年。这一点也可以从2018年上海博物馆出版的期刊《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五期里《上海青龙镇遗址出土瓷器和砖瓦样品热释光特性研究》一文中的结论得到印证。上博把青龙镇遗址出土的陶瓷标本做了热释光测试，其中有三个德清窑瓷片，三个测年数据分别是距今（2018年）1159±64年（859±64年）、1036±59年（982±64年）、1180±61年（838±64年），剔除一个明显偏晚的数据，另外两个数据均属于晚唐，而827年也落在这两个数据范围里。 7、隋唐德清窑的地位 郑建明教授在《德清窑略论》的最后一节里满怀深情的说：“德清窑如生命的洪涛化解成涓涓细流，末了埃静谧中归于虚无”。全貌的来看隋唐德清窑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吴越之地从南朝到越窑崛起的晚唐这一过渡时间段里保持了窑业的兴盛； 二是为华东地区出土较多的隋代青瓷盘口壶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出产地； 三是为研究在隋到唐早中期这个时间段里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商品货物在大运河沿岸的贸易情况提供了一个视角； 四是对研究外贸瓷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一个视角； 五是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为普通民众阶层提供日常用瓷，开创了瓷业发展的先河； 六是在中国瓷器装饰发展史上开创了单独铭印年号的先河，把以前认为的北宋时期耀州窑的年号铭印提前了三百多年； 七是为中国茶文化和茶具的发展提供了窑址出土资料。 遥想唐早中期的两百公里外的青龙镇集市上，瓷器商人货栈上有百分之八十是德清窑的瓷器，一船船地向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各国贩售。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德清当地的生业形态的转变，窑业无可避免的衰弱下去，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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