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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下午，南越王博物院华音宫讲坛暑期学术季继续火热进行，厦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日根老师应邀以《略说中国海洋文明的特质》为题，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讲座。 中国较早便有自己的海洋文明，既体现在政治家、思想家对天下的认识中，也昭示在不同区域人们的生计实践中。在多元文明形态的演进历程中，农业文明及其建立于其上的国家制度曾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亦臻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对游牧文明、海洋文明都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游牧文明、海洋文明在得到农业文明滋养中迅速提升，且与传统商业文明相结合，开拓了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无论海陆，商道的开辟都充满艰辛，需要付出代价，因而在不同的统治者和民众那儿，或选择进取，或选择保守，在海洋政策上便有了开放与封禁的区别，但海洋文明却曲折成长。纵观历史演进，中国海洋文明体现出官方主导、民间先行、海陆互摄、协和万邦、德润四海、允执厥中的基本特质。近代西方海洋文明则在殖民扩张的旗帜下与中国海洋文明交汇，经历了对中国海洋文明成果的推崇、借用直至诋毁，从而完成了西方话语权的转换，世界史进入了一个强权时代，中国曾遭遇列强的蚕食鲸吞，但是，当我们抛弃文化自卑，高扬文化自信的时候，就当意味着中华民族复兴集结号的吹响。 中国广土众民，地理形态多样，因应自然条件，形成草原游牧文明、大河流域农耕文明、沿海渔猎文明等不同文明形态。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基本是靠自然环境生存，对自然改善不大。哪里水草肥美，他们就游牧到哪里。农业文明趋向于安定，因为土地是无法移动的，在人口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耕地往往走向精耕细作。海洋族群则居处无定所，凡渔业、盐业都需要规避海上风浪、海潮等多重危险。 相对而言，人性趋向于安定，早期文明形态中，农业文明更易形成规模性，更便于积聚，也更能臻于较高的水平。在此背景下，奠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国家政权便取得了发展壮大的更多机会，形成了长期的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状态。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无法超越历史阶段性，相对于海洋而言，最初只是“兴鱼盐之利”，“行舟楫之便”，当海洋成为全球的通道和商品流通的桥梁之后，海洋经济才焕发出勃勃生机，当海洋科学进一步发展，人们有了更深度认识海洋能力之后，海底资源开发、海域上空资源利用都得以实现之后，海洋对人类的价值将有更广阔的空间。这时，海洋文明的优越性就可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王日根老师认为，以往论者多喜欢强调海洋文明的冒险性和进取性，而极言农业文明的保守和落后，其实这是一种偏颇之论。早期的海洋文明也是自给自足型的，受到人类认识海洋能力弱，航海、造船技术水平低等限制，人们无法涉足远海，海洋贸易活动也不能形成很大的规模，加上没有成熟的贮藏技术，渔民灶丁也不易积聚自己的财富。所谓胼手胝足、望洋兴叹都是指海洋族群的生计方式较长时期内都处于较低水平。 宋代福建区域迎来了文化大提升的高潮，莆田的蔡氏、惠安的吕氏、泉州的黄氏等均有人跻身官途，进入王朝的显贵行列。明代海南岛在成化二年（1466），同时有薛远、邢宥和丘濬三人获得高级功名，到万历时又有海瑞跻身宦途。“南溟奇甸”一下子出现“海外衣冠盛事”，这是农业文明的凯旋，也直接带动了海洋文明的更新和提升。 因此，进取、冒险、保守、安土重迁等观念并不能成为区分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标志，冒险、进取也是农业文明向前推进的重要品格，其与海洋文明的结合则迅速促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东移。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融与互摄是中国历史演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国土幅员辽阔，拥有漫长海岸线。远古时期，我国先民就已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秦汉以降，经由海路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更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汉武帝遣使西到黄支，孙吴时有朱应、康泰前往南洋，唐朝时则有杨良瑶远赴大食，直到明初郑和七下西洋，官方主导的外交与外贸持续不断。而民间的交往则有唐之张保皋、明之郑芝龙家族等。特别是唐宋以降，海上“丝绸之路”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国官民通过海路与沿线国家进行着频繁的政治、文化交往，海上贸易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联通东北亚、日本、南洋、波斯、阿拉伯世界，远到欧洲、东非，并以此为跳板，连接到世界更广阔的地域与国家，它不仅仅是东西方商业贸易的桥梁，也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也同样是面向海洋的国度，它们各自的发展与壮大，也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民众，也曾积极参与海上贸易，特别是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逐步营建出“全球化”的新时代。  ▲郑和像  ▲郑和下西洋图  ▲郑和下西洋时间表 另一方面，海洋移民政策长期受“自弃王化”观念的影响，长期并未形成制度条文，但因为海外移民与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关系密切，因而移民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弃”到“保”的缓慢历程。 王教授指出：总之，在观察中国海洋文明兴盛时期的同时，我们应该把海疆政策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既要看到中国传统海洋观的缺失，也要揭示明清海洋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进步性与局限性。 明代后期，西方殖民者已在大航海之后进入东方，印度洋海洋贸易时期的航线与大西洋海洋贸易航线实现了连接，且还开辟了跨越太平洋的航线，全球化时代宣告来临。但是，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英国，西方列强越来越明显地将国家利益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纷纷推行海上霸权，以零和博弈的思路侵夺别国的财富。西方“条约体系”对中国“天下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国土防御模式，“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益重。”嘉庆继位之后，海盗活动进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在走私贸易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海盗势力进一步滋长起来。道光时期，西方势力更多地进入中国，这逼使部分知识官僚开始有意识地认识和了解外国，也更自觉地认识当时国际间的运行规则，其中，林则徐便是重要的代表。林则徐在针对鸦片等列强侵略手段，知此知彼，用西方通行的国际法作为武器，在维护国家主权上取得了主动权，彰显了民族气节。咸同以后，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无情侵凌，经济的独立性日益丧失，军事的被动地位更进一步显现。不过，仍然有部分清醒士绅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利用国际海洋法则与列强开展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王教授从福建对内陆文明的移植与再造、闽商在海洋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两方面总结了福建在海洋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扮演。此外，郑和、郑芝龙，给闽南人留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长期从事南北航运交通和商贩贸易。 郑成功与清政府对抗38年，三次北伐，一次东征，一围福州，一攻台州。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率军25000人，战船400余艘出兵东征，历时11月迫使荷兰殖民者签定了投降协议，收复了祖国领土台湾。其子郑经、孙又据台湾与清政府对峙21年之久。郑氏政权之所以能够同强大的清王朝长期对峙，除了双方策略上的原因外，主要是郑氏政权有自身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通过福建海外贸易和新地区的开发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持和立足点。  ▲郑成功像 讲座的最后，王日根教授总结：中国海洋文明拥有独树一帜的特质——官方主导、民间先行、海陆互摄、协和万邦、德润四海、允执厥中。这些特质都渊源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在郑和、郑成功、郑若曾、周维翰等历代为中国海洋文明与等诸多人士身上均可见。 我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彰显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担当精神。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提倡“华夷一家”并推行“用夷变夏”，这是历代王朝在国家与边疆治理方面尤其值得总结的重要方面。围绕中国海洋文明特质展开的讨论，或许也能够在认识和处理族群关系方面，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和“历史上的中国”提供一个新视角。  整理：陈苑萱 编辑：黄巧好 审校：吴丹微 审定：王维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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