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与竹溪诗社

王玉媛

成立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的“竹溪诗社”，是沈德潜晚年辞官回乡后，以袁景辂、王元文为首的七位吴中诗人因尊崇其诗学、不满性灵派末流产生的流弊而形成的诗歌群体。沈德潜晚年非常看重并亲自指导“竹溪诗社”；诗社成员也通过作诗和编选《国朝松陵诗征》以推衍崇尚雅正的诗歌主张。考察这一诗歌群体不仅有助于了解沈德潜晚年的诗学观，也有助于了解格调派后期的发展情况及其与性灵派的对立。

一

关于“竹溪诗社”，郭麐《灵芬馆诗话》卷三的记载较为详细：

袁丈朴村先生，中年弃举子业，肆力于古学，以振兴风雅为己任。与同里顾蔚云汝敬、顾东岩我鲁、陈易门毓升、陈芝房毓咸、王北溪元文、袁竹轩益之结“竹溪诗社”，请归愚宗伯主其盟，分题角韵，击钵联吟，跌宕文史，纵横觞咏，敦槃之盛，至今里人犹艳称之。一时人人有集，虽存没显晦而风流未歇。诸君中，易门、朴村即世最早，东岩境遇最穷而诗皆工；朴村《小桐庐诗草》，家有其书。东岩前已录之，易门献赋行在，危得复失，侘傺以终卒……

文中提到的袁朴村，即袁景辂，字质中，朴村是其号。徐世昌《晚晴簃诗话》“袁景辂”条也说：

质中学诗于归愚，与王北溪元文、顾蔚云汝敬诸子结“竹溪诗社”。

“竹溪诗社”共七人，分别是袁景辂、王元文、袁益之、顾汝敬、顾我鲁、陈毓升、陈毓咸。七人都是苏州同里人。诗社成立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王元文《北溪诗文集》每卷均有写作时间，卷八写于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其中，《过袁朴村校书巢流连数日同易门竹轩蔚云芝房东岩诸子作》第四首注云“诗课结于前年”，故依此推知。王元文《北溪诗文集》卷六至卷十名为《竹溪集》，并有“社稿”字样，时间是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至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可知诗社存在大约三四年左右。随着乾隆三十二年（1767）丁亥、袁景辂离世，两年后（1769）沈德潜去世，诗社接连失去灵魂人物和领军人，“诗坛文社黯无色”（王元文《用韵酬吴蓉舟见赠》），遂渐趋式微。

需要指出的是，沈德潜与“竹溪诗社”中的袁朴村早在乾隆五年庚申（1740）就相识。沈德潜年谱记载，此年“仍课徒于吴江同里袁氏。从学者，袁生质中、吴生南勤。教学相长，予成时艺，复得数篇，外人来嬲者稀，此间颇有乐趣也”。句中的“袁生质中”，即是袁景辂。此外，沈德潜诗集中还有《寄袁生质中》、《过长新店，路逢蔡子芳三、袁生质中入都，即言别》、《题袁质中照》等诗。其中，《寄袁生质中》其二云：

读书贵精专，所重非饤饾。譬诸植嘉木，培根枝自茂。又如服良药，积久效乃奏。吾子英妙年，性喜探艺囿。流目得大意，游心少疑窦。惟恐近涉猎，夸多以为富。好学在深思，片言亦穷究。德邻既磋磨，经师况指授。丰年俟他时，子今且耕耨。

沈德潜在此以栽树、服药作比，循循善诱，指出为学当持之以恒、严谨认真。在《袁质中四书文序》中沈德潜则说袁景辂“业制义，少岁读书百城楼中，能吐弃时趋，宗法先正，所为文即已惊其老苍。予时以小友目之……戊辰冬，邮寄近稿于京师。予披览之，犹是剖析天人，指陈经济，摹肖神物，而说理使才之中，自有言外之音，空际之响，虚与委蛇，而不留其迹也”。而袁景辂《沈归愚师一岁中四迁至学士呈寄二律》其二也说：

灵岩烟水旧从游，屈指分携三五秋。千里赐书铭古谊，孤灯展卷起离愁。宋朝殿上方移炬，汉主宫中更借筹。几日入燕还负笈，从师指点最高楼。

首句显示两人早就有师生之谊。“千里赐书铭古谊”句，当指沈德潜在京师时两人之间经常邮寄问答之事，可见沈德潜对袁景辂的期许。所以，一个合理的推测是，沈德潜与袁景辂最早相识，且一直保持师徒之谊。沈德潜辞官归乡后，吴中诗人们靡然向风，王元文等人“冒昧申尺书，几忘门墙峻”（王元文《呈沈归愚师》），得到沈德潜的热情回应。又因为他们与袁景辂是同乡且素来交好的缘故（袁景辂《正月十五夜竹轩兄招同诸社友锄经楼即席以小桥流水人家为韵得诗六首》其六有“筵前异性客，情好同一家”之句，《小桐庐诗草》卷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3册），遂得以立雪沈门，即“共敬瓣香宗杜老”（袁景辂《九日呈诗社诸友》），并进而成立诗社。

二

“竹溪诗社”的成立初衷，是不满性灵派逐渐显现的弊病，正如袁景辂在《正月十五夜竹轩兄招同诸社友饮锄经楼即席以小桥流水人家为韵得诗六首》其五中所说：

诗坛久清肃，近又多荆榛。谲诡欲乱古，淫靡易动人。一唱而百和，门户何纷纷。吾侪结诗课，要使大雅存。宁甘道阻修，导河必昆仑……

“竹溪诗社”的另一位重要诗人王元文在《诗学》一诗中也完整表达他崇尚雅正和对性灵派末流所产生的“涂饰云月露，雕刻花叶茎”的弊病极为痛心的诗学观：

诗本六艺一，其教为至宏。用达民疾苦，亦正己性情。云何背其实，而竞尚其名。涂饰云月露，雕刻花叶茎。更有淫亵语，妖艳惑人听。次回《疑雨集》，大雅之所轻。何以竟纸贵，一日千本行。血气少未定，嗜好损灵明。人材日败坏，甚者折其龄。谁似屏歌咏，勤肆传与轻。采风官久废，纷纷杂淫贞。别白示径途，何人任责成。慎勿从俗尚，惟先民是程。

显然，“竹溪诗社”的成立及其宗旨再次反映出沈德潜晚年格调派与性灵派在诗学上针锋相对的事实。而沈德潜《答竹溪诸诗人》一诗则记载了他辞官后，诗学主张一如既往，“竹溪诗社”成员能谨守其论诗宗旨，即“温厚谐正始”，沈德潜遂给予鼓励和夸奖，他时常亲驾一叶扁舟，到诗社去品评诗课，指点诗艺：

诗教阅古今，温厚归一揆。诗何尝愚人，诗人自愚耳。苟且就浅夷，黄茅与白苇。斗异矜幻荒，蛇神兼牛鬼。诗坛日以盈，谁欤究宗旨？吴江竹溪社，同川袁子质中招同志诸人，每季课诗于较书巢。俊才并有斐。炎月结诗课，角艺执鞭弭。我时移扁舟，荷风送涯涘。来过校书巢，远香散棐几。入座礼让余，披读古今体。性真驱氛埃，清风扫糠粃。诸君转降心，退焉就条理。赠我新诗篇，愿言侍杖履。谓我识途马，旧本疾于驶。今虽伏槽枥，犹堪越枪垒。发踪指前途，导引走千里。我为诸君言，识昧缘暮齿。初无诱进方，惟期尊旧轨。灵明为之舆，纪律为之轵。骖靳藉文华，运转凭驱使。盎然流神韵，粹然协宫徵。功深不计功，温厚谐正始。诸君各努力，老我行休矣。

“我为诸君言，识昧缘暮齿。初无诱进方，惟期尊旧轨。灵明为之舆，纪律为之轵。骖靳藉文华，运转凭驱使。盎然流神韵，粹然协宫徵。功深不计功，温厚谐正始。诸君各努力，老我行休矣”，这些诗句不仅可见沈德潜苦口婆心之态，更可见他对诗歌雅正之道的执著态度。王元文《七夕访袁朴村校书巢时陈易门袁竹轩顾蔚云陈芝房顾东岩诸子毕至》一诗则有助于了解当日“竹溪诗社”成员间心无旁骛、切磋诗艺的情景：

令节思良友，相将一棹寻。到门流水住，留客白云深。高咏怀莲社，清游继竹林。 正逢朋驾在，花下快披襟。一室何潇洒，幽居乐事真。耽吟还似癖，好德复成邻。虑淡神弥爽，名忘学自醇。千秋论述作，努力跂前人。

王元文《九日袁朴村招同袁竹轩陈易门芝芳顾蔚云东岩集小桐庐分韵得阳字》则有“今我与数子，情性无乖张。声色均非爱，所务惟篇章。淡泊味弥至，扼穷诗应昌”句，可见诗社众成员大都具有相似的人品个性和诗学追求。可以说，正是这样大致相近的人品个性和诗学追求使他们团聚在一起，在沈德潜晚年能够对其执弟子礼，继而在沈德潜众多后期弟子中占据一席之地。“竹溪诗社”的主将袁景辂《甲申夏大宗伯归愚师过校书巢即席分韵以春在先生杖履中为韵得在字》一诗就从“竹溪诗社”的角度具体记录沈德潜是如何看重并倾力指点“竹溪诗社”众成员的：

年来厌尘喧，吾庐聊自爱。何幸高轩过，长者忽远届。相对忘达尊，六月如春霭。追陪招素心，吾里才俱在。夫子宗杜韩，门人恧曹郐。忆昔师盛年，诗坛结良会。北郭与南村，膏腴各沾丐。师曾结南村、北郭两诗社。酒阑谈盛事，闻者犹心快。既列大匠门，名字灈淹晦。竹溪六七人，同心薄时绘。妍丑期互镜，雅郑严异派。世人笑迂疏，师独戒中懈。元圃积夜光，殷勤勖后辈。师评竹溪课卷云，近日以诗来求阅者皆涉应酬，求如竹溪课卷不可多得，将见元圃积玉无非夜光，愚所拭目以俟者也。从师廿载余，风指素能佩。此日垂明训，奖励更十倍。共幸叩鸣钟，日夕欣晤对。怅怅一帆飞，极目云山外。

“同心薄时绘”可以看出“竹溪诗社”成员大都具有共同的诗歌主张，“世人笑迂疏”可见诗社成立于格调派渐趋式微、性灵派风生水起之际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沈德潜对他们爱护有加，不仅加以教导，更辅之以鼓励。“妍丑期互镜，雅郑严异派”，可见诗社众成员严于雅郑之分。“从师廿载余”，显然是从袁景辂于乾隆五年庚申（1740）拜沈为师时算起。

三

“竹溪诗社”中，袁景辂与王元文声名最显。而袁景辂更可视为七人中的统帅。袁景辂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生而警敏，弱冠后补震泽诸生，再试于乡，不利，从此了却进取之念，专意于诗。据陈毓咸所作传，袁景辂“自少无裘马声色之嗜，有余赀，悉以购书，积渐二十稔，古今典籍，略备所居，有'百城楼'校书巢，皆牙签插架，手披口诵处，又颜其斋曰'爱吟，明所好也”（袁景辂《小桐庐诗草》）。其《示儿》诗描写了自己除去诗歌无其他嗜好的个性：

吟诗尔父癖，二十载于兹。不顾俗眼惊，不求外人知。苦吟一室中，那识寒与饥。古人获我心，其余非我思。此道苟精专，流光非一时。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袁景辂卒，年仅44岁。已经95岁高龄的沈德潜为其诗集作序，称赞其诗 “近体对仗工整，跌宕流逸；古体浑灏流转，风雨分飞，引用古典，了无痕迹，镕铸古人而生面独开”以及“心力既专，用功深者，收名也远，信其可传也”，并痛心袁景辂“年命不永，有志未逮”。

王元文《酬袁朴村》其二也指出袁景辂的个性及诗歌特征：

元气日流行，诗歌归雅正。一为势利诱，涂饰中百病。君材可特达，天府标名姓。何为乐卑栖，林野恣啸咏。欲寡意自闲，心平事无竞。此中静而虚，万象入明镜。

袁景辂严格禀承沈德潜的论诗宗旨。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他编选的《国朝松陵诗征》上。该诗选共二十卷，所收诗数千首，涉及诗人数百家。起于清初，迄于当时。编者“勤求博访，殚思耗力，阅寒暑忘寝食以成是举也”（陈毓乾《国朝松陵诗征序》）。诗选前有沈德潜所作序，写于袁景辂去世的那一年，即乾隆丁亥。并有“宫傅沈归愚先生鉴定”的字样。袁景辂在自序中交待了选诗宗旨，即“集富者抉其精，体杂者存其是，纤秾者避之如汤火，崇古雅者宝之胜琼瑶”。不过，在坚持雅正的基础上该诗选也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如同《例言》所说：

宗宋祧唐，固属悖论。尊唐斥宋，亦为偏见。予生平愿学，乃在唐贤。此集所收，不拘一律，盖前辈面目不同，则或唐或宋，只求一是，何必定从吾好耶？惟温柔乡语最足惑人，沉溺其中，有害心术，虽传诵之作，概不敢登。

“或唐或宋，只求一是”，可见其客观公允态度。而诗选对“温柔乡语”的排斥显然是针对性灵派而说的。这一坚定立场与其师沈德潜如出一辙。

袁景辂自称“除却诗歌无嗜好，独于山水有因缘”（《甲申除夕》）。他的诗从总体上看较多描写风景之作。如《宿藏云阁》一诗：

白云满空山，小阁不知处。我再入云中，阁上云来去。松柏绕山青，泉声隔林树。此时身与心，一一烟霞趣。欲去仍此宿，白云留我住。

此诗发调警挺，直接由景语写起。白云的实实虚虚映射出作者的超尘脱俗之概。末句的拟人手法更是引人遐思，令人领会到诗人静谧无拘的心境。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称袁景辂的诗“能谨守唐人矩矱， 清婉处自不可及”。观之此诗，确为不虚之词。

袁景辂诗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关于梅花的诗很多。仅以《梅花》为题的诗就有数首，另外还有《迟梅》、《红梅》、《落梅》等。这些诗，或吟梅花的风韵独胜，或颂其神形俱清，或赞其品格秀雅，无不象征着作者自身高洁的品质。如《梅花》：

自甘淡泊住溪山，花满枝头意自闲。应笑春风不相识，暗吹香气到人间。

王元文，字睪曾，号北溪，江苏吴江（今苏州）人。生于雍正十年壬子（1732），死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据其门人所写墓志铭，王元文“生而颖悟，开卷辄有创获。家綦贫，先生之祖父虑读书未克成，令习贸易事。先生虽顺祖父命，而于灯下枕上，辄作制义及诗，暇则诵读不厌”（王元文《北溪诗文集》）。嘉庆五年庚申（1800），程邦宪为王元文《北溪诗文集》作序时称王元文“虽始终处困，怡然自适，有古儒者之风。故其发于文章，皆和平中正，蕴酿深厚，庶几明正教、振宗风、挽末学之颓波、追前贤之轨躅而无愧者欤”，可见其诗人本色。著有《北溪诗文集》。

王元文早年的诗学观也严守唐宋之界，《赠施敬夫》其二就抒写了他诗主复古及对唐贤的心摹手追：

哀乐猝繁会，诗歌随击扬。雕刻丧真意，古人安可望。黄初树正骨，音响盛三唐。子昂既高蹈，李杜吐光芒。中叶得韦柳，泊如素琴张。颓波日泛驶，元气不终亡。

这首诗收在卷一《莺湖集》中。此集所收录诗歌均作于乾隆丙子（1767）至己卯（1769）年间，即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之间，距离“竹溪诗社”成立尚有数年。可见，在拜沈德潜为师之前，王元文的论诗主张即与沈德潜不谋而合。

“竹溪诗社”成立后，王元文崇尚雅正、批判性灵派末流的诗学观念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夏日沈归愚师过袁朴村校书巢以席人韵得先字》就反映了这一点：

湖乡风日佳，开窗纳云烟。尚书一棹来，由屦何飘然。荷风过槛外，幽鸟鸣庭前。考业评精粗，造请无虚闲。缅维诗教尊，哲匠实持权。性情藉以正，民瘼藉以宣。谁欤务绮靡，月露徒盈篇。主人敬其事，朝夕深究研。非期博声华，要令风雅传。庐陵学韩文，定志在早年。吾一例贫蹇，岂敢占幅先。秖此文字好，臭味殊相怜。羁縻旷暌隔，追陪邈无缘。高山与景行，期意弥拳拳。

王元文的《北溪诗集》“半出于穷愁劳苦友朋羁旅之余”。如《东岩别后有忆》云：

相晤了忘情，相别还增虑。入暮独登杰，幽怀澹无豫。遥忆烟雨中，孤舟泊何处。

东岩，即“竹溪诗社”中的顾我鲁。此诗表达的是送别友人后的思念之情。通过对友人走后诗人自己的行为及心绪描写，以及对对方的想象描写，充分表达诗人的惜别之情。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王元文作《吴趋吟》组诗，凡九首。《序》说：“相国榕门陈公抚吴时有风俗条约，劝戒切深，因推广成诗，以告乡曲。”分别为“嫁娶”、“丧葬”、“贾人”、“冶游”、“行乐”、“赛神”、“事佛”、“色伎”、“胥史”。大都论述吴中的不良风气，以资规劝，为时人所称颂。

“竹溪诗社”的其余成员，顾汝敬、顾我鲁是兄弟俩。袁景辂《顾蔚云东岩昆仲过予校书巢贻句赋答》称两人“所性耽佳句，学古能扼要。汉唐有正路，岐趋非所好。立意戒浮词，下笔能远到”。陈毓升和陈毓咸也是兄弟，陈毓升为长。王元文《陈芝房诗集序》称陈毓升“易门诗清遐高卓，为人温温静默，寡言笑”，芝房则“倜傥伟伟，议论风发踔厉……为诗谨于格、赡于才而极于情，其藻耀高翔、律切工稳中别有缠绵往复、优柔婉约之致”。七人之中，袁益之诗名最弱。

“竹溪诗社”的影响在当时并不大。主要原因在于，诗社未能像“吴中七子”那样，出现诸如王昶、赵文哲这样颇具影响力的诗人。另外，诗社的成员大都祖述沈德潜的理论，未能提出富于个性特征的诗歌主张。不过，考虑到沈德潜晚年尤其是去世前几年对它的重视和不遗余力的提携，以及“竹溪诗社”的成立背景，它在扩大格调派的声势及影响力方面，显然起到一定作用。因此，“竹溪诗社”诸诗人应当被视为清代格调派后期羽翼之一。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