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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玉堂（系王志凯☞的父亲），壮族，1914年生于丘北县官寨村。1941年任官寨保保长。1949年3月参加革命队伍，6月任官寨乡（当时隶属于泸西县五嶆区）乡长，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弥勒县粮食局任主任，在竹园糖厂任厂长。之后调到云南省百货公司工作，在省五交化公司工作至退休，职务均不详。2007年逝世，享年93岁。 
 我于1941年小学毕业回家以后，五嶆区（原泸西县五嶆区治公所)区长龚仁之强迫我当官寨保保长，那时，全保约有300多户人家。我刚刚上任，就遇到蒋介石调嫡系部队即国民党第九集团军关麟徵部到滇南文山一带驻防。其所属52军198师由泸西开赴文山途经五嶆，在官察设立兵站。当时五嶆区区长龚仁之命令我保负责大包米500包)（每包100公斤)，按300多户计算，平均每户负担一包多。我采取田多多摊，田少少摊即自有田地负担的办法，让各户把应负担数直接送交兵站，不再由我这个保长转手，兵站用的是木杆秤，农民送兵站的大米，每挑都是在家里称过的，大部分都比原来下达的数目多。可是，兵站却用大秤来刮老百姓，公开贪污，诈取人民的血汗，过秤时每秤都要少称十五、六斤，有的甚至少到二十多斤。看到这种情况，我非常气愤，就把工作停了下来，去找兵站反映，为此我还挨兵站的人打了一顿。事后，我就去对区长龚仁之说：“我不干了，如果这样干下去，我一个小家当连裤子卖光都不够贴进去。”可龚区长哪里肯依。对我说“不要紧，这笔账以后研究解决，决不叫你一个人承担”。我叫他到兵站去交涉，他不敢去。我预感到问题严重，干脆躲起来，兵站和区治所发觉后，就来逼我父亲，并把我父亲抓去关起来。为了不使老人皮肉受苦，我只得又出来工作。但是，我怕将来把这笔账赖在我的头上，就采取两套记账的办法。一套是农民交来的实数，另一套是兵站收的冤枉数，交收两个数目比较，竟被兵站贪污了86包大米，折合17200多斤。过后，我把账本拿给区长龚仁之看，他说：“不几天就召开全区保长会议解决”，殊不知龚仁之因办事不力已被撤换，临走时我又找他说这个事，他说：“到县上请示后给我解决”。实际是骗我。后来，这笔冤枉账还是赖在我的头上。1945年，泸西县政府派泸西李玉堂的哥李某（名字已记不清了)来任五嶆区田赋管理处主任。他到任后，就与区长李绍兴合伙坑害我，派区丁把我叫到区治所，要我赔偿所欠的86包大米。我申辩说：“大米是农民直接挑到兵站的，我颗粒不沾，所欠数目是被兵站用大秤敲诈去掉了，这件事前任区长龚仁之清楚。农民更清楚，为什么给我赔？”他们根本不讲理，串通起来，借此敲磕我，把我关押了三个多月。毛辣虫进门，不用香棍拈，想一毛不拔，他们是不会放的。于是，我就只好卖了一份水田和一头水牯子，请赵发茂、李大富两人去说情、担保，方得出狱。出狱后；我老婆说我不听她的话，父亲骂我是败家子，我自己也很懊悔。通过这些教训，我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原来是挂羊头卖狗肉。在抗日战争中宣传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借抗日之名，大发国难财，敲诈百姓，残害人民。抗战初期，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但在老师的带领下，也曾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后来走上社会，做了点事情，自认为是为抗战出力，殊不知上了国民党的当。联系到国民党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各种摊派和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我就越想越气愤，决心与国民党政府决裂。1946年秋，我为了和五嶆区国民党政府作斗争，就与自昆明读书回来的张文选、张群芳、李绍荣等十六个同志结为拜把弟兄，我年龄最大，被推为大哥；胡月明为二哥，其他同志就按年龄的大小以此类推。我们结拜不久，丁响和革勒两村发生了山界纠纷。按理，五嶆公安分局只要从中调停，问题是能和解的。但他们却派警察赵海清指使丁响村民去围攻革勒，扩大事态，挑起双方械斗而坐收渔利。家住革勒村的胡月明看到这种情况后，就当场组织群众把赵海清揍了一顿。事后，胡月明来赶官寨街，公安分局就把他拘捕。消息传出，我们当天就集中在一起商量营救。最后决定先由我去和公安分局长刘鼎汉说，先礼后兵叫他放，其他人在门口等候，以便见机行事。我见到刘鼎汉就问他为什么要抓人，他说：胡月明藐视本官。打了我的警士，所以我就抓他”。我说：“你们警察在下边挑拨群众打架，你为什么不管”，我叫他释放胡月明，他说不放。于是，我就气愤地朝大门口走去。大家见了我就问，谈得怎么样，我说：“他们不放！”，大家就说“擂！”（壮语：打！）有的提柴块、棍棒，有的扛扁担、拿匕首。像决了堤的洪水，哗啦啦地冲进公安分局。那些警察见状，一齐怕了往龙山的箐棵里钻，局长刘鼎汉也顾不得臭，跑到厕所里躲，他的太太钻进床底下。我们砸毁了他的公案，打开狱门救出胡月明。救出胡月明后，我估计国民党政府还会来找麻烦，就把 大家带到丫勒后山的石洞里躲避,饭食由我岳母煮送。当我们处在危难的时候，大矣勒老团总张元和秧革乡绅赵映堂出来为我们调解，由我们拿出二百元国币送给五嶆公安分局，才把事情平息下来。后来，陈福昌米继任五嶆乡乡长后（把原来的区改为乡)，就到处抓兵派款，凡属年龄在三十岁上下的男子，都列入抓兵对象，搞得人心惶惶、不得安生。我就告诫青年人，叫他们上山做活或赶街，都要约起两三个，以防被抓。如果有人来抓和他们干（干警察和乡兵）。有一天下午，乡丁李国祥等五、六个到同拉穴（壮语：地名）田里把正在收谷子的王以那（独生子）抓走，被在场的李法春、李真明、李凤祥和李尚清等人救了出来，并打了李国祥等乡兵警察。晚上王以那的父亲王家荣为了感谢大家，送来一只鸡和一斤酒。我又拿出钱来买了一些酒肉添上。在李三家（因他家较偏僻）做宵夜吃，约有两桌。尔后，有人就去告诉陈福昌，说我聚众，准备闹事。陈福昌信以为真，就宣布说：“王玉堂杀羊聚众，对抗征兵。”并通令逮捕。我老婆知道后，就慌忙打发王以尼、李衣文两人到白马（当时我在白马做客）告诉我，叫我回家躲避。到了官寨，我就直接去找陈福昌。陈见我怒气冲冲地走进他家，就嬉皮笑脸假意显得很亲切的样子跟我打招呼，说：“老弟，你回来了。”我说：”你下令捕我。现在我送上门来了。”陈听后，知道我已经有对付他的准备，就说：“这纯属是副乡长张玉清搞的，对不起。”我说：“是谁在掌握印把子。”他说：“当然是我，不过，老弟你是知道的，我回老家半个月了，前两天才回来。”我看他推卸责任，自己找楼梯下台，也就算了，通缉我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一九四八年秋，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推动下，游击战的烈火越烧越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危在旦夕。统治五山曹地区的罪魁祸首陈福昌被人民杀掉以后，由李续兴来继任乡长，李上任后，就依靠陈思顺、王刚及七名乡丁维持其统治和收拾残局。这时，在壮族中很有声望的张如奎（炽光）同志已与共产党有联系。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在五嶆地区名存实亡，盗匪猖獗，想乘机把五嶆乡政权抓到手，为地下党开辟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于是，就与舍得原来关系较密切在彝族中拥有威望的杨建武同志联系，杨也是受到地下党的教育，已早有此意。随后，他们就公开召集全乡有威望的人来官寨开会，选举五嶆乡乡长，选举结果，杨建武选票多为乡长，我的选票次之为副乡长，这样就把李续兴废除了。游击战争风起云涌，泸西县县长也自身难保，加之官寨边远，且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鞭长莫及，只要有人出来负责也就算了。我们这个乡公所，表面是国民党的乡公所，实际是专门掩护地下党来往的同志，为解放战争解决一些食宿问题的两面政权，经费、粮食由杨建武和我拿出来开支，未向人民摊派。就在杨建武和我任职时，共产党派了姜必德同志来官寨开展工作。开始，他只说在我家暂住几天，我看他面黄浮肿，饭吃得很少，就用肉煮萝卜丝给他吃，但他只喝汤，很少吃肉。我老婆悄悄地问我：“他是哪里人？为什么成天用一只手撑着下巴壳”。我说：“不要管他”。因工作关系，我也不便问他。他住了几天又走，走了几天又来，经过多次往来，混熟后，我们就拉起家常来。在漫谈中他问我为什么要砸国民党公安分局，打乡丁？我看他和蔼可亲，就毫不隐瞒地将自己如何被国民党欺骗，如何上当挨关，几乎被搞得破产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后来他说：“国民党腐败无能，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压迫剥削人民，现在，只有组织起来把蒋介石和国民党打倒，人民才有好日子过”。通过这次开心见肠的谈话，我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了解。尔后，他又给我讲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纲领等等，在他的启发和教育下，我的认识和觉悟不断提高。就这样，我长期寻找的指路人终于找到了。在姜必德同志的领导下，1949年春官寨宣布解放，成立了解放委员会，姜必德同志为主任，后肖屏同志接任，组建基干队，胡月明任队长，我先后支援武器大小枪八支、子弹500余发。当时，我被推选为民政股长。从此我走上了光荣的革命道路。1949年3月，在官寨我参加了护乡十一团二大队，高良战斗胜利结束后，官寨解放委员会主任徐骥生要求部队将我留在地方工作。六月官寨成立情报站，徐骥生同志叫我负责这个工作，并任五嶆区官寨乡乡长。九月十三日张如琳同志介绍，徐骥生同志主持，在官寨村李复兴家的楼上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十月为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云南追歼盘踞云南的敌军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官寨成立了运输大队，我任大队长。在此期间，我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注：此文收录在《丘北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中。作者写于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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