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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春月，闲来无事，信手录有关书法文字，零零碎碎，不成体系，数日之间乃得三千余字。撰毕，开南窗而远眺，会稽山逶迤灵秀，开拓心胸，怡然自乐，因名之曰《南窗论书》，语拙理歪，或有于古今奚落太甚，非徒以轻狂自任。知浅识薄，读之一笑可也。衡斋谢权熠记。
近人学书以“书家”自傲，在便得名利。无需以读书相尚，每见展事，抄以唐诗宋词，且有一式多份，以应各需。或临帖千遍，重复错误，至于帖中文字竟有不解一语者。 沙文若晚年执教浙江美院，有研究生五人，或曰：一枝五叶。五人书风、秉性皆异，朱关田敦实醇厚，王冬龄烂漫俊逸，邱振中缠绵纵横，祝遂之弘度宽卓，陈振濂潇洒恣意。
马蠲叟书到宋人，其晚年盲笔，尤见仙家气。 绍兴词人王素臧赞徐生翁书法曰：“生翁书画古青藤，体貌清癯似老僧。三百年来一支笔，青藤今日有传灯。”此诗所及，乃论其中年书。徐氏晚年化去青藤写意之笔，具用短笔画，胜以古拙。王素臧若见，必再赋一首为赞。 骆恒光、曹宝麟皆学米芾，用力数十年。骆偶涉他家，所得在南宫体式；曹不越雷池，所得在襄阳形骸。两家面目彰明，骆欲求之草书，曹惟坚守行楷，此亦一别。
书若流美必不古，时人好奇，尤坠俗态，不可救药。 书家往往受制于看客，看客之鉴赏水平高下为真导向。唐宋书家无俗笔，品藻者皆一时士大夫。明以后，缙绅、商贾受书，故为之牵引，俗气、市气愈重，乃至积习难反，世不知何为高妙矣。而今爆发户之愈多，江湖书家之愈得滋衍，胜昔尤著。 书画家旧有利家、行家之别，文人推利家，以其胸有文墨，视行家为专工之匠人。民国京师周肇祥辈视齐白石为粗俗，岂实以画论，不过视其粗通文墨，不可与士大夫为同座。海内公推吴昌硕为盟主，其画纵横俾阖，诗文足与一时名士较高下，笔墨偶见粗率，可不计矣。 印非以刻为能，在能化字，独取高古为难。书尚晋唐，印宗秦汉，其理一也。 李刚田敦敦长者，书印皆能自立古人，遒劲清俊，不失一家面貌。惟时以改刻汉印教人，各家报刊屡以专栏推广，示化神奇为腐朽，最误初学者事。 王镛书粗头乱服，然自有一种精神，他人难以仿佛。流行书风多是跟风，真堪书家者寥寥数人而已。
李世南写意花鸟人物，无形而有形，惟关键一二处必点出，尚有不放心者。 萧娴、游寿，南北齐名，以奇女子才写伟丈夫字。 天下皆以王觉斯书法为晚明第一，推崇至今。余独以其字多俗，不可久观，学之者才不及之，俗更不可耐。“三株树”以鸿宝为第一，石斋先生次之。 赵孟頫《致郭右之二帖卷》为其早年真迹，嘉德以2.6亿拍出，一时书坛人物指其为伪迹，以赵氏他作对比，以为一代名手何至如此云云。此作实亦精彩，而以晚年之笔较早岁之作，岂可同一面貌。若细较他帖，其精神之一贯可窥。近来书家，只知涂脂抹粉，自作千人一面之恶俗，骨骼久为遮蔽，不知本真，反沦最不知书者。 陶博吾书敦拙可爱，终类村夫所为，非读书人之雅正，此所以下一层者。 读书人中富才气者书多俊逸，意气风发犹托于笔端。认真严谨者书多笔笔皆到，不作草草面目，非不越雷池，是笔笔放心耳。 学书宜笔笔到，知笔笔到，方可有不到笔，笔不到而能到，又上一层。绝非笔笔不到，笔笔不到，即真不能到者。 诗书画印，有三绝者，有四通者，绝而能佳，通者皆能知其门径，稍得自家面目耳。然要精通四门，必是巨匠。面目本无好坏，而体格自分高低。
今人作书多狂乖怒张，以为非如此不得写胸中豪迈，倚精神病之病态或偶有其妙，然岂可人人都是精神病患者。书者，发乎情，止乎礼，富功夫才情者，足以恣意其间，变化无穷。 读书少，欲变法而绝不能。徐生翁变法古今，不着一家痕迹，是知深而能别出，其一生究心于此，又一生读书。书可不作，不可不读。 书无分碑帖，皆归于写，纵然几十年精取一家，亦自家手段，面目本化妆而来，不能全合，况神采乎。学书乃在发扬秉性，千万人必有千万人书。 书必有法，字法笔法，笔法需渐修，字法必先立而复变。笔法在求精而能放肆，字法在能规整而生奇趣，皆归于活法。今人作书，字法几无，仅以侥幸为之，遑论笔法。 林和靖书有寒气，孤芳如山中梅花，寂寂独立，只可有其一，不可有二。书风愈烈，愈不可仿学，性格阅历迥异，难以相契，易落一身习气。
观沈鹏挥毫，方知其知笔法，果决纵横，出以散漫。周若溪运笔摇曳，如雅士舞剑，书有潇洒浪漫之气，早年重潇洒，五十以后重浪漫。张容堂运以停、行两法，篆书如符，行楷以一笔化千笔。 书不可至刚至强，以其无韵，往往索然。右军书有妇人气，正是其贵处。章祖安自谓得一“糯”字，外示枯藤老树，“糯”在其中，故能老树新花，生生不息。沈定庵隶书刚柔并济，以淳朴出，乡里后学，削尖刻意，沦似剪纸，殊为可笑。 草书最写性情，变化万千，亦最忌无法，肆意妄为，满纸狼藉。马世晓早年为人所讥，以为“一廊蚯蚓无人扫”，谓其笔曲而妖。至晚年，境界独开，渴骥怒猊，字字古人处来，字字自家面貌。必使张芝颌首，怀素侧目。 仇英摹古最见功力，以为行家典范，精细不逊宋人，而亦失于精细，不逮浑穆之气。 张即之书唐人诗卷，有两卷，本幅皆同。一为原本，藏辽博；一为临本，藏上博。赵之谦辈皆以临本为张氏真迹云云。张氏在南宋有大名于时，然其书俗不可耐，此临本反较原本更富蕴藉，尚有不俗胜于张氏者。（辽博本十八年前曾一见，初以为冷摊讹人之物）
书至董其昌而笔法变，由古入今矣。学书当取法乎上，书格、书技皆不可偏废，董其昌之前书，随意取法，不离古质。世言“古质今妍”，妍美实是一法，董其昌后知之者亦鲜矣。 草书与写意通，徐天池自诩书为第一，晚年学画，一如其书，解衣磅礴，不失粗野。 徐天池巨幅书作动荡魂魄，世多目其能作大草、狂草，察之其书，实应归为行书，或曰行草，其以行书之字作草书之势。鳌掷鲸呿，烟云满纸，弗见一笔狰狞，胸次无尘，尽显书生本色。 沙孟海风华腴润，沈尹默神采超逸。观者迷于茂密、精绝，落笔便多羁绊。 近人费新我、康殷、刘炳森、张森辈，无一笔不俗，竟得时名，深可嗟叹。非此辈误我，乃时誉误彼也。 用笔如运刀，须以寸铁杀人者胜。 书家必有初心，希志抗古，自非俗辈，不以时遇困顿为然，一意孤行，方能横绝千古。名利两字最是糖衣炮弹，化骨于无形。 张瑞图开合自运，变化多端，如壮士舞刀，刀刀入纸，凛凛然不可犯之毫分。
闲散作书便失精神，蔫然无力。笔底悠然，着笔似狮子扑象，全力以赴，能擒拿跳跃，为其如此，生机迭出，方堪闲散之姿。董书汲取诸家，融会贯通，以己意出之，是自家本色，所以鲜活。后学之士，处处以模仿为能事，不过东施效颦。 董其昌用拙而出秀润，奕奕动人，诚是此老高明处。有清三百年，学董书者三百年，竟无一人可及，皆作花下鬼矣。 鲁公书浑然质朴，有曰为田舍郎立阡陌间，其敦实憨淳如此。面貌农夫，言谈有庙堂气象，拙而能古，古而有力，后人学颜，知此已属难得。质朴之外更藏狡狯，非如此不可尽窥颜书之机巧，世人当知老实人亦不乏城府，内寓自家心思。 大字在势，小字在趣。大字难如小字之精妙，小字难似大字之宏阔。 谢稚柳精微清旷，超然利家、行家之上。大千居士傲才藐物，犹重其能。于鉴定则资以入古，望而立决,此深知者也。 清季学碑多奇奇怪怪者，或骇人耳目，或泥于画葫，惟沈增植缤纷离披，郑孝胥清苍幽峭，两公鹤立群伦，宕开碑帖之新局。
陶心云营东湖，嘉慧后学，此是千古功业，书不足道矣。 书家早年之作多见幼稚，于晚年迥异，以其取法尚戋，笔力尚嫩，且阅世不多，见识不高。赵之谦三十以前有学颜真卿，不过庸庸俗手，然必有不变者。董其昌年少时学智永，稚嫩生疏。至于晚年书名遍天下，终日挥洒，犹不忘一“生”字，正是其救多写之良方。董其昌书风靡数百年，不乏好手，惟王梦楼能从“生”字著手，笑傲天下“三梁”，卓然鹤立。 书家往往以个性相耀，天下人人不同，落笔已然分明，刻意为“个性”者，定难生动自然。取法个性愈强者，则愈易为其表象所迷，仅仿之以皮毛，时日愈久，不知追踪溯源，徒落野孤禅。惟王羲之法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假以《集王圣教序》悟入，稍加生发，必成一家面目，而古意与笔法不失，此善学者思之。 康长素有得与不得。得者，逶迤通达，豪气尽显；不得者，琐碎拖沓，诚为“烂稻草”之流。 书家必具两种手段，一应大字，一付小字，自文徵明辈皆足窥此，运对适度，方堪佳构。 文徵明朗隽挺拔，如明月皎然，落笔无一懈笔，百炼钢化绕指柔者。
赵孟頫学古，由近而远，自高宗而溯北宋蔡君谟辈，再上取唐晋诸家，俊朗如玉，体格依于唐人，气格不脱宋人。 倪云林书一如其画，简远萧疏，惟涉荒率。画家字每多如此。 学书不可贪多，步武古人，由一点一画悟入，再看其应对变化，此处最见神来。时人但知临帖，仅作一时画瓢，徒勾僵影，骨肉失位，精气不正，纵临万年，不过皮毛。 学书当在活学，一家有一家经验，量力而行，因地制宜。余任天晚年目力日衰，唯草书尚作，犹自潘天寿画中悟道，以空白写字，计白当黑，反其道而行，不落窠臼，开合相间，浑厚苍茫。细究点画，虽失于板直，而转动空白，化其于无形矣。 观书如观美人，扭捏作态，必带俗意。佳书如佳人，能以真出故。赵子昂书，委婉俊秀，如西子洗铅粉，立苧萝，见之犹怜。一旦作粗笔，写“快雪时晴”，体骨历练，徐娘半老，风采别样，亦非小女子可比。 天道四季，各呈其美，书家一生竭力，少壮老弱，各彰风采。岂少时必不及晚岁，青涩峻拔，天然嘉惠；生平阅历，笔墨滋养，香象渡河，老而更成。皆托于“用心”二字，若恃“老本”，任恣意以为能者，少年才情殆尽，便坠不可救药之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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