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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话”在元代文本作品的题名中首现，学界普遍用以指称元代的讲史伎艺或讲史话本①。关于元代“平话文本”的出现，现有两种认识：一、书录平话伎艺的讲说内容以成白话文本；二、历史题材的通俗文本编写，因受当时繁兴的平话伎艺的影响而吸收了它的内容和格式。这些认识的前提是当时存在着一种名为“平话”的讲唱伎艺，且对元代题名“平话”的白话文本有直接的影响。
然而，元代是否存在名为“平话”的伎艺，并无确证。其一，迄今无文献证明元代有名为“平话”的讲唱伎艺，元人亦无文献直接或间接提示“平话”的含义与性质②。其二，不能以后律先，以今例古，简单用明时的“评话”概念逆推元时的“平话”概念③。其三，元人对于“平话”的使用，目前文献所及只出现于六部历史题材的白话文本的标题中④，而“平话”在其题名中的标举，是指向于伎艺讲唱特征，抑或文本编写方式，还可斟酌⑤。
因此，我们且不必先验地把这些白话文本置于宋元讲史与明代评话的承接链上，视其为平话伎艺或讲史伎艺的衍生品，但可以确认的是，元代存在着题名“平话”的白话文本。那么，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当时社会为何会出现这种白话文本。因为在文言著述和文言阅读已成习惯思维的文化环境中，平话文本作为阅览文本的出现，并非简单凭讲唱伎艺的繁兴即可促成，它还需要关于书面白话编写的环境、观念和能力。这个问题是我们考察元代平话文本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基础，也是厘定平话文本的属性以及“平话”涵义的前提。
一、平话文本需要的书面白话编写的环境和观念
关于元代题名“平话”的通俗文本，无论是原于讲说内容的书录，还是基于白话文本的编写，它们的出现，皆非讲史伎艺(甚至说话伎艺)影响所致这么简单。
如果说元代有平话伎艺的繁兴，影响所及，有人书录其讲说内容而有平话文本。那么，当时是何因素推动了平话伎艺的口讲内容的文本化呢？要知道，当时社会对于讲史伎艺的接受是场上讲听而非文本阅览；艺人的场下训练、场上表演亦不需要格式齐全的底本，甚至底本不会是白话形态，而是罗烨《醉翁谈录》那种文言形态的文本⑥。
如果说有人在编写历史题材的白话文本时，基于平话伎艺的影响，而取用了它的内容和格式，从而有这些平话文本。那么，首要问题是为何会出现这类白话文本的编写？因为在文言著述和文言阅读已成习惯思维的环境中，自觉的书面白话作品的出现并非易事，文人们涉足此域需要相应观念的推动，相应环境的激发，否则不会有动力来涉足白话文本的编写，也不会有能力来从事白话文本的编写，即使那些来源于口讲的白话书录文本的出现，亦需要观念、环境的支持。
所以，这类白话文本的出现，无论是出于口讲内容的书录，还是出于书面文本的编创，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何因素推动了平话文本的出现，激励了时人参与平话文本的编写？这就牵涉到书面白话使用的环境和观念问题。若没有针对书面白话使用的有利的环境和观念，不会有人需要阅览这样的白话文本，也不会有人参与这类白话文本的编写。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考察一下元代的白话著述《直说通略》(郑镇孙)、《经筵讲义》(吴澄)所关联的书面白话使用的观念和环境。之所以选取它们，一是因为二书皆是历史题材的白话著述；二是因为二书的作者都是当时有着相当社会地位的文人，有明确材料表明他们参与此类白话著述的动因；三是因为有的学者认为二书是受讲史伎艺影响而出现的“平话体”作品。
元代严禁说唱词话，以讲说时事新闻为主的“小说”一家，似乎已经衰落而逐渐归入讲史中去了。说书人为了不抵触功令，都纷纷去讲说历史故事。影响所及，当时的道学先生吴澄给皇帝讲《通鉴》时也用语录体，还有一位监察御史郑镇孙摭采了《资治通鉴》的内容写了一部白话体的《直说通略》。⑦
元代讲史在当时社会上造成极大影响，它超出了文艺的范畴，成为讲说历史通用的体裁和语言形式。据记载，当时的道学先生吴澄在给皇帝讲《通鉴》，监察御史郑镇孙摭录《资治通鉴》编写《直说通略》，都采用了这种受欢迎的平话体。⑧上文提及的《直说通略》是郑镇孙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编成的一部通俗性白话通史，共有十三卷。所谓“通略”，意即《资治通鉴》之大略；所谓“直说”，乃指一种表述方式，语言上表现为俗语白话，即郑镇孙在自序中所强调的以“俚俗之言”来传达出圣贤文章的蕴奥(详见下文)。而吴澄之讲说《资治通鉴》，乃指他于元泰定年间(1324—1328)任职经筵讲官时所编写的白话文本《经筵讲义》。兹列二书演述刘邦入咸阳与父老约法三章一节，以见其白话叙事之形态：
子婴遣将敌沛公，秦兵大败，沛公遂入关，到霸上。子婴素车白马，颈上系着传国宝，出路傍投降。子婴立四十六日，秦亡。……太祖高皇帝受秦降时，未曾登位，只称沛公。西入咸阳，召众父老每、众豪杰每，抚谕他约法三章(杀人的死，伤人及盗抵罪)，除去秦时不好的法度。百姓每喜欢，都将牛羊酒食管待军马，沛公不受，百姓越喜。(《直说通略》卷三，秦·子婴—西汉·太祖高皇帝)⑨
汉高祖姓刘名邦，为秦始皇、二世皇帝的时分好生没体例的勾当做来，苦虐百姓来，汉高祖与一般诸侯只为救百姓，起兵收服了秦家。汉高祖的心只为救百姓，非为贪富贵来。汉高祖初到关中，唤集老的每、诸头目每来，说：“你受秦家苦虐多时也，我先前与一般的诸侯说，先到关中者王之。我先来了也，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随他所犯轻重要罪过者，其余秦家的刑法都除了者。”当时做官的、做百姓的，心里很快活有。⑩由此可见，此二书皆是以俗语白话述史的作品，就其历史题材、白话语体、编写时间来看，它们与现知编印于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的“全相平话五种”皆可视为同一时期用白话编成的历史题材通俗文本。但郑、吴二作之选择历史题材作白话文本编写，并非受到讲史伎艺的影响，而是另有其渊源和类属。
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郑镇孙在《直说通略序》中叙及了此书的编写缘起：
鲁斋许先生为《朱文公大学直说》、《唐太宗贞观政要直说》，皆以时语解其旧文，使人易于观览。愚尝以为《大学》一书，发明本末始终、修齐治平之事，紫阳《集注》至矣，尽矣，固未易以俚俗之言为能尽圣贤之蕴奥也。……两浙运使世杰公俾愚辑是编，乃摭《资治通鉴》之文，且以《外纪》诸书推衍上古之事加诸前，而以宋朝及辽金之录附于后，皆从而略节之，名曰《直说通略》，分为一十三卷。(11)在此，郑镇孙明确指出《直说通略》是受到元初理学大家许衡(号鲁斋)“直说”《大学》、《贞观政要》的启发而有“直说”《通略》之编。当时，像郑镇孙这样追慕许衡“以时语解其旧文”而有仿作者并非个例，在郑作之前即有贯云石的《孝经直解》于尾题中标称“北庭成斋直说孝经”(贯以成斋为号，以北庭为郡望)，并在自序中言及编写缘起：
尝观鲁斋先生取世俗之言，直说《大学》，至于耘夫荛子皆可以明之。……愚末学辄不自□，僭效直说《孝经》，使匹夫匹妇皆可晓达，明于孝悌之道，庶几愚民稍知理义，不陷于不孝之□。(12)由此可见，贯云石与郑镇孙同样是看到了许衡的直说之作，受此启发，才有心仿效其“直说”方式以成白话著述；而且二人还明确在题名中标举“直说”二字，以示追慕许衡之意。贯、郑二人在自序中提到的许衡“直说”之作，有《大学直说》、《贞观政要直说》，现仅前者存，题《直说大学要略》(13)，乃以俗语白话阐述经史义理，意在通俗易晓。但是，许衡作为一代大儒，自有长期的文言创作训练，如何会涉足白话著述呢？我们知道，《直说大学要略》是他在国子学任职时编写的白话讲义文本(14)。他一生以研习、传授程朱理学为己任，热心于讲学育才，为此而编写的讲义文本不在少数。但讲学之书大可不必非以白话出之，如他的《小学大义》即以文言出之，此乃“甲寅岁，在京兆教学者，小学口授之语”(15)，而他于《直说大学要略》却要使用白话来著述。这一选择除了说明他进行白话著述的有意和自觉，还透露了他主动使用白话著述的缘起和动力，乃基于他的这类著述所要面对的人群有了变化。据《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记：
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枢为劝农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为京兆提学。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幸来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还怀，学者攀留之不得，从送之临潼而归。……帝久欲开太学，会衡请罢益力，乃从其请。(至元)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16)这里记述了许衡任职京兆提学、国子祭酒的两段经历。蒙古宪宗四年(1254)，他在秦地讲学，讲授对象为汉人，编写的讲义《小学大义》即使用文言；而至元八年(1271)，他被任为国子祭酒，教授蒙古贵族子弟，为了这些初涉汉文汉籍的蒙古生的易于理解、接受，许衡自觉地使用白话表述方式，编写了一批面向蒙古生的白话讲义文本，如《直说大学要略》、《贞观政要直说》、《大学直解》、《中庸直解》(17)、《孝经直说》(18)。以《直说大学要略》为例，其中渗透有明显的蒙式汉语的词汇(如“呵”字)，即是因面向人群变化而使用白话表述方式的明证。
同样是针对蒙古权贵的接受能力和习惯，吴澄面向蒙古皇帝而编写的《经筵讲义》也使用了俗语白话。吴澄的《经筵讲义》现仅存《帝范君德》、《通鉴》二篇，属于讲解《帝范》、《资治通鉴》的白话著述。这是吴澄任职经筵时编写的白话文本。所谓“经筵”，是“儒家的传统制度，即著名学者向皇帝讲解经典要义及其与日常事物关系的皇室咨询活动”(19)。据《元史》卷二九《泰定帝本纪》：“(泰定元年二月)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遂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敕右丞相也先铁木儿领之。”(20)由于泰定帝不懂汉语，经筵讲官要通过翻译向他讲解经典，所以，吴澄的经筵讲义基本上是将文言的原文转为通俗浅近的白话，再通过蒙古语翻译讲给泰定帝听，由此使得蒙古君主初步了解一些汉地的政治观点和历朝史事。这样的白话文本虽与经筵讲读活动关系密切，但并不是据讲说内容记述的白话语录，而是需要先成文稿以方便翻译，并呈交备览。王祎《经筵录后序》曾指出：“故事：讲文月凡三进，每奏一篇，天子既以置诸左右，比三岁，又总每月所进为录以献，以备乙夜之览。”(21)在这种制度下，经筵讲读官的进呈文本数量当应很大，只是少有留存。
元代出现的这类立足于文本阅览的白话著述(下文通称为“直说作品”)，与宋代的白话语录的属性明显不同。我们知道，宋代就出现了一些白话语录，如道原《景德传灯录》、张伯行《朱子语类辑略》、王守仁《传习录》、朱熹《朱子语类》等，皆为禅宗大师、理学大师们的口讲内容的记录、编辑文本。而禅宗大师、理学大师的白话讲说内容之所以能被记录以成文本，乃是基于人们对于讲说者及其讲说内容本身的尊崇和信仰，而那些艺人们的讲说是难以有书录文本的(22)。
元代的书面白话著述则与此白话语录有明显变化。其一，已非口讲内容的记录，而是立意于阅览之用的书面著述。虽然亦有与口讲有关者，但那并非口讲内容的书录，而是口讲前的文本编写以备阅览。到了郑镇孙、贯云石那里，则是为了纯粹的阅览而编写了。其二，不但人物语言用俗语白话，叙述语言亦用白话。宋人书录禅宗大师、理学大师们的口讲内容以成文本，乃出于忠实传达他们的宏旨大义，这是史家实录观念的体现。但实录观念只体现于人物语言，白话语录仍有一个文言的叙述框架，常以“某某曰”出之，虽然它在总量上比人物语言要少得多。其三，元代文人参与白话文本的编写，不是如白话语录那样遵从讲说者之意的忠实传达需要，乃是出于照顾接受者的理解能力而有白话文本的主动编写。郑、吴二作取用俗语白话作为文本著述的表述语言，间而带有当时蒙式汉语的词汇句法特征，即是出于服务蒙古皇帝阅览需要而力尽平易的语言修辞手段，而非来自于仪式性白话讲说的书录。
元代的直说作品与宋代白话语录的这些不同，昭示了元代关于白话的品格、地位的观念有了变化，关于书面白话使用、书面白话著述的环境也有了变化。其一，元代的蒙古皇帝和皇子、国子学蒙古生都在主动地阅览白话文本；其二，当时理学大儒有“南吴北许”之称的国子祭酒许衡、经筵讲读官吴澄都自觉使用白话著述；其三，当时文人如贯云石、郑镇孙明确表示他们赞赏许衡的白话著述并有仿作。这些表明，文人涉足白话著述有了内在的动力(这个动力来自于蒙古权贵的需求)，白话在元代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并非如张中行所说的那样品格低贱，为下层人所用(23)。与此相应，处于社会顶层的蒙古权贵主动地阅览白话著述，受到文言典籍严格训练、长期熏陶的文人自觉使用白话著述，而且，白话还出现在朝廷的公文中(如圣旨、《元典章》、《通制条格》)、官修的正史中(如脱脱等撰《宋史》)(24)。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元代之于白话著述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此，胡适曾经归因于元时科举废止的促进(25)，事情当然不会如此简单，但元代独特的社会状况确实改变了人们使用白话的环境和观念。
一方面，蒙古权贵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以及混一四海之后，为了有效地征服与统治，非常重视自身的汉语言、汉文化教育，尤其是儒家经典和汉地历史的学习。但蒙古人的汉语言、汉文化水平低下，而文言又艰深难懂，这阻碍了蒙古人对汉文化的快速有效接受，因此不但需要简要方便的汉文化知识读本，也需要易于接受和理解的表述方式。我们看到元代出现了不少汉文经史典籍的节略本，以及有着或轻或重的蒙式汉语的白话本，就是这一需求的反映。
另一方面，在蒙元统治下，明显存在的民族歧视政策，造成了严格的种族等级之分，以及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进而强化了以蒙古人为中心的社会心理。因此，面对蒙古权贵的快捷有效地学习汉文化的需求，汉族文人也在思考这些蒙古人的接受能力，考虑怎样用最有效的向这个统治群体输入儒家思想。许衡、吴澄以理学大儒的身份，在面向蒙古人的知识传授时弃文言而用白话，就说明了汉人知识界的这种思考与实践。
所以说，元代文人主动自觉地涉身经史内容的白话著述，是在白话地位升高，蒙古统治者学习汉文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蒙古人存在着快捷有效地了解汉文化的需求，汉人知识界也存在着向蒙古人快捷有效地输入汉文化思想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白话被视为易于接受和理解的表述方式，既符合接受群体的需要，也符合输送群体的需要。许、吴、贯、郑等人以俗语白话“直说”经史典籍，就是因为当时有使用白话著述的环境——既有使用白话著述的基础，也有使用白话著述的必要。
由此可见，元代的社会环境确实改变了白话使用的环境，也改变了白话地位的观念，这为文人涉足白话文本的编写营造一个非常好的氛围，促进了文人自觉使用白话以成著述的涌现。尤其是上层社会存在着阅览白话著述的环境，许衡、吴澄这样的硕学大儒涉身白话著述，这对于更多文人参与白话文本的编创，具有积极的激励、推动和示范作用，从而涌现出了立足于普通民众易晓易解的阅读需要而自觉编写的白话文本。郑、贯之作就是受此影响下的面向下层社会的白话著述。这些白话著述来自于蒙古权贵的需要，来自于硕学大儒的参与，体现了知识界对于白话著述的价值的认可，不但激励了更多的文人涉身于此，而且还把它引入到面向下层民众的思想教化、知识普及之中，这对于当时白话作品的编刻既具有精神上的激励作用，也具有方法上的示范作用。这些因素的相互累积、推拥，共同营造了编刻、阅览白话作品的良好氛围，从而促进了当时社会编写、刊刻白话作品潮流的兴起。
元代的平话文本，作为历史题材的通俗作品，即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出现的，它们的编写、刊印即得益于这一白话地位提升、白话著述自觉的文化环境的滋养。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它们与上述“直说作品”在同一时期出现，同是白话文本，同样是对经史典籍作通俗浅易的阐述，甚至在“全相平话五种”之前，直说作品已有面向普通民众阅览之用的白话文本，尤其是《直说通略》这样的历史题材者；二是因为平话文本所表现的据史书作通俗浅易化文本编写的思路和手法，与直说作品有着明显的相通相同之处；三是因为平话文本在题名格式上表现出与直说作品相同的思路和涵义。下面详加论析。
二、平话文本的据史书编写的方式与成分
平话文本与直说作品一样，亦表现出据史书作通俗浅易性文本编写的宗旨、思路以及方式。
据经史典籍作通俗阐述，是元人编写直说作品的常规手法，具体的编写方式是据经史之书进行通俗浅易的剪辑简化或白话翻译、阐述。这种思路和方式在贯云石“直说孝经”中表现得最为直白，即先列《孝经》原文，再作白话的翻译或阐述，以冀达到他在自序中所说的“使匹夫匹妇皆可晓达”。当然，郑镇孙《直说通略》、吴澄《经筵讲义》虽无原文的罗列，但其白话阐述之文亦隐有经史之书的参照，比如《经筵讲义》现存《帝范君德》、《通鉴》二篇，属于讲解《帝范》、《资治通鉴》的白话著述；郑镇孙标题“直说通略”，意指对《资治通鉴》的略要予以“直说”，简言之即“按鉴直说”，明显有一个据史书作“直说”的思路。那么，《直说通略》如何依据“通略”作通俗浅易的演述呢？这就涉及到对史书内容的处理方式了，最基本的就是语言上的通俗浅易化处理，即郑镇孙在自序中所说的“以时语解其旧文”、“以俚俗之言为能尽圣贤之蕴奥”，突出表现为“按鉴”作白话翻述。
一方面，按鉴直译，即谨按《资治通鉴》的相关内容进行白话直译。如：
侠累与濮阳人严仲子有仇，仲子听得轵人聂政有勇力，将黄金百镒送与政母亲上寿，欲为报仇。聂政说道：“老母在，政的己身未敢许人。”及至母卒，仲子遂使政。侠累正在府上坐的，兵卫甚严，聂政直入，刺杀侠累，政遂自裂了面皮，剜了眼睛，破肚出肠。韩人将聂政尸首暴露街市上，挨问，皆无人识认。政的姐姐前去哭他，说道：“这是深井里聂政，为我在这里的上头，自绝了踪迹。我怎生爱惜己身埋没了贤弟的名。”遂死在尸的边头。(《直说通略》卷二，韩国)此段叙战国时期聂政刺杀韩相侠累一事，对照《资治通鉴》卷一《周纪·安王五年》所记(26)，《直说通略》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对话语言，皆是谨按《通鉴》的白话译述。
另一方面，“按鉴”剪裁并作白话转述，即对《资治通鉴》的相关内容进行剪裁编辑后再作白话译述，这在《直说通略》中最为普遍。比如卷三述子婴杀赵高以及楚怀王遣刘邦西征一节：
赵高既弑二世，欲立子婴。子婴设计不肯去，赵高亲自来请，子婴遂使人刺杀高，灭三族。子婴立，称秦王。先时楚怀王与诸侯相约，先入关的教他为王。此时秦兵强，诸将皆不可先去，惟有项羽怨秦兵杀项梁，欲与沛公先入。众老的每都说项羽为人慓悍猾贼，只有沛公宽大长者，遂令沛公先去。(《直说通略》卷三，秦·子婴)此段叙述的史实，《资治通鉴》已作了很好的编排，情节简洁，线索清晰，系于卷八之二世皇帝二年、三年，以及卷九之太祖高皇帝元年，《直说通略》即据此编写。一是对叙述顺序作了调整。在《资治通鉴》卷八中，先叙二世皇帝二年楚怀王与众诸侯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后叙二世皇帝三年子婴设计刺杀赵高；而《直说通略》则先叙子婴设计刺杀赵高，后以“先时”插叙楚怀王与众诸侯的约定。二是对情节内容作了剪裁、简化，继以俗语白话出之。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编写者依据史书内容作通俗浅易化编写的意图和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普遍的白话叙述中，《直说通略》仍有少量内容是以文言出之。这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抄录《通鉴》的原文，如卷九叙隋太子杨勇曰：“帝使太子勇参决政事，时有损益，帝皆听从。太子性宽厚，凡事任意，并无矫饰。”又同卷叙李世民曰：“世民为人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朝国乱，有志安天下。”(27)二是剪裁《通鉴》内容以文言叙述，如卷三项羽、刘邦陈兵对峙一节：“项羽诸侯军四十万，亦欲西入关，军在鸿门。沛公军十万，在霸上。范增劝项羽急击沛公，项羽叔项伯与张良有旧，星夜到沛公军里报与张良得知，因与沛公相见，约做婚姻。”即是对《通鉴》卷九太祖高皇帝元年所系相关内容的节略。
另外，郑镇孙“直说”《通略》虽以“按鉴”为基础，但依循通俗浅易的编写宗旨，内容上兼取传说和小说材料，并间有少量的虚构发挥。如上文所引子婴投降刘邦一节：“子婴素车白马，颈上系着传国宝，出路傍投降。”即把《通鉴》卷九中“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的叙述，作了富有民间趣味的虚构发挥，让子婴脖子上挂着皇帝玺符，伏道投降。而卷一叙周穆王事：“世人传说穆王到瑶池上遇西王母，同宴，喜欢，忘了归来。”卷二晋国一节叙介子推事：“子推躲在绵上山中，文公使人烧山，要他出来，子推终是不肯出来，被烧死了。”卷四蜀汉后主一节叙诸葛亮死时天有异象：“亮病，有大星光芒赤色坠落亮营中，不多时亮在营中薨。”皆采自民间传说。至于卷三西汉一节叙孝元皇帝“选后宫妇女王嫱赐与单于”，言及昭君不贿画工毛延寿，使汉元帝误选其和亲匈奴，以及后来服药而死等情节，皆不见于《通鉴》或其他史载，而是取用了葛洪《西京杂记》、蔡邕《琴操》之小说家言(28)。
《直说通略》依据史书内容的文言抄录、白话直译，体现了它对史书材料的依赖；而它按鉴剪辑并作白话转述，又在史书的叙事框架中间作民间趣味的虚构发挥，并兼取传说和小说材料，则体现了它据史书作通俗浅易化编写的思路和方式。此即郑镇孙《直说通略》“按鉴直说”的基本形态，既有取材方面的，也有表述方式方面的。
直说作品所表现的这些依据史书、杂取众材以作通俗浅易化编写的思路和方式，也体现在元代的平话文本中。
关于元代平话文本的据史书编写的事实、思路，前人在探析其取材来源时已有涉论(29)，即使普遍认为说话伎艺特征明显、传奇色彩显著、民间趣味浓厚的《三国志平话》、《七国春秋后集》，亦有书史文传的抄录段落，甚至尽引原文，不加增饰。程毅中即指出：“《七国春秋后集》的幻想成分很多，可是又有一些段落照抄了《孟子》和史书。如《孟子至齐》一节直抄自《孟子·梁惠王》上，《孙子回朝》一节也抄自《孟子·梁惠王》下；《燕王筑黄金台招贤》一节则大体上抄自《战国策·燕策》和《史记·燕召公世家》。”(30)而《三国志平话》结尾处刘渊复汉一节叙刘渊之子刘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京师名士与之交结，聚英豪数十万众”；叙刘渊称帝，“改元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后”，皆谨按《通鉴》卷八五《晋纪·孝惠皇帝》永兴元年的记述抄录(31)。这些来源于史书的文言叙述部分是平话文本据史书编写的有力证明。
当然，元代平话文本的形态表现比较复杂，语体上，有白话，有文言；取材上，有史书，有讲唱伎艺、民间传说；表述上，有史书叙事的程式，有讲史伎艺的格式，这是元代平话文本所表现出的基本形态。其中，语体上存在的文言叙述、白话叙述，是判断平话文本的题材来源或文本性质的最直观的依据，比如白话叙述的内容，讲唱伎艺的格套，是其与讲史伎艺相关的最有力证据；文言叙述的内容，是寻找其据史书编写的有效指引。需要注意的是，现存六部元代平话文本在文言叙述的数量上并不一致，《五代史平话》于抄录史书原文方面甚为明显，《三国志平话》的白话叙述最为普遍，但即使如此，它也有明显抄录于史书的文言叙述内容，《秦并六国平话》则居此二者之间。比如《秦并六国平话》卷下叙述田儋事迹一段：
话说田儋者，故齐王族也。儋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杰人。陈王令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太守。田儋佯缚其奴之廷，欲谒见狄令，因击杀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也。”田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儋率兵东略齐地。(32)此段叙述以“话说”领起，其下相从者为纯正的文言，考其来源，见于《史记·田儋列传》或《资治通鉴》卷七(二世皇帝元年)，而更近后者(33)，明显是据史书原文的抄录和剪辑。如此，文中“话说”这种说话伎艺特有的格套语，就不能充分说明此平话文本是来自于讲史伎艺的书录或底本；而平话文本的文言叙述部分也就不是讲史伎艺的书录，而是依据史书的文本编写，如果具体到所据史书为《通鉴》，则即可视为“按鉴编写”，这当是后世“按鉴演义”的先导。
至于平话文本的白话叙述部分，一般认为是来自于讲史伎艺的内容，但《秦并六国平话》卷下中“话说”领起纯正文言叙述，提示我们这类有着说话伎艺风格的内容，并不是编写者依据说话人口讲的书录，而是文本编写立场上的模拟或借用，这正如《宣和遗事》中的梁山泊故事一节，乃是编写者在杂取众材进行书面编写立场上取用了民间说话的材料，故而会在普遍的文言叙述中插入这段具有说话伎艺风格的白话叙述内容。另外，如果具体梳理平话文本的材料来源，便会发现其白话叙述部分有相当数量者乃出于依据史书的白话翻译。如《秦并六国平话》卷下叙刘邦受降秦王子婴及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事：
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军，至灞上，子婴以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到轵道旁，归降沛公。当时，诸将请杀子婴。沛公道：“始怀王遣我，故以我为人宽容大度。且它人已降服，杀降不祥，吾不为也。”乃以子婴属吏。沛公西入咸阳，还兵灞上，召父老豪杰，来与之约。问父老曰：“尔等苦秦苛虐之法已久，诸侯当来约：先入关者，得为王。今吾先入关，当为关中王。今与尔等约法令三章：有杀人者，教尔者如杀；伤人底及做盗贼底，各以其罪治之。其余秦王严法，一回除去。凡我之兴师此来，为诛无道秦，与尔父老除害，非敢有所侵夺，尔父老每休怕惧。”父老听得此言，喜欢之甚。各牵牛扛酒，来沛公军前犒军，只怕沛公不来关中为王也。(34)对照《通鉴》卷九之太祖高皇帝元年所记(35)，这段白话叙述中，子婴降刘一节基本上是谨按史书的白话直译，而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一节则是依据史书剪裁、编辑后的白话翻述。这两种据史编写的方式在现存六种元代平话文本中占有相当数量。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平话文本中的白话叙述部分有许多是依据史书内容的白话翻述，而非原于讲史伎艺的书录。
由此可见，元代的平话文本明显存在着白话叙述和文言叙述的混杂现象，其中那些来源于史书的文言叙述部分是平话文本据史书编写的有力证明；至于白话叙述部分，则存在着据史书的白话直译或剪辑后的白话翻述。这些据史书的抄录、剪辑、白话翻译内容，表明平话文本存在着据史书作通俗阐述的成分，其依循史书者有情节内容、语句表述，甚至叙事框架(36)，于此可见其据史书编写的思路和方式。
而这些据史书编写的思路、方法的存在，则说明平话文本有着据史书作通俗文本编写的成分。若不论平话文本与直说作品之间存在文学属性、史学属性的区别，它们首先皆可视为历史题材的通俗浅易性文本编写，有着明显的据史书编写的成分。平话文本对历史典籍的通俗浅易化阐述，就与直说作品有诸多相同相通之处：语言上追求通俗浅易，内容上对经史典籍作通俗浅易化改造，基本的方法包括文言剪辑、白话翻译，间有取材传说或小说，并作民间趣味的发挥，这些皆体现出当时文人致力于书面白话叙事的努力。
正因如此，一直有学者认为元代的平话文本具有通俗史著的性质，可归属于通俗史著的范畴。周兆新即认为《五代史平话》“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通俗历史读物的性质。也就是说，它还不能算作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是处在由历史著作向文学作品过渡的中间状态”(37)；更有学者认为这些平话文本就是一种平民化的通俗史学作品，胡适即认为从《五代史平话》到《三国志演义》“起初本是一种通俗历史教科书”(38)，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一文更明确认为，讲史是一种史学的普及活动，讲史话本是一种通俗史学作品，“说话人的讲史，他们以及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文人的抄录和编写讲史话本，就不仅仅是一种文艺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史学活动”(39)。这种观点虽遭批评，但一直有支持者(40)。这些解读虽有偏颇，但也说明，这类面向下层民众阅览之用的白话文本编写活动，与当时文人阶层中更为流行的直说作品有着直接的关联，类同于《直说通略》那样的面向广大民众普及历史的白话文本。
三、“平话”词义及其蕴含的平话文本生成信息
上文探析了元代平话文本的据史书编写的思路、方式和属性，我们可在此基础上讨论一下“平话”词义与这种通俗文本的关联。
本文开头即指出，平话文本这种通俗文本的出现，通常被认为是与当时存在的一种名为“平话”的讲唱伎艺有着直接的关联。于是，这些白话文本与其题名中的“平话”一词之间就被认为存在着内容题材或格式体制的关联；“平话”一词就被认为是指向口传伎艺的讲唱方式，释为“不加弹唱的讲演”(41)。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还把“平话”置于宋代讲史伎艺、明代评话的发展链上，视其为讲史伎艺的别称，或讲史话本的通称，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平话文本中存在的说话伎艺格式、白话叙述语言和讲史伎艺内容，二是明清人基于平话、评话混用而对元代平话的认识。然这一推定的依据和思路存在可商可量之处，吴小如即曾指出不能以明清时期的“评话”来推论元代的“平话”(42)。
在明清人那里，平话与评话混用，即使谈及元代，亦多称评话，这是以当时的评话概念来推知元代的平话。《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十杂史类存目三在叙录明郭子章《平播始末》时有注：“案《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43)然其所言“《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永乐大典目录》明确作“评话”——明姚广孝等编《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话”字部有“评话”凡二十六卷(卷一七六三六至卷一七六六一)，惜未列出作品名目(44)。二者的这一抵牾，显示明清人对平话、评话的混用，而评话在当时作为习用语汇，指的是一种口头讲唱故事的曲艺形式。我们不能以后世的评话来简单逆推元代的平话，因为古代通俗文艺的称名所指代的概念、范畴常常界定不清，多有变化，这在中国古代文艺史上属于常见现象。具体看宋元时期，“小说”一词既指作为说话伎艺的小说，也指代“史之余”、“史之补”的小说，但皆不是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这时的“说书”(45)既不是说话伎艺，也不是后世作为故事讲唱伎艺的“说书”；而这时的说话伎艺也不能以后世的“说书”来简单地类推(46)。可见，同一称名的所指，在不同时代或不同领域使用，意指常有不同；至于名称相近者，更不宜作主观类推了。所以，虽然有些明清文献述及的是平话甚至是元代平话，但使用的是明清人的观念和意指，既无元人文献说明的呼应，也与元人平话文本的实际情况有异，当然不能作为推定元人“平话”概念的充分依据。故而，对于元代“平话”的认识，我们可以依靠的最基本、最确切的文献还是现知的六部题名“平话”的白话文本。
前文所析元代平话文本表现出的据史书编写方式，表明平话文本有着书面编写的属性，它在编写时既采用了文本的历史著述、诗文作品，也采用了口传的讲史伎艺、民间传说等众多材料，进而对相关历史进行了通俗浅易化的书面演述。所以，我们看到的平话文本，既有据史抄录、剪辑的书面编写风格，也有说话伎艺的口讲风格或趣味。据此而言，平话文本应被视为文本编写意义上的依傍史书、杂取众材的历史题材白话作品，其对历史题材的通俗浅易性文本编写活动，并不牵涉讲说伎艺内容的直接书录。故而，平话文本叙述中的那些说话伎艺的格式和语气，应是编写者在依据史书、杂取众材的文本编写时对不同来源材料汇辑、勾连而未致融合的形态；或是基于通俗浅易的编写宗旨而取用、借鉴了当时流行的说话伎艺表述方式，以作为平易叙事的修辞手段。这些说话伎艺格式、讲史趣味情节的存在，与取材民间传说、据史白话翻述、民间趣味发挥，共同构成了平话文本对历史作通俗浅易性演述的宗旨和原则。编写者即据此宗旨、原则来选取材料，处理材料，改造材料。
参照直说作品的据史书编写情况，平话文本所表现出的依据史书、杂取众材以作通俗浅易化编写的思路和方式(依据史书的剪辑、翻译或民间趣味的虚构发挥)，与《直说通略》的“按鉴直说”之法非常一致；那么，对于平话文本中存在的按史书编写的成分来说，即可称之为“按史书平话”，再具体到那些所据史书为《资治通鉴》的个案，就是“按鉴平话”，它指向于对历史作通俗浅易性演述的宗旨和原则。
元代平话文本所表现出的据史书编写的文本属性、编写方式，与其题名格式所表达的内涵是相适配的。元代的平话文本皆分卷而述，各卷有首题、尾题。兹列诸本各卷之首题如下：
《五代史平话》分叙梁、唐、晋、汉、周五代历史，如“梁史平话”卷上首题为“新编五代梁史平话卷上”，其他各卷之首题的格式皆如此。
《三国志平话》共分三卷，各卷的首题皆为“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
《武王伐纣书》共分三卷，各卷的首题皆为“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
《七国春秋后集》共分三卷，各卷的首题皆为“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春秋后集”。
《秦并六国平话》共分三卷，卷中、卷下的首题皆为“新刊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卷上的首题为“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
《前汉书续集》共分三卷，各卷的首题皆为“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
在这些题名中，历史题材内容、据史编写思路、图文配合格式这些特征皆有所体现。比如“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其中“三国志”是作为题材内容的标示，“全相”强调的是以图配文的特征，意指以“全相”方式对《三国志》进行通俗性的辅助展现。那么，“平话”在这些题名中出现，亦应与文本的某一特征或属性有关。考察上文所列平话文本的标题，普遍表现为“平话史书”的格式，如“平话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书”。如果“平话”作为伎艺名或文体名而在标题中列于题材之前，这不符合当时的题名原则，如变文、话本、诗话、词话、诸宫调、小说，它们若在题名中出现决不会列于题材之前，作“变文孟姜女”、“诸宫调西厢记”之类的题名。考虑到题名与文本内容相适配的基本原则，并参照直说作品的题名格式与文本表述特征的对应关系(47)，以及平话文本所表现出的依据史书作通俗浅易性阐述的文本属性和编写方式，这个“平话史书”的格式，当如题名中“全相”的标榜意图一样，是对平话文本的某一特征或属性的指示，具体来说即意指对所取史书作“平话”方式的演述。
至于“平话”一词涵义为何，元人没有解释说明，可能它在当时正如“直说”一样，非常普通，并无特别含义，是故没有必要作出解释。当然，基于这几部平话文本的珍贵价值，后来学者对元代“平话”的内涵阐释付出了努力，众说纷纭，虽然多囿于文本的白话叙述、讲说格式，囿于明清人立足评话性质的类推，但有一些认识已触及到元代平话的内涵、属性的实质。如浦江清认为：“平话者平说之意，盖不夹吹弹，讲者只用醒木一块，舌辩滔滔，说历代兴亡故事，如今日之说大书然。”(48)吴小如进一步解释称平话之“平”与“白”二词义同，指“纯用口语，不加歌唱的意思”(49)；尤其鲁迅把“平话”落实于文本编写，认为市井社会中“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50)。虽然他们最终的立场仍把“平话”定为伎艺称名或讲史底本，但这些解释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一是平话是平说之意，二是平话文本属于“以俚语著书”。再根据上文所析平话文本所表现出的对历史作通俗浅易性阐述的宗旨和原则，则所谓的“平话”史书，即是通俗浅易地阐述历史，其中的“平话”一词，则与贯云石、郑镇孙等人题名其白话著述的“直说”一样，乃指向于这种文本编写的通俗浅易表述方式，不只体现在俗语白话上，还体现在题材内容和叙述格式上。也就是说，这“平话”并不单指语体特征上的俗语白话，还包括那些说话伎艺的格套、民间传说的材料、讲史趣味的情节、民间趣味的发挥，以及依据史书的白话翻述等内容材料或表述方式，它们皆是其通俗浅易表述方式的组成部分，也是为了达成其通俗浅易性文本编写宗旨而选取的材料内容或表述方式，这些共同体现了“平话”历史的内涵，也共同构成了“平话”一词的含义，即通俗平易地演述，而“平话三国志”，即是通俗浅易地阐述《三国志》这一史书。
所以，“平话”在元代这几部白话文本的题名中出现，不是指向于讲史伎艺或其他的伎艺性讲说活动，而是指向于文本编写活动，标举的是这类白话文本编写的通俗浅易表述方式，包括语言、题材、叙述格式等因素。为达此目标，编写者吸收了当时可用的材料，借鉴了当时可能的经验，尤其是当时在长篇故事叙述方面的实践经验，而当时这方面的经验，一是口传的讲史伎艺，它提供了历史题材的丰富内容；二是文本的直说作品，它提供了白话文本编写的具体示范。在白话进入文人的书面著述之时，那种来自上层需求、并有知名文人参与的白话作品更能为文人阶层所认同，对于当时下层社会的白话文本编写、刊刻、阅读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平话文本在文本形态上表现出内容、趣味、格式、语体上的混杂不一，既有明显的谨按史书作通俗编写的方式，也有民众喜欢、熟悉的民间传说、讲史伎艺的内容或格式，这说明编写者虽然杂取众材、杂采众体而未作有效的融合与统一。
绾结上述，元代的平话文本与直说白话一样，是在白话地位提升、白话著述自觉的文化环境出现的。在元初理学大儒许衡的书面白话著述活动的激励、示范下，贯云石、郑镇孙等人把“直说”之法引入到面向普通民众阅览文本的编写，一些下层文人或书商更把这种通俗浅易性文本编写引入到历史题材的通俗作品编写领域。只不过，直说作品属于文人主导的经史典籍阐释之作，即使有人致力于面向下层社会阅览之用的通俗读物编写，也不能过于脱离经史典籍阐释的学术领域。而平话文本的编写者因为设想的阅览对象不是学子，从而使用了民间讲说伎艺的内容和格式，由此在通俗浅易的方向上走得更远，明显不打算谨守史学著述的规范，无论是所取的内容材料，还是所用的表述方式，皆倾向于取用民众喜爱、熟悉的民间传说、讲史伎艺的内容或格式，虽然因勾连铺述、未作融合而表现出语体、趣味等混杂不一的形态，但由于契合当时讲史伎艺的发展潮流，并有文学创作的成分，从而把面向普通民众阅览之用的白话文本编写活动引入到了文学领域，进行书面创作意义上的“平话历史”，具体做法就是依傍史书、杂取众材而作通俗浅易性文本编写，甚至具体到如郑镇孙“按鉴直说”那样来“按鉴平话”。这也正如《宣和遗事》的编写，材料上，采自当时的野史笔记，以及口讲伎艺的内容，而作了通俗文本的编写，而又因为这些材料负载了相关的叙述体制，由此而在叙述的方式上，既有文言的形态，也有白话的形态；既有文言笔记的体制，也有口讲伎艺的叙事程式。只是，《宣和遗事》不以“平话”题名，《直说通略》是以“直说”标榜，而这些通俗文本则以“平话”来标榜了这种编写方式。
据此而言，元代的平话文本是以通俗浅易为宗旨的文本编创立场上的历史题材书面作品，而非说话人口讲活动的书录或底本；其题名中的“平话”一词，并不指向于这种白话文本的题材、格式来源，也不是某一讲唱伎艺、某一小说文体的必然标志，元代尤其如此；它作为一种以通俗浅易为宗旨的文本编写的表述方式的标榜，小说可以用之，非小说亦可用之。
需要说明的是，元代这些书面编创意义上的平话文本，后人可以据此来进行讲说伎艺的表演，进而指称这一伎艺表演为“说平话”、“讲平话”，乃至直接称之为“平话”，这种情况下，“平话”一词已是指向于一种伎艺活动。这与元人对于“平话”一词的初始使用含义已经不同了。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用“平话”来指称这些文本，或者一类作品、一种文体，但前提是要明白元代平话文本的性质，元人于此题名“平话”的含义和指代，不能以后世的概念来简单类推元人的使用含义，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它们在文学史上的真正价值，才能在相关“平话”问题上不作臆测、牵强之论。比如成书于古代朝鲜成宗四年(明成化九年，1473)的汉语教材《训世评话》，因其题名中的“评话”一词而被普遍视为运用“评话”形式编著的小说，并作为评话(平话)影响深远的有力证据。但从其文本形态、题材来源、作者自述来看，它一不取材于评话小说，二无所谓“评话体”叙述形式，只是选录了六十五则中国和朝鲜的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并按照先列原文、后作译文的格式，译成当时标准的汉语白话(51)。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汉语教材，其题名中的“评话”并不是小说文体或讲史评话的标志，而是表示它的编写乃选取材料以作通俗浅易的翻述。这说明在明时平话与评话混用的观念下，元人所使用的“平话”一词的指代含义仍然存在。（徐大军）
注释：
①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平话的名称，不见于宋代文献，从现有资料看，'平话’大概是元人称讲史的一种习语”；“元代的'平话’，即宋代的'讲史’，是'讲史’的发展。……'平话’则是'讲史’这一伎艺到了元代的名称，也是元代长篇话本的名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167页)。
②目前常用以推证元代平话的文献并不妥当。元末南戏《赵氏孤儿记》第十出“张维讽谏”有“张维会说评话”之语，但此剧现存版本(富春堂本、世德堂本)皆非元刊，而是明人改订本。明人长谷真逸辑《农田余事》卷上记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丞相伯颜当国，在江南“禁戏文、杂剧、评话等项”，语中所述虽指向元代，但此书为明人所编，叙述中多有“前元”之语。而且，二书所言“评话”，乃明人常用语汇，指称一种讲说伎艺。
③在明清人那里，“平话”与“评话”混用，即使谈及元代，亦多称“评话”，则当时即存在以今例古、以后律前的失误。而“评话”在当时作为习用语汇，指的是一种口头讲唱故事的曲艺形式。
④元代的“平话文本”现存六部：元刻“全相平话五种”和《五代史平话》，但可推知的不只此六部。其中，《五代史平话》以“平话”标题，且叙述中有元代印迹，胡士莹推其“实宋人旧编而为元人所刊印”(《话本小说概论》，第712—713页)；顾青《说“平话”》认为“这'平话’二字很可能是元人刊印此书时按当时的习称新加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把“平话”落实于文本编写，认为市井社会中“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⑥卢世华《试论宋代说话人的底本》认为，书会才人参与编写的为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如《醉翁谈录》、《绿窗新话》，只是为艺人讲说而准备的参考材料，以文言出之，而非以白话出之，与后来的用于阅读的话本小说不同(《江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
⑦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03页。
⑧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编《说唱艺术简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⑨郑镇孙《直说通略》，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明成化庚子重刊本。下引《直说通略》皆依此版本。
⑩吴澄《吴文正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840页下。
(11)郑镇孙《直说通略自序》，《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史部》第三册，台北“中央图书馆”1993年版，第1页。
(12)贯云石《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北京来薰阁书店1938年影印元刊本。
(13)明正德十三年(1518)刻本《鲁斋全书》、清同治五年(1866)正谊堂全书本《许鲁斋集》、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库全书本《鲁斋遗书·提要》，皆题为《直说大学要略》。另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一经类“礼类”著录为《大学要略直说》。
(14)明郝绾《大学要略序》指出：“是编，乃先生直言以教人者，其言切近精实，人所易晓。”(王成儒点校《许衡集》卷一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页)
(15)王成儒点校《许衡集》卷一三《考岁略》，第315页。
(16)《元史》卷一五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17、3727页。
(17)四库全书本《鲁斋遗书·提要》指出：《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皆课蒙之书，词求通俗，无所发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第274页上)。
(18)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一经类“孝经类”，《丛书集成初编》第14册，第11页。
(19)［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6页。
(20)《元史》卷二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44页。
(21)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三，《丛书集成初编》第2422册，第65页。
(22)宋人说话伎艺并不依赖于文本形态的话本而存在、流传，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载的一百十七种名目，可以认为都是口头的“话”，却未必是书面的“本”(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235页)。所谓的“宋代话本”并不存在，宋人并无针对文本形态的白话小说的编写和刊刻，我们至今无法确定宋刊白话小说文本的实物存在(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
(23)张中行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与文言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上层的，与白话(现代白话例外)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下层的。原因很简单，是在旧时代人的眼里，文言和白话有雅俗之分，庙堂和士林要用雅的，引车买浆者流只能用俗的”(《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24)元泰定帝的即位诏书即用俗语白话(《元史》卷二九，第638—639页)。元代白话碑皆为元代蒙古语公牍的白话译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元朝皇帝颁布给道观寺院的圣旨(参见蔡美彪编《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四《史传俗语》指出：“史传中有用极俗语者，《唐书》以前不多见……此数语皆以俗吻入文，此外不更见也。至宋、辽史乃渐多……《宋史》俗语尤多。”(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3页)
(25)胡适《国语文学史》指出：“元朝把科举停了近八十年，白话的文学就蓬蓬勃勃的兴起来了；科举回来了，古文的势力也回来了，直到现在，科举废了十几年了，国语文学的运方才起来。科举若不废止，国语的运动决不能这样容易胜利。”(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8卷，第2页)
(2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25页。
(27)《资治通鉴》卷一七九《隋纪·高祖文皇帝》开皇二十年记：“上使太子勇参决军国政事，时有损益，上皆纳之。勇性宽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卷一八三《隋纪·恭皇帝》义宁元年记：“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资治通鉴》，第5573、5728页)
(28)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吉联抗辑《琴操》，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29)关于《五代史平话》、《秦并六国平话》、《武王伐纣书》、《前汉书续集》的分析，可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713、721、725页)，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270、272页)，李梦生《秦并六国平话·前言》(《古本小说集成》本)，周贻白《武王伐纣平话的历史根据》(沈燮元编《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
(30)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31)《资治通鉴》卷八五记：“渊子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刘渊)于是即汉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资治通鉴》，第2698、2702页)
(32)丁锡根编《宋元平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55—656页。
(33)《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世皇帝元年》记：“田儋者，故齐王族也。儋从弟荣，荣弟横，皆豪健，宗强，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也；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儋率兵东略定齐地。”(《资治通鉴》，第262页)
(34)丁锡根编《宋元平话集》，第661页。
(3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九，第296—299页。
(36)胡士莹指出讲史话本的体制特点有三，其一为“断代编年的叙事方法”(《话本小说概论》，第710页)；丁锡根指出《五代史平话》“主要内容皆取材《通鉴》，其结构脉络亦多依傍《通鉴》的体例”(《〈五代史平话〉成书考述》，《复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这是平话文本据史书编写的思路、方式在叙事结构上的体现。
(37)周兆新《讲史话本的两大流派》，程毅中编《神怪情侠的艺术世界(中国古代小说流派漫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38)胡适《国语文学史》第七章，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8卷，第126页。
(39)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99页。
(40)李小树《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通俗史学的发展》，《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钱茂伟《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历史知识在民间的传播》，《光明日报》2000年9月1日。邓锐《宋元讲史平话的史学史研究价值》，《江淮论坛》2008年第4期。
(41)程毅中认为：“宋元讲史话本通称为'平话’。……'平话’的得名可能指平说的话本，也就是不加弹唱的讲演，与诗话、词话相对而言。”(《宋元小说研究》，第258页)
(42)吴小如《古典小说漫稿·释“平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43)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85页上。
(44)姚广孝等编《永乐大典目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58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546—547页。
(45)宋时的“说书”指代一种严肃的讲学活动，也是一种职官名称(参见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1页)。元代亦有此职官，如钱天祐于延，”(参见解缙等纂《永乐大典》卷一○八八八，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87页下、4488页上)。
(46)陈乃乾《三国志平话跋》指出：“宋元之际，市井间每有业说话者，演说古今惊听之事，杂以诨语以博笑噱，托之因果以寓劝惩，大抵与今之说书者相似。惟昔人以话为主，今人以书为主。今之说书人弹唱《玉蜻蜓》、《珍珠塔》等，皆以前人已撰成之小说为依据，而穿插演述之。昔之说话人则各运匠心随时生发，惟各守其家数师承而已。”(《陈乃乾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页)
(47)比如许衡《直说大学要略》、郑镇孙《直说通略》、贯云石《孝经直解》尾题标称“北庭成斋直说孝经”。
(48)浦江清《浦江清文录·谈〈京本通俗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
(49)吴小如《古典小说漫稿·释“平话”》，第19页。
(5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51)李边《训世评话序》言：“乃采劝善阴骘诸书中可为劝戒者数十条，与平昔所闻古事数十，总六十五条，俱以译语翻说，欲令学汉语者并加时习。”(汪维辉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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