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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对高适的评价很有意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不过有真有假，需要判断。 一是唐代诗人之中，怀才不遇是常态，偏偏高适是另类。“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意思是唐代诗人中只有高适飞黄腾达。这话言过其实，先论官职，高适官至散骑常侍、刑部侍郎，副部级，死了以后追赠礼部尚书，算是享受正部级待遇；其他诗人，如张九龄、元稹、上官仪等人都做过宰相。再论爵位，高适封爵是渤海县侯，那位写出“粒粒皆辛苦”的李绅封赵国公，明显更高一个等级。其实，高适最难能可贵的是以军功封侯，这确实不容易。诗人当中，高适最会带兵打仗；将军当中，高适的诗写得最好。不仅跨界发展，而且诗人与将军当中，高适最为特殊，五十岁才出道做县尉，五十五六岁才算稍微有点地位，人生充满传奇色彩，属于大器晚成的典型。 二是高适“负气敢言，权幸惮之”，性格挺另类。为什么负气？“一卧东山三十春”，在社会最底层蛰伏了三十年，又很有志向抱负，懂得民生疾苦，熟悉基层情况，自然看不惯那些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老爷们，当年他认为“不是鬼神无正直，从来州县有瑕疵”，自己身处高位以后才认识到：瑕疵虽在州县，但根子还在庙堂之上。所以，高适喜欢说真话，导致那些权臣害怕他，“不为缙绅所推”。就连权臣李辅国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在皇帝面前说坏话，导致高适屡遭排挤，被赶到地方任职，“龙钟忝列两千石”，“岂知书剑老风尘”。 三是“务功名，尚节义”，但“言过其术”。意思是汲汲于功名，品性不错、讲义气，然而夸夸其谈、眼高手低。前面好理解，高适从来都不回避自己追求功名的想法，不像其他诗人那样故作清高，几乎每首诗里都有“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的强烈愿望。对朋友也够意思，杜甫一家入不敷出，高适伸出援手、经常救济，让杜甫在成都草堂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安稳的时光。好友王昌龄被闾丘晓所杀，据说是高适私下拜托河南节度使张镐找机会杀掉闾丘晓报仇雪恨的。然而，史书中对高适“言过其术”的评价令人费解。纵观高适一生，不仅诗写得好，对政治形势判断也非常准确，担任封疆大吏时“政存宽简，吏民便之”，政声颇佳。唯一比较明显的过失是对吐蕃收缩防线，担任剑南节度使期间丢掉两城，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至于由此得恶评。合理的解释是，高适前半辈子把坏运气都耗完了，以至于后来无论是担任主帅还是主政一方，高适的运气都太好了一点，没打过硬仗，“被”虎头蛇尾，比如他统兵讨伐永王李璘的叛乱，人还没到对方就垮了；主政四川时，就像他一直写诗推崇的宓子贱鸣琴而治一样，身不下堂、无为而治，没故意折腾显示本事，让那些正常的政客不服气，“为大臣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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