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丹 | 《左传》写人艺术综论

《左传》作者著书的一大目的，在于 "惩恶劝善"。通过人物描写来记载历史，并寄寓其劝惩倾向，是《左传》的重要特征。《左传》全书出现的人物有三千多个，个性鲜明者不下数十人。要写好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并非易事。作者创造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将这众多的历史人物生动地再现于自己的著作之中。对于《左传》写人艺术的研究前人已做了不少工作，只是多就某一方面加以阐发，本文试图对《左传》塑造历史人物的艺术手法进行综合论述，以探寻这一部中国叙事文学的开山之作的巨大文学价值。

一、内外并行的双重结构

《左传》是历史著作，如何在总杂繁密的史料聚集之中刻画人物，结构安排之合理与否，是成败之关键。《左传》全书的总体结构形式是按年代编次的，但是在描写人物时，作者采用了内外并行的双重结构方式。此所谓内，指以某一人物为中心，围绕某一人物集中多年事件加以总叙；所谓外，指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而分年散见，但始终有一中心人物贯穿其间。

集中多年事件加以总叙，须打破时空的限制，以某一人物为纲,将不同年代不同地点的历史事件集合一处来写，其目的在于完整地具现人物形象。如写郑庄公、晋公子重耳、晋灵公等人物都是这样。郑庄公这一人物的主要性格，在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章中基本得到揭示，其后的事迹，大体上是其性格的不同表现。晋公子重耳之亡，是僖公五年之事，作者把重耳十九年的流亡经历，集中于僖公二十三、二十四两年之中，用倒叙的手法加以综述,清晰地展示了重耳性格的发展史。鲁僖公二十三年是他流亡的最后一年，二十四年是他返国即位的头一年，这样安排,前后衔接，在时序上显得非常条贯。晋灵公即位，在鲁文公七年，至鲁宣二年已有十四年之久，《左传》宣公元年云："于是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不入，故不兢于楚。"可见晋灵公"不君"及与赵盾的矛盾，由来已久，并非只在鲁宣二年才发生。宣公元年之记，是作者的伏笔。等到宣公二年晋灵公死前来总叙其不君之状，便显示晋灵公之死的必然性，晋灵公与赵盾。这两个主要人物也非常突出。再如襄公二十三年写臧纥其人，作者先写了三件废长立少的事,三事都与臧纥有关。先是臧纥用计帮助季孙废公子祖而立悼子，下来写孟孙氏的立羯废秩，是为了反衬臧纥的阴谋，第三件事写臧纥自己也是由废长立少起来的，用一"初"字回叙前事。这样，把发生在不同时间性质相同的三件事集中叙述，刻画出臧纥的奸回不轨，追溯其奸回不轨之行产生的原因，完整了臧纥的形象。作为单独的人物故事，上述三例，其矛盾冲突组织得曲折迂迴，事件展排照应巧妙，整个故事引人入胜。集中多年事件总叙，可以把一些细小事件，尤其是一些细微末节尽收其中，使人物形零有血有肉，毫发毕现，又将岁时和事件上承下接，条贯有序。

逐年分写，本是编年体之成式。对于写人来说，有的人物时间跨度大，行状分年散见，人物活动主要反映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并与他事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逐年分记，但并不远离中心人物。卫国的孙宁废立，起于成公七年， 终于襄公二十九年，散见于三十四年之中。作者围绕卫献公与孙林父、宁殖之间的矛盾斗争这条线索，相互衔接，蝉联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塑造出卫献公、孙林父、宁殖、宁喜等一系列人物。子产是《左传》中写得最有风采的人物之一，其一生事迹，从鲁襄公八年第一次登场，到昭公二十年死去，历经四十余年。可以说郑国这四十余年的历史，就是子产这一人物的活动史。子产的活动， 散见于这期间郑国的军国大事记中。子产的政治抱负，言论才干，记叙得娓娓不倦，风采洋溢。

上述两种结构方式，与全书的编年结构相辅相成。在写人时，作者并非一成不变，以此二法为常式，交互使用根据需要，灵活多变。这种内外并行的双重体式，实际上包孕着后代史家的两大体例，即编年体与纪传体。编年体自不必说，而以写人为中心的纪传体，亦可从《左传》之中见端倪。

二、小说化的属词比事特色

《礼记·经解》云："属词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此言可用于《左传》。《左传》作者对于属词比事是非常重视的。属词，指文词的结构，比事，指史事的贯串，连言之，则指撰文记事。《春秋》的属词比事是将史事简单地排列出来，《左传》之"深于《春秋》者"，是用详尽、生动的情节与细节记卷人物活动，通过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反映历史。《左传》的这一特色，乃是将历史著作文学化、小说化的开端。

小说化的体现首先是增加了大量的故事情节。作者在记叙事件和人物时总是避免平板地介绍，而采用故事化的手法。正如茅盾说过的，中国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民族形式的一个特点，"就是使得人物通过一连串的故事，从而表现人物的性格。"这一点，《左传》可谓开其端。情节是组成事件的内在机制，情节又成为展示人物性格发展的艺术手段。在复杂的情节展开之中，人物性格得到揭示，形象也愈加鲜明。襄公二十五崔杼弑齐庄公一事，《春秋》记曰："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再看《左传》的描写：作者先由孟公绰之口指出崔杼"将有大志"，预言崔将作乱，接下来，是崔杼娶棠姜，齐庄公通棠姜，以崔子之冠赐人等一系列情节的展开与深化，揭示崔庄矛盾发展、冲突爆发的必然性。这其间，又插入齐庄公鞭贾举一事，看似闲笔，纯属偶然，意在说明齐庄暴戾无道，必然多处树敌，加速他走向灭亡的过程。于是情节发展进入高潮：崔杼称病不朝，引诱齐庄公入崔府探视，贾举勾结崔杼伏兵包围齐庄公：

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 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

"崔杼弑君"这一事件，整个过程史事的排列有序不乱，情节复杂，最后结局尤其写得扣人心弦。事件发展过程中崔杼并未直接露面，可是我们始终可以感觉到躲在幕后的直接导演这一场有声有色的弑君闹剧的崔杼其人。随着情节的深入，齐庄公的荒淫和可悲，也跃然纸上。故事安排曲折起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宛然是一篇小说的雏形。

有的情节具备激烈的矛盾冲突背景，作者把人物放在一种极端紧张而又复杂的矛盾斗争场合来刻画，在激烈的冲突中塑造人物,可见作者已注意到人物形象与场景的关系。昭公二十七年鱄诸刺吴王僚，可谓惊心动魄的一幕。整个场面充满了阴冷的杀机，残酷的氛围，然而版专诸却从容自若，在防范森严之中刺杀了吴王僚，在场景的描绘与气氛的烘托中突出了鱄诸的胆量和勇敢。另一些章节之中则不但融洽地写出人物与事件环境的关系，还写出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哀公二年写卫太子蒯蒯为赵简子车右，将与郑师战。蒯蒯见郑师众，"惧而自投于车下"， 怯儒胆小如此。可是在赵简子中肩受伤的危急时刻，他又一反怯懦之态，以戈救简子，且代赵简子指挥军队大败郑军。在极其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环境中，人物性格产生了突发性的改变。

小说化的另一体现，是精彩的细节描写。《左传》中的细节描写，大都不重写形而专力传神，对于写人达到画龙点睛之功效。如襄公二十六年，记载"卫侯（卫献公）入， 大夫逆于竟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 ；逆于门者，颔之而已。"作者用细腻的动作细节，写出卫献公对三种迎接者的不同态度，活画出卫献公气量狭小、忌刻怀恨、骄横无信的性格。其他如桓公二年，用"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来表现华父督的贪色丑态；用"染指于鼎，尝之而出"的细节，写公子宋的羞怒心理；用"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浦胥之市"等动作写楚庄王狂怒之状，都是以细节写人的精彩之笔。细节是人物形象的 "血肉"，大量而精彩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连性情心术，声音美貌，千载如生"。大量的细节描写，使史书的叙事更富于生活化的意味，更带上感情色彩，也更加小说化。

丰富的情节与细节，说明作者所掌握的历史材料的深度和广度，并由此获得了极大的纵横驰骋的创作自由，表现出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也说明作者已经把视角深入到那些为一般史家所不屑或未加注意的事件情节之中，通过深入的观察分析，挖掘深层的历史内蕴，把握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与精神本质。这样的属词比事方式，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以故事情节见长的传统风格，成为历史小说的先河。

三、"众美兼善"的表现手法

《左传》作者写人曲具体手法，可谓"众美兼善"，限于篇幅，此举其荦荦大者论之。

首先是独特的人物心理活动描写。《左传》当然还不可能有如现代小说或外国小说那样细腻冗长主观评说式的心理描写。其独特之处，是将人物心理描写融化于叙事之中，用细微的动作和精妙的语言刻划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襄公二十六年，公子围（即楚灵王）因郑俘皇颉与穿封戌争功，请伯州犁裁断。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伯州犁对二人身份不同的介绍再加上妙的动作 ——"上下其手"，微妙传递了他有意偏祖公子围的心理信息。

从性格与环境的冲突中去揭示人物特定心态，也是作者所用之常法。鲁庄公八年， 齐襄公"游于姑棼，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履。"齐襄公指使彭生拉杀鲁桓公，为平息鲁人之怨又杀了彭生，因此潜意识中有一种犯罪者的心虚恐惧心理。朦胧之中将大豕当作彭生，虽凶相毕露地要射杀大豕，却仍遏制不住内心的恐惧而吓得从车上跌落下来。突然出现的事件使人物处于一种始料不及的特殊环境之中，人物的复杂心理通过特定时空的行动表现出来。

其次是对比和映衬手法的运用。对比和映衬，是中国古典叙事文学中刻划人物的传统手法，溯其源，亦可见于《左传》。施氏妇，是《左传》中一个具有反抗性格的妇女形象。成公十一年，作者集中多年事总写其人。作者从郤犨倚势贪色而夺人之妻，声伯息事宁人而无视骨肉之情，施孝叔怯懦胆小又自私残忍的鲜明对比中，显示施氏妇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性格特征。写卫献公的出场， 则用衬托之法。成公十四年，卫定公卒，立衎为太子。丧礼中，众人哀悼，唯太子析 （卫献公）不哀不恸。作者从夫人姜氏悲叹，众大夫耸惧，孙文子置重器于戚等旁人一系列的言行之中，衬托太子衎的为人，透露出人物性格发展趋势的消息，暗示卫献公将败亡卫国的结局。再如襄公八年写子产的出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客观的叙事之中，写出众多人物的神态各异的言行，用对比映衬之法，突出中心人物的特异之处，《左传》之例甚多，不胜枚举。

再者是颇具个性的语言描写。传神的语言，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章中，郑庄公发誓与武姜"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可是当他馈食颍考叔时，又哀叹："尔有母遗，繄！我独无。"反映了郑庄公此时此刻复杂的心理活动与内心矛盾——既有儿子对母亲感情的真实流露，又有欲掩其弃母不孝恶名的企图和自悔无法挽回的惋惜。颍考叔心领神会，准确地把握住郑庄公 的心理内涵，不失时机地导演了一出母子大隧相见的闹剧。

《左传》以记事为主，精彩的人物语言 描写却比比皆是。实可谓"言事相兼"，声情并茂。综观《左传》所记人物语言，具有三种不同的风格，即既有明显的训诰体遗制，又已开战国纵横之风，兼之大量的活泼泼的口语化语言。

章学诚曰："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训诰之遗"，最见于讽谏之辞令之中。襄公四年魏绛论和戎，就是一例。晋悼公反对和诸戎，魏绛以其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谓"获戎失华"之不可为，魏绛在论和戎之中，以有穷后羿为题，历数后羿、寒浞和少康、辛甲等人事迹，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劝导晋悼公不可沉溺于田猎，不可穷兵黩武，不能失去贤人，而应以哲王为则，昏君为戒，滔滔不绝，反复申说，最后归结到和戎的五大好处。这一段话，无论从内容到体式以及风格，均酷似《尚书·无逸》。其言直贯如注，气畅势盛，论证典雅古奥，繁富绵密，说服力很强。其他如邲之战申随武子论战、楚庄王论不为京观，鄢陵之战前申叔时预言楚师之败，师旷论卫人出其君。均有此风格。这一类人物语言的存在，一是本之于旧史之成文，二是这类语言吉朴典奥，博闻强志，雄辨有力，最合勉人君，最显人物睿智，收记其中，可为人物增色。

战国策士纵横辩难之风，如成公十三年 "吕相绝秦"书，已具规模，前人多已论 述。其他如"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 "郑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其言都具游说驳难的特点。这些使者，多奉命于危难之际，身负解忧排难的重任，论辩时能准确抓住对方的心理，乘势发挥，刚柔相济，或夹缝中求生，或步步进逼，谈锋则时而委婉曲折，时而针锋相对，铺陈夸肆，驰骋捭阖，蛊服人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口语化的人物语言，形象生动，最善于揭示特定场合下的人物性格，充满生活气息。如前所述华父督见孔父之妻曰"美而艳"，脱口而出，贪婪女色之嘴 脸，如在目前。文公元年写江芈怒骂楚太子商臣，之言："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 用楚地方言俗语骂人，摹状江芈盛怒之态，声口毕肖。再如公三年写卢蒲嫳以己发之短作比，申明因庆封败亡，自己衰老不复能为害，哀鸣却是奸诈语，极合卢的性格。

《左传》记言的三种不同风格，代表了作者从三个不同角度塑造人物的手法，又为我们勾勒出先秦叙事散文记言风格的变化轨迹。《尚书》——《左传》——《战国策》——《史记》，即其变化轨迹和几个代表座标,其中《左传》有承前启后之功。《左传》 中三种风格并存，《战国策》则以纵横捭阖铺张扬厉为其主导，到了《史记》，生动形象的口语化语言，已是记言的主要方式。上述这一轨迹，显示出先秦叙事文学中人物语言向更加语体化、散体化发展的历史趋势。

四、虚实相生的夸饰描写

前人批评《左传》"其失也巫"浮夸"，"好语神怪，易致失实"。"巫"、"浮夸"云云，主要指《左传》中出现的虚构情节与梦境妖异神怪禛祥等荒诞描写。若从文学创作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说，巫妄浮夸之诟病，倒有必要为之一辩。要而言之，此非左氏之败笔，乃创作之精华。

虚饰情节，如宣公二年鉏麑触槐而死前的自叹。人死前的独白，谁能听见？当出于作者的悬想。僖公二十二年春，晋太子圉质秦，将逃归时与嬴氏的一段对话，此乃夫妻间的密谋，外人何以知晓？无非来自作者的潜拟。但是这些虚饰的情节，并不影响史事的真实，反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鉏麑之言，又暗含着作者对人物的评价与感情色彩。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 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乎入情合理。"悬想事势""以揣以摩"，则不局限于事实之中，所谓"入情合理"，即符合人物性格逻辑之谓也。

梦境神怪等情节的运用，亦非完全出于宣扬唯心主义的荒诞迷信，而是作者塑造人物，表现作者或人物主观意念的手段。这类描写，在记史上看似荒诞不经，在文学上却显得奇幻瑰丽。如众所熟知的燕姑梦兰而生郑穆公的记载（宣公三年），就是一段非常优美动人的文字。春秋中期，郑穆公算得上是郑国的一位贤君，作者常褒其贤。郑穆公梦兰而生，象征其本性高洁。郑文公杀了那么多儿子，公子兰（即郑穆公）却得以嗣位而治，是所谓有天助也。燕姑梦兰，天使赠兰正表现了作者这种意念。这个梦幻故事给人物涂上了一层灵光。此后作者又把不凡的兰草贯穿于郑穆公的一生，临终还"呼兰""刈兰"而卒。这一株神奇的兰草，成为郑穆公人格的象征。鲁国的叔孙竖牛，也托生于一个奇异的梦（昭公四年）。鲁叔孙豹梦天压己，得救于一个"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的人，遂有其子竖牛。就是这个竖牛，后来酿成大乱。这个噩梦中阴森恐怖的气氛，梦中人的狰狞面目，给人一种形象的恶感，又暗示人物的性格基调与行为趋向。作者借这种超自然超现实的梦境，将自己心中的某些意念形象化。梦境也常被作者用来展现人物心境，作为暗示情节发展的一种方式。城濮之战中 晋文公梦与楚子搏，反映了文公优柔寡断的心理状态。子犯占为吉梦，则暗示了城濮之战的结局。梦境的暗示与预言，起到直接叙述所达不到的妙用，在结构上又显得通体浑圆，天衣无缝。

夸饰描写中的一些神异故事情节，意在突出人物非凡的命运和出众的才干。宣公四年写楚令尹子文的诞生,颇具神话色彩。楚斗伯比"淫於云阝子之女，生子文焉。云阝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云阝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故命之曰斗谷於菟"。子文之生，颇似《大雅·生民》中的后稷非凡灵异,子文乃楚国有名的贤臣。毁家纾难，让令尹之位于子玉，是个不以个人得失为喜愠的人。子文降生的神异传说，无疑的加重了这位杰出人物的传奇色彩。

上述这些虚诞夸饰的描写，对于严肃的历史著作，本不属于入史的材料，作为艺术范畴的文学作品，却因其奇幻的传说，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加丰满。它极大地增强了《左传》的文学性，增强了作为文学作品给人的审美感受与愉悦，因此更富艺术魅力。诚如刘知几所评：《左传》"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虚实相生，笔比造化，《左传》客观上体现了历史真实与艺辩术真实的证统一。

《左传》作者是善于写人的。上述众多艺术手法的运用，是《左传》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并产生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从中国古代叙事性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左传》写人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叙事文学突破旧的传统，向着"人学"的领域迈进了一大步，为后代的史传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后代的叙事文学，包括小说戏剧， 塑造人物形象的众多的艺术手法，《左传》中都已出现。当我们对后代叙事文学艺术进行探研时，若要"寻根"，便不能不追寻到《左传》身上来。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 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