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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两处蓟城的位置 (王春，网名:帝靑王春，业余研究方向为:《水经注》及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三、探索“后期蓟城”的具体位置 1.蓟城的大城(郭城)的具体位置。 1974年春赵其昌先生在白云观西“蓟丘”考古发现了西晋蓟城的西北角，为复原后期蓟城提供了考古学依据。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此“蓟丘”虽处在后期蓟城西北隅，但不是前期蓟城(蓟县故城)内西北隅的蓟丘，就是说，并不是后人崇拜的燕昭王都城内的蓟丘。为何此处丘地以“蓟丘”为名？是后人附会，还是后期蓟城模仿了前期蓟城西北隅有“蓟丘”的格局而命名此处土丘为蓟丘，今已无法分辨。  此处“蓟丘”残址在1954年的地图(图24)、1970年代的航拍图(图25)以及当时人拍的照片(图26)中还能见到，其位置处在1974年之后已建成三座红楼，即今称白云西里18、19、20号的三座红楼(图27、28)。     (1)西城墙的位置 依据赵其昌先生说蓟城西北角在“蓟丘”的西部和北部边缘，也就是蓟城的西城墙在“蓟丘”西部边缘，由此位置画南北一线即其西城墙位置。 过去有学者推测晋唐蓟城的西城墙在莲花河东侧，莲花河是其护城河。阅读2008年12月出版的由侯仁之、岳升阳主编的《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其中第100页-101页是历代墓葬分布图，图中显示在莲花河东侧200多米处还有“唐墓群”，根据唐墓当在城外，所以，晋唐蓟城的西城墙还得在“唐墓群”之东，赵其昌先生考古确定的蓟城西城墙正在“唐墓群”之东(图29)。表明晋唐蓟城的西城墙在白云路西侧、手帕口北街西侧、手帕口南街西侧的大约50米的南北一线。辽南京沿用晋唐蓟城，其西城墙也在这一线。  (2)北城墙和东城墙的位置 在金海陵王计划迁都燕京的诏书中有“因宫庙而创官府之署，广阡陌以展西南之城，勿惮暂时之艰，以就得中之制”之句。“广阡陌以展西南之城”，意味着要扩大城的占地范围，使西面和南面的城墙大大向外展拓。……这几句话，可以看作海陵王“广燕京城”时的基本方针。[9] 由海陵王的诏书可知，金中都只展拓了辽南京(燕京)的西面和南面，而北面和东面的城墙被沿用。也就是说被辽南京沿用的晋唐蓟城的北城墙和东城墙，就是金中都城的北城墙和东城墙的一部分。 海陵王的诏书，为复原“后期蓟城”的东城墙和北城墙的位置提供了依据。 但是，赵其昌先生考古发掘出了辽南京(燕京)的西北角，位置处于金中都北城墙之南约百米的距离。 赵其昌《京华集》:“1974年3月，笔者（赵其昌）在白云观西发掘“蓟丘”遗址，遗址西侧揭露出一段土筑城墙，……它应是晋代的蓟城、唐代的幽州城的西北城墙转角残迹，辽代的南京沿用了唐幽州旧城，实际上这一转角残迹，也是辽代南京城西北城角。残迹往北，距会城门向东延伸线-即中都北城墙，尚有百米左右距离，这就表明，金代筑中都城，在辽城的基础上，东西南北四面都有扩展。北墙的扩展，虽无文献记录，有遗址为证，可以纠正所谓金中都北墙并未外展传统的说法[10]”。 文献和考古之间看似有不可调合的矛盾。笔者是这样认识的，既要尊重文献又要重视考古。一是赵其昌先生没有看到“海陵王诏书”这一文献，二是赵其昌先生的考古发掘属于局部考古，并未在辽南京的“西北角”遗址继续向东探查城墙遗迹，也就是说北城墙除了“西北角”这一小段北城墙能确定位置外，其它余下的一大段北城墙还未经考古发掘来确定。赵其昌先生是认为北城墙有所扩展，显然认为城墙是笔直的这个前提下做如是说，但未考虑到在特殊情况下城墙未必是笔直的。由明北京城的西北角和北城墙并不在一直线上(图30)这一情况来看，笔者认为辽燕京城的北城墙当也是这种情况。就是说，辽南京城北城墙的西段并不是笔直的，可能受河流或地势低洼的影响，导致其西北角向内收缩。  由上述分析，笔者推测辽南京城西北角处的北城墙向东一段后，大约快到今白云观的位置，向东北方斜接北城墙(图31)。北城墙在“受水河”胡同南边的头发胡同，受水河胡同位置的前身是金中都北城壕，也是金口河。其前身也是后期蓟城的北护城河，即《水经注》记载的“高梁之水”。  后期蓟城东城墙即金中都东城墙，在今魏染胡同、潘家胡同西侧的南北一线。 关于蓟城东城墙，过去有说法认为“烂缦胡同”即其唐代蓟城的东护城河。从发现唐代墓志记载距离唐代蓟城的里数来分析，可排除这一说法。 阅读《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科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7月)，见图集中有三座唐代墓葬分别距离唐幽州城(蓟城)北或东北有五里，这为探索幽州城(蓟城)的东城墙位置，提供了依据。 由图集中文字得知这三座唐墓是: 任希墓，西四羊肉胡同西口，唐代。志文载:“(790年)安厝于府城北五里燕更之原”。 卞氏墓，西安门内，唐代。志文载:“贞元十五年(799年)……窆于幽都县东北五里礼贤乡之平原”。 崔公墓，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北侧，唐代。1995年在地下文物库北侧入口处，发现砖砌单室墓一座……出土“崔公墓志”盖和首题为“博陵崔府君夫人墓志铭”各一块。志文载:“唐贞元十五年(799年)葬于幽州蓟县东北五里燕夏乡之原”。 崔公墓志及其夫人墓志即是鲁晓帆先生文章所说[11]，1995年7月出土于北京故宫地下文物库房工地的《唐崔抱一夫人墓志铭》。 已知，唐幽州城的北城墙为辽南京及金中都沿用，在今宣武门内头发胡同东西一线。而辽南京的东城墙为金中都沿用，在今魏染胡同以西的南北一线。 东城墙与北城墙相交的东北角在宣武门内的翠花街。 那么唐代幽州城的东北角是不是也在这里呢？ 由图所示(图32)，按唐代幽州城的东北角在翠花街，可见唐幽州城与三座唐墓的距离相等。  由此证明，唐幽州城的东城墙在魏染胡同以西的南北一线，为辽南京城及金中都城所沿用。 (3)南城墙的位置。 “多年前，在对宣武区青年湖考察时，人们发现，湖的南部是古河道，北部在辽代曾是陆地，这南部的河道就是洗马沟故道。洗马沟在穿过今天的西护城后转向东南”[12]。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是说，洗马沟在蓟城西侧南流，然后转向蓟城南面经过南门东流而去。 由此可知，蓟城的南城墙在洗马沟的北侧，洗马沟则是南护城河的一部分。洗马沟流经今“青年湖”，无疑，青年湖北岸即是南城墙位置所在。 阅读2008年12月出版的由侯仁之、岳升阳主编的《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其中第101-102页的历史时期河道、坑塘分布图，此图显示在白纸坊路南标注有“北朝至唐代河道”，再今儒福里附近标注有“辽代水沟”（图33）。  这个“北朝至唐代河道”，就是北魏郦道元所说的洗马沟的位置。在“北朝至唐代河道”北侧(今青年湖北侧)画条直线向东，经过“辽代水沟”北侧，这条直线的位置就应是蓟城的南城墙的位置。而“辽代水沟”应是南城墙外的护城河的一部分。 南城墙位于今青年湖（金代鱼藻池遗址）北岸，向东经过建功二巷北、万寿公园、红土店南巷。其中万寿公园内的 庙宇下的土台 (图34)，疑即南城墙遗存。将来可在此考古勘探，在土台东西两侧或许可以探出城墙墙基。  在卫星地图上测量后期蓟城的四至，南北约长2500米，折合五晋里，东西3200米，折合七里半。(晋代一尺合24.2厘米，一里合435.6米)。始建于西晋的蓟城是南北五里、东西七里半的大城(图35)。 也就是说西晋中期始建并沿用至辽代的蓟城是周长二十五里的大城。这和宋人路振《乘轺录》记载“幽州幅员二十五里”相合。这可纠正宋人许亢宗《奉使行程录》记载“城周围二十七里”之误，以及《辽史·地理志》记载南京“三十六里”之误。 推测辽南京城墙的高度、宽度: 有学者研究辽上京，根据实测，得出辽朝创建之初，其里的长度承袭了唐里的长度，一里531米。一尺合29.5米。 《辽史》卷40《地理志》有如下一段记录: “城方三十六里(二十五里)，崇三丈(高8.85米),衡广一丈五尺(顶宽4.425米)。敌楼、战橹具。八门”。 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述辽末南京城规制：“楼壁共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 “楼”即城上敌楼，“壁”即城墙，“楼壁共四十尺”，即是敌楼的高度加上城墙的高度，此与《辽史·地理志》辽南京城“崇三丈”(三十尺)的记载相符。说明敌楼的高度是十尺(高2.95米)。 “楼计九百一十座”，说明城墙有九百一十座马面(墩台)。辽南京城周二十五里合今11400多米，说明每隔约12.5米有一个马面。这也太密集了，一般古城马面距离100米左左，所以“楼计九百一十座”有误，可能原本是“楼计一百一十座”，如此的话，马面间相距约103米。 “地堑三重”，说明在宫城、皇城、郭城之外有护城河。 2021年初金中都城墙遗址考古发现城墙及马面等，辽南京城墙的厚度及马面的大小可以拿来作为参考。 据《金中都城墙遗址考古首次发现护城河等外城城墙体系》( 李韵《光明日报》2021年01月14日 01版）“此次发掘共发现城墙遗迹5处，总长约60米，底部最宽处达24米。张中华表示，由于缺乏城墙高度的记载，所以目前对城墙顶部宽度无法进行科学推算。考古人员在西城墙外找到了护城河的东西两岸，确认了河宽约66米，距西城墙16米”，“马面长约20米，宽约7米”。 那么，辽南京城的夯土城墙的底部宽度可能近24米，顶部宽度4.425米，收分明显，城墙高度8.85米。马面长约20米，宽约7米，其上有敌楼，高约2.95米。有一张白云观附近的辽金城墙老照片，可见城墙收分明显(图36)。 《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城有“八门，东曰安东（东面偏北之门，简称东北门，下同）、迎春（东南门），南曰开阳（南东门）、丹凤（南西门），西曰显西（西南门）、清晋（西北门），北曰通天（北西门）、拱辰（北东门）。 2.后期蓟城内的宫城具体位置 后期蓟城开八门，东西向干道两条，南北向干道两条，干道分别与城门相通。晋唐蓟城内宫城所在地与辽南京的宫城所在地位置不同。 (1)西晋中期至唐代蓟城内的宫城位置 蓟城由小城和大城构成。大城即外郭城，也称罗城。小城在大城内，小城也称子城，是宫城所在地。 《晋书》记载公元305年“……和演与乌丸单于审登谋之，于是与浚期游蓟城南清泉水上。蓟城内西行有二道，演、俊各从一道……”。是说，和演要杀王浚，约王浚同游蓟城南的清泉水(漯水)，二人在蓟城内各走一道西行出蓟城到清泉水。这说明蓟城内西行二道与两座西门直接相通，那么两座西门东并没有“子城(宫城)”隔绝西行的二道，这与辽南京城西南隅有“子城(皇宫)”的格局完全不同。参照辽南京复原图可知，“西行二道”分别是今天的广安门大街和枣林街、南横街。而北向二道分别在今西二环路和牛街一线。 那么“王宫”在蓟城何处？在隋唐的文献中找到了答案。 《全唐文》卷九八七所载《重藏舍利记》记载:蓟城内“……智泉寺……即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说明蓟城内的“子城”的东门在智泉寺之西百余步的地方。智泉寺的位置在今法源寺东南面七井胡同一带，那么在法源寺西约百步的“子城”东门，即在今教子胡同与南横街交汇处东侧。“子城”北门(蓟门)在大悲阁以南约一里（约470米）的南北向街道上，即在今清真寺稍南的牛街上。蓟城南门(唐辽称:开阳门)恰与牛街上的“蓟门”南北相对。“子城”南门与蓟城南门相对。在历代宫城(子城)规划中，一般来说宫城四门处在四面墙的中间位置，这样子城的四门的大体位置就可复原到地图上了（图37）。“子城”的中心就在牛街南口。大体测量一下，蓟城内的子城南北长约500米，东西长约800米的小城。[13] 宫城中轴线在牛街南北一线(图38)。 西晋王浚时期蓟城内有宫城。公元311年，洛京倾覆，怀帝被俘，王浚在幽州拥立晋宗室为皇太子，备置百官，自领尚书令，使其子居王宫。愍帝建兴二年(314年)，王浚欲谋称帝。积粟五十万斛不赈给饥民。后为石勒所杀，并焚烧王浚宫殿。 东晋永和五年(349年)慕容儁僭即燕王位。永和六年(350年)慕容儁攻陷蓟城，因而都之。永和九年(353年)二月，燕主儁称帝立其妃为皇后，世子晔为皇太子，皆自龙城迁于蓟宫，蓟城始为帝都。 宫城内有正殿-正阳殿。宫城东门称东掖门，门外立有铜马像，因名铜马门。宫名为碣石宫。 升平元年(357年)十一月，慕容儁自蓟迁都邺。 太元九年(384年)，焚烧和龙、蓟城宫室。 太元十四年(389年)四月，燕以长乐公盛镇蓟城，修缮被焚烧的旧宫。 隋代时宫城为燕王杨倓的王宫。 隋大业六年(610年)在燕王宫基础上扩建为临朔宫，大业七年(611年)建成(图39)。临朔宫是隋炀帝在蓟城的行宫，临朔宫内有正殿-怀荒殿。 临朔宫所在的子城，后来为唐初燕王宫。 不设王国的时候，唐幽州都督和范阳节度使的府衙就设立在子城内。 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在范阳(幽州)自称大燕皇帝,改范阳(幽州)城为燕京,以子城为皇城,还把子城东门称为日华门,把原来的署衙门楼改为听政楼,节度厅改称紫微殿。 (2)辽南京城内的皇城、宫城位置 辽南京的“子城”也称皇城，皇城内有宫城。皇城在辽南京城西南隅，其西墙与南墙与大城共用，北墙在今广安门大街南，东墙在南线阁路西侧。皇城外有护城河。皇城内是宫城，宫城之外也有护城河(图40、图41)。 金中都宫城在辽南京皇城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 《金史·世宗本纪》称“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说明辽代一部分宫殿为金所沿用。 从笔者绘制的复原图标注宫殿位置来分析，金代仁政殿的前身是辽代的元和殿，金沿用。金宫城东墙在辽皇城东墙的位置，金宫城北墙在辽宫城北墙的位置，金皇城西墙在辽皇城西墙的位置，金宫城大安殿的前身是辽南京的南门-丹凤门(图42、43)。 辽南京宫城中轴线与金中都宫城中轴线重合，位置在今西二环路南北一线，中线南偏东于地球子午线约2度。 3.后期蓟城与汉代燕王陵及其陵邑的位置关系。 后期蓟城西北隅有密集的汉代陶井分布，上文提到“蓟探微”先生认为这一地区曾有燕王陵的记载，可能部分井圈和修建燕王陵及设置燕王陵的园邑有关。 笔者认为有道理，解析如下: 《水经注》卷十三:“漯水又东迳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500-504年)中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趾磐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何王陵也”。 是说北魏景明时期，在蓟城内西北隅建塔，挖基槽时发现了地道，地道通往城外的王陵。 郦道元所谓“不知何王陵”的“二坟”，据《金史.蔡珪传》载，发掘东墓是燕灵王陵，乃西汉高祖子刘建之葬也。其西墓是燕康王陵，乃西汉刘嘉之葬也。 史载金代修筑金中都东南门(阳春门)时，为了避开燕王陵而改动“东南门”的位置，那么燕王陵当距东南门不远。依据金中都东南门的位置，就可锁定燕王陵的大体位置，根据金中都复原图，燕王陵大体位置在今陶然亭公园西。 从《水经注》记载看，伏道(地道)“通城西北”，即由汉代燕王陵而来的地道通到蓟城内的西北部，这里正是汉代密集井圈处，这里应当是汉代陵邑。 据《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载1963年第3期《考古》）说：“根据这些出土的遗物推测，这批陶井应当是属于西汉早期”。燕灵王刘建（前195年--前181年在位）和燕康王刘嘉（前177年--前151年在位）所处时代正是西汉早期。 陵邑，汉代为守护帝王陵园所置的邑城。诸侯王制仿朝廷，也置奉园民，但不置县，一般叫做“园”或“园邑”或“陵邑”。 以西汉杜陵为例，杜陵位于西安市三兆村南，杜陵邑在杜陵西北5里，现存城址为长方形，东西长约2250米，南北宽500多米。 燕王陵燕与陵邑的距离和方位的设置与杜陵设置的陵邑距离和方位相似。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二月，汉高祖封儿子刘建为燕王。吕后七年（前181年）九月，刘建去世，谥号“灵”。刘建与姬妾生有一子，吕后派人将他杀害，因此刘建没有后代，封国随即废除。其陵邑也将被废弃。 燕康王刘嘉于公元前177年为燕王。燕王刘嘉的陵园选址在燕灵王陵的西面。推测其陵邑利用过去的燕灵王陵的陵邑并缩小了范围，还修建了陵邑通往陵园的地道，方便祭祀活动的秘密进行。陵邑内换了一批护陵人在此生活，自然就会重新打井，所以今人考古才会看到很密集的陶井分布。 推测燕灵王陵的陵邑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500米。燕康王陵的陵邑只沿用了其陵邑的西部，东西长约1000米(图44)。 汉代燕王陵的陵邑规划在蓟城通往潞城之间的交通大道上，交通沿线当有聚落，有聚落就会有陶井，所以今人在该交通沿线其它地方发现了汉代陶井。还发现有战国陶井，说明该交通沿线在战国时代就有聚落存在。 西晋中期选址在高梁河南面的汉代燕王陵的陵邑之处建设了新的蓟城，而新蓟城南墙规划在燕王陵以北，使燕王陵处于城外，这样，就形成了东西长、南北短的新蓟城。 另外这样长方形的城围也有因地制宜的考量，使蓟城城址主体正在高地之上，海拔在44一49米之间，地势高于周边，也可防止北面的高梁河和南面的漯水因洪水而改道对蓟城造成破坏(图45)。 后期蓟城是“南北五里、东西七里半，开八门”，这和史载“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不一致，这是因为“南北九里，东西七里”记载是“前期蓟城”。 朱祖希著作《元代及元代以前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引用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296页)：《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宛平县蓟城下”，曾引《元和志》：“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曲英杰认为，此条“亦当本于袁山松之《郡国志》，其所记当为汉晋之制，而不为唐制”。 袁山松《郡国志》是《后汉书》的一部分，所说的是汉代蓟城，所以“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记载的是“前期蓟城”。 参照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发现的西周初期燕国都城“燕城”东西长829米，南北长约600米[14]，以及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云:“先秦城市中商和西周时代的都城是以帝王的宫殿和祖先的宗庙为主体的城市；而东周时期宫城加郭城“两城制”的城市规划则是商和西周向秦汉城市过渡的一种形式”[15]。由此可知“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这一记载蓟城大小的上限只能到春秋战国时期。而西周时期的蓟城与“燕城”大小当相仿。 由上所说，自春秋或战国至西晋城址南北九里、东西七里相沿未变，可以暂时作此理解。 那么“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可能是依春秋战国尺度来说的，但是春秋战国尺度不明晰，暂以汉尺代替计算，大概两相差异不大。依据汉代一尺合23.1厘米，一里合415.8米，九里合3742米，七里合2910米。这为复原前期蓟城的四至提供了依据。 四、探索“前期蓟城”相对具体的位置 1.蓟城的大城(郭城)的位置 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十三云:“大城东门内道左有《刘靖碑》”。 《水经注》卷十四云：高梁水“水首受㶟水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又东南流迳蓟县北，又东流至潞县，注于鲍丘水”。 从立碑时间、地点、碑文等来看，前后所指的是一个《刘靖碑》[16]，即是北魏时还立在“蓟县故城”东门内道路北侧的《刘靖碑》。 就是说，只要找到高梁水东北流经《刘靖碑》北又东南流的拐弯处，也就找到了蓟县故城“东门”的位置，再结合“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的记载，就能确定蓟城的位置。 那么高梁水在哪里呢？这不能不提金口河。 金口河又称金沟河。《金史.河渠志》云：大定“十一年十二月（1172年1月），省臣奏复开之，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计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1172年4月），上令人覆按，还奏：「止可五十日。」”。 其中这段话“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很重要。请注意关键词“疏导”，是在原有河道基础上疏通导流的意思，这说明在金代从金口到金中都原本就有河道存在，只是堵塞了不通水了，形成了旱河，需要疏通，用50天完成疏浚任务。金口的位置今已知道在石景山与龙首山之间的垭口，1985年在龙首山与石景山的西侧发现了金口闸遗址，该遗址处坑底海拔81米[17]。如果“金口”及“金口河”是新挖的，50天也完成不了，须知都江堰开宝瓶囗用了八年。所以说，从石景山到通州的金口河只用了五十天完成，不是在老河道基础上疏浚是根本做不到的。依据金口的位置(图46)和2017年发现的古河道位置(图47)，结合1949年北京市地形图(图48)以及1968年的卫星图显示的金口河故道遗迹，可以还原金口河的位置。金口河在石景山与龙首山西侧与永定河分岔后东流，经过原首钢的凉水池北部边缘（2017年宋经纶先生在此发现古河道遗迹），然后在古城村北侧向东北流，在杨庄又向东南流，经田村山与八宝山之间东流经玉渊潭东后南转，经复兴门南，东接通惠河到通州。 金口河的流向与《水经注》记载的高梁河的流向一致。 《水经注》记载高梁水是从三家店出山之后在梁山（今红光山）南和㶟水（永定河）在戾陵堰分岔的，有学者已经通过访问获得钻探资料发现戾陵堰的地点[18]，地点就在红光山南，金口闸西侧约200米处。再通过对戾陵堰附近古河床海拔变迁研究[19]，这样，就得出金口河的前身就是高梁河。 但是金代金口河在高梁河故道基础上局部小有调整，在玉渊潭东向南引入金中都北城壕，这是小有调整的地方，河道考古证实在玉渊潭向东南经复兴门南，在元大都南护城河一线有河道存在，[20]这就是高梁河故道。 由上所述，只要找到了金口河经“金口”之后，向东北流又东南流的拐点就找到了高梁河流经《刘靖碑》北又东南流的拐弯位置。 在1949年地形图显示已是旱河的金沟河(金口河)在古城村北侧向东北流，在杨庄又向东南流。那么，杨庄金口河拐弯处之南就是《刘靖碑》及蓟县故城东门的位置。 东门在蓟县故城东城墙的中部，在地图上依据河流拐弯处向北测量四里半(1871米)，就是东城墙与北城墙转角的位置，也就是城的东北角，再依“东北角”向西测量七里(2910米)就是“西北角”(图49)，依此法测量，就把南北九里、东西七里的蓟城位置落到了地图上。 如图所示(图50)，金顶山(琅山)在城内西北隅，《水经注》云“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可见，金顶山即是蓟丘。而“古城”村正好在城内。由此，蓟县故城的相对具体一些的位置得以确定。 蓟县故城正处于山环水抱之中，风水极佳(图51)。 诚然，其图示的城墙位置，肯定会和实际有误差，面对地面无城墙痕迹，考古发掘又滞后的实情，也只能暂且做到如此了，期待将来考古勘探发掘来修正它。 但是仅仅依据金口河位置进行地图推演出的位置，不免会引起质疑。那么，除此之外，有没有再进一步验证蓟县故城城位的方法呢？ 笔者想到，可用《水经注》记载与蓟城相关联的地物，结合地形来探讨一下: (1).漯水与蓟城的方位关系。 《魏土地记》云:“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清泉河，是漯水从三家店出山峡之后的别称。 由位于石景山路南侧的“蓟城南墙”向南七里到达鹰山北侧的永定河北岸(图52)，永定河即是漯水。 《水经注》:“漯水历梁山南…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又东流与洗马沟水合…”。 那么，东经广阳县故城北又东北经蓟县故城南的“拐点”在哪里？ 上文王荣华先生通过对八宝山断裂带的研究得出漯水在鹰山水屯一带拐弯向东北流。笔者用文献记载也可确定拐点在这里。有学者说“拐点”当在卢沟桥附近，为何这种观点不对，下面来分析。 广阳县故城，考古得知在今房山区长阳镇广阳村(图53)。 广阳水即今小清河，它发源于丰台区“鹰山”(今山有永定塔)之西的山区，它东流经鹰山南，然后又拐弯南流到广阳县故城的东面。鹰山正位于广阳县故城的正北。“广阳水东迳广阳县故城北”，广阳水在故城北的位置，指的当是流经“鹰山”南的小清河的这个位置。 既然这个“广阳县故城北”所指在“鹰山”一带，由此可知“漯水东迳广阳县故城北，又东北”的拐点当在“鹰山”一带。 表明北魏时漯水并没有从鹰山向东南流向卢沟桥，而是在鹰山北侧向东北流，受八角山、老山阻挡，漯水又东流。它由鹰山北侧向东北经过石景山区衙门口南，黄庄南，然后向东流进入丰台区，经小营村南、岳各庄，在南二环广阳西桥的西侧与洗马沟水汇合，……(图54)。 由此可知，当时漯水在鹰山的拐弯处，南距“广阳县故城”十几里，北距“蓟县故城”七里。由此可见，所谓水流经过“广阳县故城北、蓟县故城南”，并不是指河流经过“城下”才这么说。而“漯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由地图看，漯水是从石景山向东南的鹰山方向流，这段也是今日永定河的流向，并不是正东，显然，古人对方位记述不太严格，所谓“漯水又东”，可理解为正东，也可指东北或东南。 由此可见，不可尽信书，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变通的理解。 由上所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北”，可以与实际地理情况相对应，看不出蓟县故城在地图上的位置有相矛盾之处。 (2).蓟城与高梁之水的方位关系。 《水经注》引《魏土地记》云:“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其水又东南入漯水”。“蓟东十里”就是蓟城东十里，十里合今约4356米。由位于今杨庄的蓟城东墙向东4356米，位置在八宝山南，这里过去有“黑山水泉”，位置在革命公墓内(图55)。明代王思任《灵福寺松坐》：“矫矫龙松，一盘百尺。石径泉流，我来抱膝。”灵福寺遗址在今京西八宝山革命公墓以东。这“石径泉流”之处正是“黑山水泉”处。这里海拔约65米，具备向东地势低处流的条件。 “黑山水泉”当是高梁之水的源头，它的位置也符合郦道元对高梁之水的描述。 《水经注》:高梁之水“水出蓟城(后期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 “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说明源头是平地泉，处在“蓟城西北”，“黑山水泉”是平地泉，那么“黑山水泉”的方位算是位于后期蓟城的西北吗?回答是肯定的，我还找到了例证： 陈广斌《八宝山塔林解疑》（载自《石景山文史资料》第六辑，147页）云：“至元四年（1267年）九月定志在得有微疾的时候又将戒本传于大昊天寺住持净公，十月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度僧四十二年，十月十八日他的四百余僧徒及都城内外僧俗云集为其送葬至城西八宝山塔茔之地。塔铭有诗云：都城西北隅，松柏浓荫合。茔然摩尼珠，寂照巍耸塔”。 上文表明，元代高僧定志的八宝山墓塔处于都城的西北方，忽必烈于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将原金朝首都定名为中都，文中的都城是指中都城，而中都城是在后期蓟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由此可以说八宝山一带处于后期蓟城的西北方，可见八宝山一带的“黑山水泉”正处于后期蓟城西北。可见在古人眼里，所谓的“西北”不是狭义的，西方偏北的位置也算是“西北”。 高梁之水向东流经过燕王陵北，又东流经过蓟城北，这座燕王陵在宋辽时被讹称为“燕丹陵”。燕王陵的位置大约在今莲花池北，1970年代的航拍图显示这里有一个土丘，怀疑即是燕王陵的位置。而上文说陈广斌先生所说的“土城遗址”在它的西边，当是此燕王陵的陵邑。 综上所说，“黑山水泉”当是高梁之水的源头，它东经今沙沟，即“土城遗址”(燕王陵陵邑)北边，又东经公主坟南，即莲花池土丘(燕王陵)，东经白云观北、受水胡同(即后期蓟城北护城河)，东流经大会堂西向东南流经前门、鲜鱼口胡同，在十里河一带与今凉水河(漯水)汇合。[21]。 将《魏土地记》与《水经注》关于“高梁之水”的文字标在示意图上，前期蓟城、后期蓟城与高梁之水的方位关系没有相牴牾之处。(图56) (3).戾陵堰、车箱渠与蓟城的方位关系。 《水经注》云高梁水“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径梁山南，又东北径《刘靖碑》北。…… 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人。……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馀顷。……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高五尺”。 前文已简要说明，戾陵堰是南北长约101米，东西宽约72米，高出平流期水面2.42米的人工岛，是与四川都江都堰相似心堰体。 这意味着魏晋时期漯水(永定河)在洪水期，上涨的水面不会没过戾陵堰顶部。即是说洪水上涨不会超过2.42米的高度。这与清代记录永定河洪水上涨的高度差不多。 据资料，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一日，直隶河道总督刘瓤奏:“七月初一起至九月初一止，永定河净长(涨)水八尺四寸”。清代一营造尺合今32厘米，八尺四寸合今约2.70米。也就是说，清代永定河在洪水期上涨达到2.70米。 车箱渠渠首设置有水门(水闸)和水遏。水门宽四丈(9.6米)。水遏南北长十丈(24.2米)，高出水面五尺(1.21米)。 当洪水来时，关闭水闸，当水面上涨超过水遏的高度时，水遏充当滚水坝，河水从水遏上面漫过去进入车箱渠(图57)。而与水遏相连的水闸的闸口是南北向的，枯水期时，河水入闸口北流进入车箱渠(图58)。 根据“水自门北入、乘遏东下”的水流方向的描述，可以想见位于车箱渠渠首的水闸与水遏是直角相接的。这样根据水遏的长度24.2米和水闸的宽度9.6米，以及用于固定水闸的墩台边长有大约5米左右，根据勾股定理来计算，可以得出车箱渠渠首的宽度大约在30米左右。 已知戾陵堰的位置在今红光山南面的管道桥和丰沙铁路的下面，石景山北麓和龙首山南麓都发现有河水冲刷形成的陡壁(图59)，确定龙首山与石景山之间是高梁水的河道无疑。 车箱渠是在高梁河的北岸。 “1982年秋，余（常征）曾偕梁湘汉、劳允兴君探查金口渠口，见孟家山（黑头山）与石景山连麓，而石景山发电厂后院，两山相接之凹陷部位，有人开凿的巨大石槽一道，宽约30米，长约200米，作西南、东北向，西南通入永定河北岔，东北下注金沟河。近世虽因修建石景山发电厂和丰沙铁路，上段已填为路基，下段也半填土而改种苹果树，其所余部分则尚深达3米，两岸斧凿之迹亦斑斑可见[22]”。 常征先生所见的宽约30米，长约200米的巨大石槽，位于龙首山与黑头山之间。从石槽的的宽度约30米来看，正与上面所说的车箱渠的渠首宽度相吻合，而且石槽也正处在戾陵堰的东北不远的地方，因此常征先生见到的石槽当是车箱渠的渠首段的遗迹。 这样，戾陵堰与车箱渠渠渠首的位置就明确了，车箱渠渠首在戾陵堰北面，其位置在今龙首山西面百米处。(图60)这个地方正好在前期蓟城的西面(图61)。 由此认识可知，古本《水经注》无断句的这段话“依(高梁河)北岸立水门……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可以断句为“依北岸立水门……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就是说“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说明水流从蓟城之西的车箱渠水门开始，沿着车箱渠“北迳昌平”，就是向北到达昌平城。由地形图看车箱渠路线经过蓟城西北角，即金顶山与模式口台地之间的垭口。那么这里能通过否？ 在(1975年6月编绘，1980年2月修绘)的地图上显示今模式口村在台地与金顶山之间的垭口海拔73米(图62)。 根据研究，车箱渠的渠首水面海拔约78.5米，此“垭口”具备车箱渠经过的条件，车箱渠在这里接蓟城护城河，根据地形条件判断，蓟城西北城角在这里随地形圆转，并不是直角。据生活在此的老者讲，这里早年还存有一段西南至东北向的城墙，可以印证。 然后车箱渠流出护城河向东北方向流经杏石口南，解放前这里有东北向的旧渠道。然后车箱渠北转沿着“西山灌渠”流向昆明湖的前身“瓮山泊”，穿过万寿山与红山之间向北流，再东北经“朱房古城”南接“清河”，朱房古城有学者认为是汉代“昌平城”。笔者认为它是曹魏晚期的昌平城，曹魏中期的昌平城在昌平区上东廓村，而曹魏早期及之前的昌平城在河北省阳原县[23]。限于篇幅，此处不细说。 然后向东流出清河，继续东流接“小北河”入潞河到潞县界，所谓“东尽渔阳潞县”。 这里面提到的“旧渠道”、“西山灌渠”、“小北河”的前身，笔者推测应是车箱渠的干渠。 以上所说的车箱渠流经路线，由示意图所示(图63)，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未发现有相互矛盾之处。 (4).梁山戾陵与蓟丘蓟城 《水经注》的记载:“漯水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漯水东迳广阳县故城北，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高梁水“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 前文已说戾陵堰的位置在红光山(黑头山)南的管道桥处。那么，位于戾陵堰北面红光山即梁山。 远望红光山形如大屋顶，山顶平直似大屋顶正脊梁，这可能是得名梁山的原因(图64)。 “山有燕剌王旦之陵”，就是说燕王刘旦的陵墓“戾陵”，它在红光山上。 然而红光山是石头山，山上未见封土。考察其山形与“满城汉墓”的陵山的山形相似，从风水角度讲呈“太师椅”状(图65)。推测戾陵与满城汉墓一样是因山为陵的“崖洞墓”。 在红光山的南坡，距离山顶约20米处，发现一处小毛道，其中有一段凹陷处用碎石铺就，宽约2米，长约5米，厚约1米(图66)，怀疑此处是古时通往“墓道口”的道路的一部分。 笔者与考古爱好者李鹏先生登此山，李鹏先生在山顶北侧防火道旁发现一些古砖残块(图67)。可能山顶有祠堂等建筑。 种种迹象表明，戾陵就在红光山。期待将来考古能有所发现。 红光山海拔219米，金顶山海拔140.5米，与高大的红光山及附近的高山相比，低矮的金顶山是蓟丘无疑，不负“丘”之名(图68)。 蓟丘在的蓟城内西北隅，蓟城西墙与北墙可以用金顶山来定位。 综上所述，《水经注》记载的河流与蓟城位置关系皆可自圆其说，蓟城的相对具体的位置可以确定。 蓟城北城墙在金顶山北，琅山路南侧的东西一线。 西城墙在金顶山西，金顶街西侧的南北一线。 南城墙在石景山路南侧的东西一线。 东城墙在八角西街的西侧南北一线。 “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城墙的大体位置是确定了，那“十门”如何安排？ 考量东城墙、西城墙比南城墙、北城墙长，那么东城墙、西城墙各开“三门”，南城墙、北城墙各开“二门”比较合适。 2.汉晋蓟城内的东南部的小城位置 蓟城内有汉末公孙瓒所筑小城，后来称征北府小城，当蓟城称“蓟县故城”后，征北小城称“故征北府小城”。 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公孙瓒在蓟城东南筑小城。关于小城的位置历来说法不一，常征先生《征北府小城》一文[24]最有说服力:“公孙瓒其所以与幽州牧刘虞同驻蓟城，乃是由于他当时受封为蓟侯的缘故。蓟侯是较亭侯、乡侯为高的县侯。......既然公孙瓒“衣租食税”之县为蓟县，而蓟城为蓟县首府，其侯第自然也须设在蓟城中。这就是说，他筑造的那座位于蓟城东南部的小城，不过是他的侯府的扩充而已”。“公孙瓒所筑的这座小城，后来为曹魏王朝的征北将军府所在处，世因呼之曰“征北府小城”。“公孙瓒于“大城东南筑小城”，是指在大城的“东南部”，而非在大城以外的“东南方”。也正因为如此，故《后汉书》说“筑京（城堡）于蓟城”。关于这个小城的位置，从公孙氏初受攻围时“掘东城欲走”的记载来看，当在蓟城的东部偏南，其东墙即用蓟城的东墙。正因为东墙不受刘虞兵包围，而城外即为郊外，他才想到这样的一条逃路”。 历史学家常征先生论证了公孙瓒所筑小城的位置在蓟城之内的东南部，但是常征先生的文章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写，那时他认为春秋之后的蓟城在今西城区。常先生在90年代去世，没有机会修正其认识。 由常征先生分析可知，小城只有东墙借用大城，其余三面皆在城内，位于东南部。从小城被三面包围来看，小城三面城墙外即是街道。推测小城南墙在蓟城“东南门”内东西向道路的北侧，小城南门正对街道，方便出入。小城北墙在蓟城“东门”内东西向道路的南侧。小城西墙在南北向巷道东侧。蓟城东墙开三门，城门间距约930米。除去街道的宽度，处在蓟城“东门”和“东南门”西道路之间的小城大约南北长约900米，东西略窄些(图69)。 蓟城内公孙瓒小城后来称征北府小城，随着西晋中期新的蓟城建成，这座蓟城被称为“蓟县故城”，征北府小城也被称为“故征北府小城”，后来“故征北府小城”为刘琨屯兵之地。 《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载：晋闵帝建兴三年（315年），并州刺史刘琨为石勒所破，穷困不能自守，东赴蓟城依幽州刺史、鲜卑左贤王段匹䃅。东晋建武元年（317年），段匹䃅与弟抹波相战，刘琨子刘群从段氏，为抹波所俘。抹波命刘群密书乃父，约共夺幽州，立刘琨为幽州刺史，信使为段匹䃅逻兵所获。《刘琨传》继述其事说： “时，刘琨别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来见匹䃅。匹䃅以群书示琨......，遂留琨。琨之庶长子遵惧诛......闭门自守。匹䃅谕之不得，因纵兵攻之......遂称有诏收琨。......缢之。” 当时，段匹䃅屯兵蓟城，没有刘琨屯兵之地，所以刘琨别屯位于蓟县故城的“故征北府小城”。 1997年3月北京市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在八角村西北部堆积有河卵石的下面清理了一座魏晋砖室墓，该墓为前后双室结构[25]。 有专家认为西晋太兴元年（公元318年）五月，段匹磾杀刘琨，葬在东安县。太兴三年（320年），1997年3月清理的八角村墓地可能是刘琨再葬之处[26]。 这座墓葬在“故征北府小城”东侧不这处，如是刘琨的再葬之地，那当是一种有意的安排。 3.汉晋蓟城内宫城的位置。 《三国志》说：公孙瓒“于大城东南筑小城，与虞相近，稍相恨望”。 “稍相恨望”，就是说刘虞所居的故燕王宫与公孙瓒小城相近，后来两个人站在个自的城墙上怨恨的对望。 说明这两个小城相距不是很远。 那么，这座燕王宫在哪里呢？ 联想到关续文先生提到古城村西的南北向俗称“土龙岗”的400米古城墙残址，这里在公孙瓒小城之西，相距不远。笔者在几年前遇见家住模式口的对古建筑有研究的李新明先生，他小时候住在北辛安村，曾见过古城村西的这段城墙，并且看到这段城墙的北端在金口河南侧向西拐弯的一段北墙，墙下是河卵石。 如将古城村西之小城复原，其位置正在虎头山、金顶山、龟山、鹰山一线上。从古人崇信“前有照，后有靠”风水角度讲，此处风水最佳。 另据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出版《海昏侯新论》：刘贺墓园揭示出西汉都城以西南为尊。辛德勇先生认为， 刘贺墓之所以在西南角，正是因为西汉长安城里从汉高祖刘邦开始，那个最高的宫殿未央宫就在长安城的西南角。我们通过刘贺墓的发掘证明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强烈的社会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以西南为尊。 古城村西的“小城”正在蓟城西南隅，这里当是燕王宫之所在(图70)。 如此说来“土龙岗”当是汉晋蓟城内燕王宫的东墙。 关续文先生文章提到“土龙岗”推出来城门（类似庙门）。城门类似庙门，说明城门是“拱券”形的城门洞。“拱券”是一种建筑结构，又称券洞、法圈、法券，关于拱券式城门建筑技术，从考古发现得知:券式砖门建筑技术最迟成熟于汉代。由此说来，这个类似庙门的城门是宫城的东门。 “复原”后的王宫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400米。 东墙在古城西街南北一线。 北墙在古城西路南侧东西一线。 西墙在北辛安路东南北一线。 南墙在石景山路北侧东西一线。 其宫城中轴线南偏西于子午线约2度。 蓟城西墙海拔大约74米，蓟城东墙海拔大约65米，地势西高东低。 王宫之所在，地势较高，海拔约76米。 燕王宫在燕王刘旦时称万载宫，内有正殿-明光殿。 汉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九月，蓟城一带刮大风下大雨对蓟城及万载宫有破坏，文献有记载: 《汉书·天文志》：始元中流星下燕万载宫，极东去。 《五行志》：昭帝元凤元年，燕城南门灾。 《论衡》：燕王旦在明光宫，欲入所卧，户三间尽闭。使侍者二十人开户，户不开。 《汉书·五行志》：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王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燕剌王旦谋反，将死之兆也。 《汉书》：燕剌王旦谋事不成，忧懑，置酒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有赦令到，因迎后姬诸夫人之明光殿。旦立三十八年而诛，国除。 《汉书·五行志》：昭帝元凤元年，燕王宫永巷中豕出圂，坏都，衔其六七枚，置殿前。刘向以为近豕祸也。 《前汉纪》：是时天大雨，虹下，属燕王宫宫中，井水皆竭。有黄鼠舞燕王殿前端门中，视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数千。殿上户自闭，不可开。厕中豕群出，坏，衔釜六七枚，置殿门前。乌鹊自宫中，乌死。天火烧燕南城门，大风坏宫城楼，拔树木。流星坠地。 燕王刘旦因此吓得病了，派人祠台水和葭水，求神保佑洪水不要威胁蓟城的安全。汉代的台水即后来所称的漯水，葭水即后来所称的高梁河。这一年的十月，刘旦谋反暴露，昭帝的诏书暗示他自杀，刘旦遂自缢而死，以王礼安葬在戾陵。 从上面记载看，王宫有南门。南门后是端门，端门后是正殿-明光殿。后面有“永巷”通于王宫东门与西门。永巷后为后宫。 到广阳王刘建时，万载宫被称为广阳宫。 历史学家常征《北京史地丛考》说“汉末以后，北京平原设置燕王国或广阳王国的时候，燕王或广阳王占有宫城，而幽州军政长官通常便占有公孙氏所筑小城。不设王国的时侯，宫城由幽州政府占用，驻节幽州的将军府则占用公孙小城。如曹魏的燕王曹宇和继其后的幽州刺史府设在宫城时，征北将军兼护乌丸校尉刘靖便设府于小城中”。 4.蓟丘及西周至战国时代的王宫位置。 唐司马贞《史记·燕乐毅传·索隐》:“蓟丘，燕所都之地”。结合“大吕陈于元英，故鼎返乎磿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鹤，植于汶篁”的记载，那么，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王宫当在蓟丘(金顶山)一带。 “齐器设于宁台”，说明宁台是专门为陈设燕国战利品-齐器的高台。而“元英、磿室在宁台下”，正殿-元英，宗庙-磿室在宁台之下，说明宁台是个祭台，主要祭祀以北辰为主的天神的。燕国在战胜齐国获得齐器后，设齐器于祭台上告慰上苍，终于获胜了，国家强大了。可见这个祭坛-宁台当是个圆形的平台。 那么，宁台在哪里？ 蓟丘(金顶山)南200米处的街心公园内有“龟山”(图71、72)，是天然石头山，上覆以土，局部岩石裸露。主体呈圆形，底径约60米，顶呈直径20米的平台(图73)，高约9米，形似龟背，南侧的台阶形似龟首，故名龟山。 民国周肇祥《琉璃厂杂记》云“山南里余平野中，土阜岿然，如龟伏地，曰龟山。旧有灵异，土人耕其上莫敢犁平也”。由此记载，可见过去在龟山上有很厚的耕土，还没有露出岩石。比现在还要高大。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伪占领了这里，在上面建有碉堡，留存到现在。 以前笔者在龟山坡处捡到过古代的瓦片。考古爱好者李鹏先生在龟山旁边捡到带有卷云纹的陶豆柄(图74、75)，他判断是战国时代的豆，而汉代的豆一般是素面的。豆是盛放供品的，往供台上放，祭祀祖宗的礼器。生活中也可以拿豆来盛饭、肉等，来双筷子，扒拉着就吃了。 由于龟山是圆形平台，它与祭台-宁台形状相合，宁台下有宗庙-磿室，是祭祀祖宗的地方，在龟山下发现战国时期祭祀祖宗的礼器-豆，而蓟丘是金顶山已确定，那么，金顶山南的龟山即是“宁台”。此地西南不远处就是北辛安，这也符合《光绪顺天府志》:“……北辛安旧有宁台近此”的记载。 西周时期的蓟城与“燕城”大小当相仿。再根据蓟丘的面积，蓟丘南的宁台一带是宫室，推测西周时依托蓟丘而建的“宫殿与祖先宗庙为一体”的蓟城，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约1200多米(图76)。 在春秋战国时代，在围绕蓟丘而建的小城的基础上增建了郭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图77)。这样围绕蓟丘而建的小城处于整个郭城的西北隅，它依然是王宫所在地。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灭燕，秦始皇的命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这时的蓟城被秦军拆毁。 到了西汉又在蓟城城址基础上复建，并把王宫建在大城的西南隅。 蓟丘遗存，今名金顶山，也称琅山。由数个高低不等的小包构成，主峰海拔140.5米。鸟瞰蓟丘，形像一只张开翅膀的大鸟，展开的“翅膀”长800多米，南面的“鸟头”至北面的“鸟尾长600多米(图78)。 蓟丘上有轩辕台。 学者关续文和门学文判断主峰是轩辕台。 笔者在主峰北侧见到直径约20米的圆形平台，推测这里是祭祀黄帝的轩辕台(图79)，主要用于燎祭。 笔者曾问过门学文先生在金顶山上发现过带字的瓦当吗？门先生说，有“吉羊”二字的瓦当。还有直径约5厘米的陶“霎”，是古代衣服上的佩饰，它和璧形制一样但比璧小。 笔者好友考古爱好者李鹏先生曾在金顶山主峰南侧土层采集到叠放在一起的被打碎的陶璧，直径10一14厘米不等(图80)。与汉墓出土的陶璧相似，推测它是汉代陶璧。 陶璧是祭祀礼器，把它和轩辕台联系起来，推测主峰顶上有享殿，里面供奉有黄帝牌位，供台上有陶璧等祭祀礼器，祭祀时陶璧被打碎，象征升天的黄帝已享用，之后将打碎的陶璧等埋藏在享殿南侧。 主峰的享殿，或称“轩辕庙”，而后面的圆形平台主要用于燎祭。或者前后二台是个组合，统称:轩辕台(图81)。 史载“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最初这里是黄帝后人祭祀黄帝的地方。后来黄帝作为人文始祖为人们共识，在这里搞祭祀黄帝的活动可能延续到汉晋。 到了唐初诗人陈子昂到蓟丘上“求古轩辕台”，说明这里早已没有祭祀活动了，只剩下“轩辕台”遗迹了。而“享殿”处已是“蓟丘楼”。 金顶山顶西侧有一石臼，直径约22厘米，深约18厘米(图82)，推测它是唐代时固定蓟丘楼的角檐支柱的柱础(图83)。在石臼东面约6.4米的地方的南面，发现有岩石开凿的台阶，台阶蹬步宽约30厘米，高20一30不等，台阶横宽约1.2米(图84)。古人是由此台阶进入蓟丘楼的，台阶与下山道连接(图85)。以石臼和台阶为坐标，推测东、西角檐支柱宽约12.8米，建筑面阔约10米，进深约10米。 从主峰四周散落的瓦片看，考古爱好者李鹏先生认为还有金元时期的(图86)。 到了金元时期，主峰顶上是寺庙。 金代·刘迎《寄题蓟丘僧房》: 道人休去白云边，老矣分明懒瓒然。 参学谁能知许事，退休聊得息诸缘。 忘形马迹车尘外，适意山光水影前。 想得松根憩寂莫，坏残云衲半垂肩。 在民国八年(1919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的《北京西山地质图》中，金顶山(金鼎山)主峰顶有“卍”字的佛寺标志，说明在民国时主峰上还有寺庙(图87)。 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队战领这里拆掉了寺庙，建了炮楼，现在只剩地基。 金顶山上还有石块磊彻的墙体残迹(图88)，宽约65厘米，它在山脊上蜿蜒(图89)。可能是清代礼王坟的兆域外围墙，金顶山北麓有礼王坟(图90)，那里前几年还有虎皮石围墙遗存(图91)，附近还有石彻排水口等地面遗存。现在被在建的石景山水厂占用了(图92)。 主峰南过去建有水塔，七十年代水塔北侧山包被炸掉一半，山体被破坏(图93)。 现在金顶山上面地表局部还有很厚的原始土层，有的坡地还种上了庄稼。 学者李庚先生曾在金顶山主峰发现状若“石斧”的石片(图94)，但不确定是不是古人制作的工具。联想到金顶山距此不远的门头沟区卧龙岗、丰台区鹰山发现都古人类遗址并出土有石斧。这一带曾是古人类居住区可能性在增大。 关于“蓟”的演变的探索: 《说文》：“契阝，周封黄帝之后于契阝也。从邑（阝）契声，读若蓟。上谷有契阝县。契阝，《唐韻》读计，《集韻》通作蓟。段玉裁说：契阝、蓟古今字，蓟行而契阝废”。是许慎所说黄帝后裔契阝国，即孔子所说的蓟国。此国，东汉置以契阝县（《后汉书·郡国志》作蓟），文谓属上谷郡。东汉上谷郡，于建武十五年并有广阳郡，而古蓟城正在上谷郡辖区[27]。 从琉璃河“燕城”考古发现青铜器铭文及燕昭王剑身铭有“郾王职作武业鐯剑”字样来看，在西周至战国，“燕”本是“匽、郾”，而“蓟”本当是“契阝”。那么，为何秦汉之后成了“燕、蓟”，这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秦文字为主体统一文字，焚书坑儒消灭六国史有关。 “契阝”，是由“契”和“邑”构成，有学者认为，契阝，即契的邑。即是属于契管辖的一个城邑。契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任为司徒，主持教化人民，封于商，契为商族或殷商之始祖。 5.蓟城周边的墓葬分布和“蓟县故城”废毁时间。 (1)蓟城周边的汉代王陵分布。 汉代蓟城是燕国的都城，后来是广阳国都城。在蓟城周边有燕王陵与广阳王陵。以王礼安葬的有，燕王:刘建、刘泽、刘嘉、刘旦；广阳王:刘建、刘舜、刘璜。共有七座王陵，还有与王陵相伴的王后陵等及陪葬墓。 燕灵王刘建的陵墓位置: 根据《水经注》记载，笔者判断位置在今陶然亭公园西。金代迁葬顺义。 燕敬王刘泽的陵墓位置: 根据《水经注》有“高梁之水东经燕王陵北”的记载，笔者判断位置在今莲花池北面的莲花桥东侧，过去有“土丘”(图95)，疑是其陵。 此陵在宋辽之际讹称燕丹陵，认为是战国末年燕太子丹的陵墓。太子丹逃亡辽东被杀，当就地埋葬在辽东。 燕康王刘嘉的陵墓位置: 根据《水经注》记载，笔者判断位置在今陶然亭公园西。金代迁葬顺义。 燕剌王刘旦的陵墓位置: 刘旦的陵墓史称“戾陵”。根据《水经注》记载在梁山上，判断梁山即今红光山。 广阳顷王刘建的陵墓位置: 即是大葆台汉墓。在大葆台汉墓中，只留下一个纪年遗物，即残漆器底有针刻“廿四年五月丙辰丞”。在汉代燕王、广阳王中，只有4人在位24年，排除其中的刘嘉、刘定国、刘旦，锁定广阳顷王刘建墓在此。大葆台汉墓1974～1975年发掘。两墓东西并列，东侧1号墓墓主是卒于元帝初元四年（前45）的广阳顷王刘建，西侧2号墓墓主为其妻。两墓早年被盗。2号墓形制与1号墓相似，但破坏严重，只出土少量文物。 广阳穆王刘舜的陵墓位置: “2017年10月14日，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武家璧、黄可佳老师带领7名研究生对京西老山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在老山山顶附近发现两处汉代建筑基址及两处大型封土遗迹。 新发现的几处汉代遗迹位于老山山顶，在著名的老山汉墓的西北方向。在老山山顶的观景台及其西侧发现有两处近似于覆斗形的大型封土堆积，东侧稍大，边长约45米左右，其西侧几十米外的另一处封土稍小，边长约35米。 据初步观察，新发现的几处汉代遗迹可能是汉代诸侯王级别的墓葬及其附属的陵寝建筑，从其位置看，位于老山山顶，地位显要，我们推测有可能是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及其夫人的陵园所在。陵园所在的老山，可能就是《水经注》所载的梁山。老山汉墓位于山顶建筑的东南侧，应属于辈分和年代更晚的燕王陵寝”。[28] 笔者推测，老山山顶发现的两处覆斗型封土，可能是广阳王刘舜及其王后的陵墓所在。 广阳思王刘璜的陵墓位置: 公元2000年考古发现“老山汉墓”，专家依据出土文物判断是王后陵。 据专家介绍，在老山汉墓考古发掘现场发现的耳杯中，一对耳杯上还留有字迹，其中有两个字是用朱笔写的“东宫”，还有两件漆器的残片上写有“Ⅹ阳宫”字样。 笔者推测“Ⅹ阳宫”当是广阳宫。汉代燕国因燕王刘旦谋反而国除，后来封刘旦之子刘建为广阳王，始有广阳国，王宫名为“广阳宫”。 笔者推测这次发现的“老山汉墓”是广阳思王刘璜的王后陵。而刘璜的陵墓在它的旁边。 各王陵旁边都有陵邑，陵邑往往建在蓟城向外辐射的交通干道上，整体对蓟城形成巩卫。(图96) 蓟城通往潞城的干道上有广阳穆王陵的陵邑、燕敬王陵的陵邑、燕康王陵与燕灵王陵的陵邑。 蓟城通往阴乡有广阳顷王陵的陵邑。 蓟城通往居庸关有戾陵的陵邑。位置在今模式口村，扼守古代的磨石口。 (2)蓟城周边战汉魏晋中小型墓葬分布 1986年首钢在红光山东麓施工时出土了明代新宁伯谭祐墓志铭，其墓志云:“石经之麓，唯旧有阡。若马之鬣，新封岿然。我最其德”，说在石经山(红光山)东麓谭祐墓附近有马鬣坟。 这种坟头形状的墓在战国到魏晋都有流行。1945年的航拍图显示在谭祐墓北边有两座大坟包，不知是不是墓志所称的马鬣封(图97)。这里可能是汉晋及之前的墓葬区。 1997年3月北京市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在八角村西北部堆积有河卵石的下面清理了一座砖室墓，该墓为前后双室结构。八角村这一带可能是汉晋时期墓葬区。 老山东北坡曾发现秦君汉阙墓表，老山南坡发现“老山汉墓”，又在山顶发现汉墓。老山一带发现战国至汉晋墓葬众多。 (3)蓟城内疑是战国时代墓葬区 关续文《东周蓟城遗址踏勘记》云:“在土龙岗西侧发现鱼骨盆残片最多。梁先生至此插话:“田顺庄北我家的祖茔也出土过这种残片”。据《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62页):“作为东周时期燕国地域瓮棺葬具的主要器类-搀合多量石英、云母的夹砂红陶釜及陶质与此桐同的“鱼骨盆”类陶器残片，解放前在北京地区即有若干发现。仅据安志敏先生在1950年时所介绍的遗存地点，就有:西郊古庙村、石景山、黑山、双女坟、双义庙、铁家坟、刚公坟、辽金故城址、八里庄、良乡琉璃河等。虽不能断言凡出“鱼骨盆”类陶片的遗址，都必有瓮棺墓存在，但它毕竟为考察瓮棺墓的分布，提供了值得注意的参考线索”。 古城一带在战国时代可能是蓟城内的瓮棺墓葬区。 (4)蓟县故城内，发现时间最早的墓葬是唐代晚期墓葬，比如，1995年在古城村出土唐宝历元年(825年)张氏墓。 金、元、明、清墓葬也都有发现。…… (5)推测“蓟县故城”的废毁时间。 西晋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农历二月和八月今延庆一带发生两次六级地震。刘靖之子刘弘将军这一年驻守蓟城。戾陵堰经过地震的考验而完整无损。晋司隶校尉王密为了蓟城百姓纪念刘靖造戾陵堰开车箱渠的功绩，于农历九月二十日刊《刘靖碑》立于蓟城的东门内道路的北侧、高梁河的南岸。 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农历六月，山洪暴发冲毁了戾陵堰，刘弘将军组织人力修复。同年农历十月十一日“二府文武之士”立《遏表》记录这一历史。 由于戾陵堰被洪水冲毁过，今后洪水何时再度将戾陵堰冲毁不可预知，使得处于高梁河流经的蓟城的安全没有保障，可能是这样的原因，才在别处另建新的蓟城。选址在远离高梁河的汉代燕王陵园邑的地方建设新的蓟城，因地制宜的规划为南北五里，东西七里半的大城。大约于公元300年新蓟城建设完毕，蓟县治所王府等迁入新蓟城，从此旧蓟城被称为：蓟县故城。 东晋时蓟县故城内的“故征北府小城”还成了刘琨屯兵之处。说明东晋时蓟县故城的城墙还很完整，还没毁坏。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了“蓟县故城”，可见北魏时蓟县故城还没有完全毁坏。 唐初司马贞《史记·索隐》还提到“蓟县故城。之后就没有文献再提及它。 蓟县故城内，今人发现时间最早的墓葬是唐代晚期的墓葬。 由唐初还有“蓟县故城”的记载，之后不再有记载，结合唐代晚期墓葬出现在城内，可以想见，蓟县故城是在唐代中期已经彻底毁掉了，在唐代晚期这里成了墓葬区。 那么，在唐代中期是什么毁掉蓟县故城的呢？ 蓟县故城内有高梁水穿城东流，蓟县故城南又有漯水东流。蓟县故城东墙外的八角村发现的晋代“刘琨墓”正处在二水之间。“该墓葬发掘时，墓顶距地表约3米，地表下约1.5米即见砂石，该墓被埋在砂石层下，由地层断面可以看出被水冲积的卵石和砂石的痕迹”。可见晋代“刘琨墓”上的砂石当是后来的大洪水使河流决口改道至此所导致的。 唐代是大洪水多发期，“如唐贞元二十一年(647)、开元十四年(726)、十五年(727)、建中六年(780)、贞元八年(792)，元和元年(806)等，都发生过大洪水。贞元八年的大洪水使“幽州平地水深二丈”，这样的大洪水很容易造成河道的变迁”[29]。 由上可见，是唐代中期(715年一810年)的历次大洪水导致河流改道最终将蓟县故城冲毁的(图98)。 唐代中期以及后来的大洪水将蓟县故城内的大量遗物冲到下游。1974年春，赵其昌先生在白云观附近见到磨去棱角的陶片，当来自这里。 2011年北京市政府公布石景山区古城一带为“老古城地下文物埋西藏”。现在该区域内已建有“北辛安城市记忆公园”(图99)。笔者推测这个公园的地方就是汉晋燕王宫所在地。 2016年又公布金顶山一带为“金顶山地下文物埋西藏”。 现在金顶山东侧已拆迁完毕(图100)，龟山南侧也要建设(图101)。 在此呼吁政府和相关部门尽快组织专家学者研讨论证，加快推进老古城和金顶山地下文物埋西藏的考古发掘进程。 如有可能的话，石景山区金顶山、龟山、老古城一带以及西城区的万寿公园将来可以建设成遗址公园，并把旅游和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9]吴文涛等著:《金中都》，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出版，2018年11月，第103页。 [10]赵其昌:《京华集》，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2014年10月，第177页。 [11]鲁晓帆:《唐仵钦墓志考释》，《首都博物馆论丛·25》。 [12]岳升阳、苗水:《北京城南的唐代古河道》，《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3]王春:《隋代临朔宫与永济渠的北段位置浅见》，帝靑王春博客， [14]常征:《古燕国史探微》，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出版，1992年10月，225页。 [15]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5年。 [16]王春:《关于《刘靖碑》的碑文内容》，帝靑王春博客，2019-01-22 。 [17]关续文:《古金口遗址商榷》，《石景山文史资料》第三辑，1990年12月。 [18] 刘德泉、李元强、冉连起:《永定河出山口的古代水利工程》，先刊载在《石景山文史资料-第六辑》1993年12月，后刊载在《北京水利》，2000年04期。 [19]王春:《戾陵堰附近古河床海拔高度变迁研究》，帝靑王春博客，2020-09-25 。 [20]岳升阳、孙洪伟、徐海鹏《国家大剧院工地的金口河遗迹考察》，知网，2002年3月19日。 [21]王春:《高梁之水的源头》，帝靑王春博客，2019-12-31 。 [22]常征:《北京史地丛考》，《北京史研究(一)》，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1986年8月，第8页。 [23]王春《北京昌平区在历史上最早设置昌平县的时间在曹魏时期》，帝靑王春博客，2020-10-13 。 [24]常征:《北京史地丛考》，《北京史研究(一)》，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1986年8月。 [25]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村魏晋墓》，《石景山文物》，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2003年。 [26]倪润安:《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的年代及墓主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3期，总第161期。 [27]常征:《召公封燕及燕都考》，载《北京史论文集》，北京史研究会编印，1980年。 [28]何慧芳:《北京老山山顶发现疑似汉诸侯王级别墓葬及陵寝建筑》，来源：北京联合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弘博网，2017-1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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