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的出现是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标志，至今已有五百万年的历史；文字是人类告别蒙昧状态的标志，至今也有五千年的历史。 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学习语文是继承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语言文字与思维紧密相关，学习语文是开发智力的根本；语言文字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每一条语词都是人认识社会和自然的成果，学习语文便打下世界观的基础。 研究语言文字是研究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基本途径：语词记录经济政治，方言记录民族关系、移民史，语法反映思维发展过程，地名则与自然环境相关，无数典籍要靠古今语言文字的考释才能通读。 现代化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技术（信息储存、传声技术、机器翻译、人机对话），今后世界上的语言文字究竟走向何方，还是个未知数：是出现世界共同语还是照样保留诸多各异的民族语？或者走第三条道路，放大的“通语”和“方言”——世界通用语和各民族的语言并行？标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是继续并存、矛盾、竞争，还是和平共处，“和而不同”？这都有待于你们这一代未来的学者来研究。 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文字，你们已经了解多少？上世纪初，曾有西方学者说，汉语是最落后的“孤立语”，英语是最先进的“屈折语”，也有人说，汉字是最落后的象形文字，只有拼音文字才是先进的。前一个“冤案”已经有人给“平反”了，西方研究汉学的第一人高本汉说，古英语也有复杂的形态变化，现代英语已经放弃了很多，在这一点上，汉语比英语更先进。（高本汉，1931,27页）那么，第二个“冤案”呢？这就是下面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的问题。 不要小看寻常事物，其中常有大道理、大文章。 世界上的文字最早都是象形的，然后是表意的，最后才走上标音的道路。现存的世界上的文字大多是用字母拼出语音的，只有汉字是表形、表意和表音三者综合的文字，不用字母，而用笔画组成的“方块字”。我们的“字”以表意为主，“字”都有“意”，至少有“形旁”，例如三点水，与水流有关，木字旁与树木有关。汉字的造字法，汉代以来就有“六书”的说法。六书之中有“象形”，用描绘物体的形状来表示意义，不过后来字形变迁了，就不太象形了，例如日、月、山、水、人、口；有些是“指事”，例如“刃”在“刀”上加个点，指明是刀刃，“本、末”在“木”的上下加一横，表示树根和树梢；还有些叫“会意”，用两个符号合起来表示一个意义，例如“休”是人在树下歇息，二木为“林”，二人相“从”。这几种都是表意的，大体可以“望文生义”。表音的有“假借”，就是借用已有的字音来表示另一个意思，通常是借具体义的音来表示抽象义，例如，“莫”原指傍晚（指事字：太阳落到草丛里），后来借用为否定词，因为太常用，原字就写成“暮”，还有“而、自”原是象形字，表示胡须和鼻子，后来借用为连词和代词。此外就是“形声”字，由表义的形旁和表音的声旁组成，这种造词法出现之后发展很快，因为既表音又表意，就“左右逢源”了。到了汉代就有80%以上的字是表意兼表音的形声字，例如“小、少、抄、杪、炒、吵、钞”都是同声旁的。但是汉代之后，字形、字义稳定，字音则多变，到后来表音又不准了，例如母、每、梅、海、敏、繁，声旁相同、读音迥异。形声字中有的声旁也是表意的，如“驷”是四匹马，“牭”是四岁牛，“四”都是声旁。“浅、贱”从“戔”得声，都有少义。总的来说，汉字是表意多于表音。所以周有光先生把汉字称为“意音文字”。从文字的演进说，西方文字是从表意到表音，走新旧更替的路；中国的汉字走的是表意和表音新旧合璧、调整共存的路。从文字的结构说，西方的拼音文字是分析的，字母组成音节，多音节组成词，然后与意义挂钩；汉字是综合的，形音义一体化，直接表示语言的意义。汉字的结构综合和新旧共存这两个特性，应该与中华文化的特征有关。我们反对分裂，喜欢统一，不就是“综合”吗？新旧更替讲究“共存”，这就是“中庸之道”吧。 最早的文字——西亚两河流域的表形表意的“钉头字”出现于五千多年前，但是在1500年前就消失了。后来许多文字都被替换成拼音文字。最早的甲骨文至今已有4500年的历史，几经变迁，秦汉之际定型的“隶书”后来就稳定下来了，流传2000年没有大的变化，现代人辨认其形音义并不难。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落后”的汉字，寿命最长。 爬山时从不同地方登顶，可有多种途径，不同路子各有特色，未必都能分出优和劣，也不宜分为先进与落后。汉字所以能存活数千年，必有自己的道理。 汉字自身的形体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作为标记语言的符号，是表意为主的。这种结构和功能与上古汉语的占优势的单音词最为协调。汉字被用作记录汉语的符号绝非偶然，一个字就是一个方块整体，读出来是一个音节，表示的是一个意义，于是，汉字就不仅是文字的符号，也是语言的单位——一个单音词，后来不能单用了，也还是一个有意义的“语素”。这就是说，汉字是一身二任的，既是音节的标志，也是表意的语素。在拼音文字，认识了字母、知道字母怎么拼成音节，还是没有和词的意义挂钩；而认识一个汉字就知道它的意义，大多就掌握了一个单音词。而且早期的单音词，在汉语里往往都是重要的核心词。例如：一二三、天地人、你我他、大中小、马牛羊，上下、来去、吃喝、好坏、高低。春夏秋冬、男女老少、亲朋友好、酸甜苦辣。从上古到现代，单音词始终是词汇系统的核心，最具生命力：基本义不变、使用频率高、构词能力强。 可见，拼音文字只是语言的外衣，形音义组成的汉字则成了语言的细胞，是可以听说读写的语言最小单位，是和意义相联系的，而意义就正是语言的生命。 进入语言、成为语素，汉字就和汉语在不断的矛盾和适应中互动，参与了汉语的变化和发展。在单音词占优势的时代，为了适应词汇的扩充，汉字增加了同音字（里、理、鲤、裡，然、燃）多音字（少、着，知，行）、多义字（好、大、数、暴）；汉以后双音化的过程中，用两字合成新词（大人、大爱、国家、国庆，陈述、陈旧）；宋元以后，实词虚化，字音也跟着变（着、了、得、的）。这都是汉字适应汉语发展而不断改善自己功能的措施。 其实，近代以来，汉语也曾经有过拼音的文字，如19世纪传教士为通语和各地方言创制的罗马字拼音，清末“切音字运动”就提出过数十种拼音方案，民国初年制定的“注音符号”（ㄅㄆㄇㄈ···），50年代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时，也提议过数十种拼音方案，因为都只是拼音的符号，没有和语言、语义挂钩，就像一件外衣，说脱就脱，都成了过眼云烟，退出历史舞台了，最后留下的“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的拼音方案，但也只能用来为汉语注音，学过拼音、掌握汉字之后，如果不常用，就很容易回生，阅读拼音，由音知意，阅读汉字，见形知意，其中的不同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为什么如今的年轻人个个都会用拼音输入无误，却不会阅读拼音读物？可见拼音敌不过汉字的表意。 表音的字母只是语言的“外在之物”，表意的汉字成了语言的成分，因而获得了语言的活力。说表意文字落后于表音文字是只知其表，不知其里。 汉字的字形两千年基本不变，表意也相当稳定，表音不力，倒是造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它所标记的语义使得古今南北的人都得到共同的理解。例如《论语》名句：“温故而知新，三思而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三人行必有我师，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欲速则不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代人只要识字，不懂古音都能理解其意义；南北方言各读其音，理解并无差别，所以能够流传千年、广佈万众。唐诗名句和大量的成语、谚语在现代口语中的广泛流传，就更是不可胜数了。这就说明了，表意汉字既是语言的符号，又是超越时空的灵物，并非只与某时某地的语言栓在一起。据说，应该的年轻人已经看不懂莎士比亚的剧本了，四百多年的拼音英语读物比不上三千年的汉字读物。汉字记录的文言典籍可谓汗牛充栋，世界少有。《四库全书》（经史子集）8万卷，《全唐诗》5万首，汇集了中华民族历代精英的多少思维成果和艺术创造！如果没有表意汉字这种“贯串古今、沟通南北”的神力，中华民族哪能传承如此丰富的文化瑰宝！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移民的播迁，汉语分化出许多方言，赵元任先生说过，汉语东南各方言之间的差异，比欧洲的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的差别还要大。因为有共同的书面语形成的“标准音”——以《广韵》为代表的隋唐古音，作为官定的“正音”，在文化教育界推行千年，不但影响了历代的通语，也影响各地方言。通语和方言之间，“音值”有很大差别，“音类”上却有不少共同性，不同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对应。例如“阴阳上去”的四声，各地调值差异很大，字类却大体一致，只要有密切的交往，学起来并不难。不同的方言口语有的是不能通话的，但是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不论是文言或白话，不同方言区的人交流困难并不大。这就是众多的方言并没有分裂为不同语言的原因。不论是哪个方言，谁都没有怀疑自己说的不是汉语。统一的汉语和文言不但传承着统一的思想文化，还维护着统一的国家，中国虽然也有几次战乱和分裂，还是“分久必合”，以统一为常态。对此，瑞典的汉学家高本汉说：“中国的文言···可以通行于各个地域···中国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高，1931，27页） 有些事情乍一看好像很平常，仔细追究却有很深刻的意义，文字、典籍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就是一例。 汉字和汉语并非一开始就很协调。“扒拉、嘟噜、哗啦啦、叽里咕噜”这类说法应该很早就有了（《诗经》的“联绵词”所占比例大约有四分之一，可以为证），汉字初起，刻写不易，舍音表意，所造都是单音词（上文所举的《论语》名句都是单音词），然而音节数有限，表意的需求无穷，用一字多音、同音假借、异读别义、多义延伸的种种办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单音词的缺乏，但是又造成汉字认记的困难，于是，有了双音合成的新的造词法。春秋战国之后，国家、人民、富贵、海内、知己、明月、天涯、比邻这类“合成词”一发而不可收，开辟了创造新词的广阔天地。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主要区别就是从单音词占优势到双音词为多数。再后来，到了宋元之后，汉字适应汉语的发展又有新招，双音连读用变调、轻声表示合成的词义（东西、老子），字义由实到虚引申（了结=结了、着急=急着、目的=木的），可见为了适应汉语发展的需要，汉字的形音义都在不断变化。经过长期的磨合，才达到了现在的和谐。如今，用汉字可以翻译各国语言，不论是文艺、科技、政论、法律并无障碍。有了汉语拼音的好伙伴，输入计算机的“万码奔腾”时代也已经过去，人机对话的研究意见初见成效了。 世上事物表与里、形与神，共处于一个整体，都会有差别、有矛盾，经过磨合是可以达到统一的。 1500年前，日本有大批量的“遣隋使、遣唐使”来华学习汉语汉字和中国文化，完全按照中国学生的做法，从认汉字开始，读十三经、写文言文。后来为了用它拼写日语，在学习中文150年之后，公元750年，他们用汉字的部件创造了“假名”，用来为汉字注“音读”，同时用汉字为日语词“训读”，汉字和假名，音读和训读，构成了日语的文字表达系统，于是大量汉语词语进入了日语（有人估计可能占总词汇量的三分之一），明治维新前后，他们又用汉字和文言词从先进的西方文化意译了大量新词，因为词义容易理解，很快就“出口转内销”，加入现代汉语常用词的队伍（如政治、经济、和平、民主、背景、场合、固体、力学、方程式、生理学），不仅如此，为了控制汉字的总量，1981年日本内阁公布了当用汉字1945个，经过两次补充人名用字285个，现在日本总共用了2230个汉字。可见，汉字已经在日本安家落户、生根开花，日本学者在学习、运用汉字上创造了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好经验，汉字确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除日本之外，朝韩和越南也曾经长期使用过汉字。韩国从公元372年起使用汉字千余年，1446年也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谚文”用来拼写韩语和汉字夹用。1948年 朝鲜废弃汉字，南韩继续使用，如今是小学学谚文，中学还要学1600个汉字。汉字传入越南已经2000年了，13世纪创制了越南语注音的“字喃”，与汉字并行并用。直到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才推行了拉丁化新文字。 汉字在东亚长期使用，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为中华文化在远东的交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经济实力雄厚，必能加强文化软实力，语言文字作为文化软实力，对于自身发展和国际交流都有重大意义。 以上说的多是汉字的优点和贡献，任何事物都是优劣并存的，汉字也有不少缺点。 1、字形繁难，笔画多（种类多、笔数多的有三十多笔）、结构乱（单体、合体，上下、左右、包围等）。 2、形声不准（表意的“部首”《康熙字典》200多个，《现汉》189个，都很宽泛；声旁能准确表音的字只有7.1%。 3、字数太多，古字、俗字、繁简字、异体字、方言字、译音字，总数已近10万，而常用的只有3千。 4、词与语之间无界，虚与实不分，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也全然无别，任意穿插，造成阅读和写作的严重困难。 由于这些难以克服的缺陷，旧时代文盲充斥，教育难以普及，晚清遭受西方列强欺侮之后，接触过西方拼音文字的文化人，在探寻救国之道时，把改革汉字列入维新运动，19世纪末探索“切音字”，20世纪后又汇入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研究拉丁化（罗马字拼音）以取代汉字。激进者甚至喊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前后一个世纪，几代学者前赴后继，潜心研究，编书、办报、设班在劳苦大众中进行新文字教学试验，他们的爱国爱民的精神实在是可歌可敬的。新中国建立后，在建设白话文、制定现代语言文字规范上作出了显著成绩：推广了普通话，简化了一批汉字，制定了优质的“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定音、定形、定量，出版各类字典、词典，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也大体上跟上了现代化的步伐。新时代的语文生活得到健康发展，与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然而鉴于汉字已经进入汉语、二者相互适应已久，有汉语拼音作为辅助工具，在教学和科技应用上也基本可行。若改为拼音文字，一系列问题难以解决。在1986年全国语文工作会议上，国家语委宣布，停止“汉字拼音化”的提法，确定了为汉字定音、定形、定量和定序，加强拼音应用并继续开展语文现代化研究的任务。 经过百年的冲击和动荡，汉字又站稳了脚跟。然而，从 那时到现在，又快过去30年了，对于百年来的文字改革的风云，我们还没有做出深刻的科学总结。目前从学者、某些公众人物到普通百姓，在汉字改革的问题上还有些不同认识。有的主张汉字还是要拼音化，有的则主张不但不能拼音化，也不要简化字，应该恢复繁体字。究竟汉字拼音化还必要继续研究吗？就是不搞拼音化，汉字还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已经推行了半个世纪的汉语拼音和简化字要不要再做一番检验和考察，能不能修改和变动？有分歧就应该讨论，有问题就应该研究。周有光先生在上个世纪末曾经预料：“在21世纪的后期，讲究效率的华人将把一般出版物用字限制在3500常用字范围之内，实行字有定量，辅以拼音。”（周，2010,170页）这段简短的话，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汉字的使用应该分别不同的场合，对于一般的出版物应该限定用字量，他还主张“放弃人名译音，直接采用英文人名，夹进华文。”社会生活在变，人的思维在变，语言文字的使用方法也应该跟着变，语言文字历来都是不断变化的。在总结文字改革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思考，为了适应新时代的社会生活，今后还应该做哪些改革？ 语言文字是特殊的社会现象，与思想文化相关，也有自身的运作规律，它是全民使用的工具，也应有政府的调控、学者的研究。理论和应用的研究都应该谨慎从事。 周有光先生还说：“汉字既是古代文明的'宝贝’，又是现代文明的'包袱’······历史永远是在矛盾中前进的。'有古无今、’'厚古薄今’是不成的。'有今无古’、'厚今薄古’也是不成的。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厚今而不薄古’。这就是认清汉字的两面性，使'技术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各得其所，在'两难’之间取'中庸之道’而前进”。（同上书，167页）这是世纪老人对于汉字问题的智慧总结。很值得我们、尤其是一代新人仔细琢磨。 古老的汉字是我们世代中国人的伟大创造，是中华几千年文化的载体，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应该常怀敬重之心，以这笔光辉的遗产为荣。还应该学习好、运用好，维护它的规范、发展它的艺术，使它在新的时代还能得到健康发展。 有兴趣、有研究能力的人还应该关心汉字的前途，为什么汉字不能拼音化？这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我们能从汉字的类型特征上论证，它的适应汉语是由于汉字的表意性使得文字系统和语言系统实行了重合，这是文字发展中的另一种性质和途径，可能还能为普通文字学贡献一种新的理论。从应用方面说，考察汉字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情况，研究它的发展动向，就可以为国家、为社会献计献策。 就当前的语文生活说，还存在问题：例如，媒体和网络上乱造字、写错别字、滥用方言字有点“成风”了；有人反对使用“字母词”、认为它有损汉字的健康，有人却大量夹用英语缩略语和未加翻译的外语词，认为这才能“国际接轨”；更普遍的是过度依赖电脑，不练习写字，提笔忘字；可是也存在着另一种倾向，一说要学好汉字，就搜寻大量的生僻字让学生去死记硬背。凡此种种，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语言文字是智慧的钥匙、知识的源泉、艺术的宝库，也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本钱，所以要学好。 语言文字也是国家民族的符号，文化的载体，关心它过去的历史、现在的应用和未来的发展，是每一个华夏子孙应有的责任。 周有光 新语文的建设 语文出版社 1992 周有光 朝闻道集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 唐 兰 中国文字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商务印书馆 1988 苏培成 现代汉字学纲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高本汉 中国语与中国文（张世禄译）商务印书馆 1931 李如龙 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关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考察（光明日报2014.11.10.） 李如龙 汉字的类型特征和历史命运（2015年语文现代化学会11届年会论文） 李如龙 汉字的发展脉络和现实走向（《新华文摘》2016年第3期） 李如龙 汉字的特征于对外汉语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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