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文化｜齐、梁对中华文化发展的贡献

南北朝时期在江南建立南齐、南梁两个朝代的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都是南兰陵郡武进县东城里（即今之常州新北区孟河镇万绥）人，尽管这两个王朝统治时间都很短（其中南齐传7帝，历24年；南梁传8帝，56年），但却造就了繁盛的文化，在经学、宗教、文学、史学、哲学、数学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凡的贡献，超过了整个北朝149年的文化积淀总和，成为当时华夏的主流文化，究其原因，在于统治齐、梁两代的南兰陵萧氏集团能施行朴素学术民主的文化兼容策略，从而造成了当时宽松的学术环境。

在齐、梁时期，发生过几次有名的意识形态大论战，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关于有神论还是无神论的大辩论。主角是著名哲学家范缜。范缜字子真，他平生“博通经术，尤精《三礼》”（见《梁书.范缜传》），曾做过主簿、尚书殿中郎，齐武帝萧赜永明年间，加入竟陵王萧子良的幕府。萧子良是齐武帝次子，在朝廷任司徒、侍中、车骑将军等高官，可以说权势熏天。萧子良与其兄、文惠太子萧长懋都崇信佛教，“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应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见《南齐书.萧子良传》）。在萧氏集团的提倡下，南齐朝佛教盛行，江南最多时建有佛寺2015所，僧尼达3.25万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范缜是个无神论者，他见萧子良痴迷佛教，常常唱反调，萧子良称有佛，他大呼无佛。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范缜精心撰写了《神灭论》这一千古哲学名篇，提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浮屠（指佛教）害政，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斥责一些佛教信徒“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见《梁书.范缜传》）。萧子良、萧长懋反对范缜的这些言论，他们的对策是召开大型学术论辩会议，聚集许多僧人和僚属与范缜进行论辩，结果并未能说服范缜。萧子良又指使著名儒生王琰、王融与范缜当面展开论战，王琰讥笑范缜无神论“不知先祖神灵所在”是不孝，范缜驳斥他既知祖先神灵所在，却不能杀身跟随，也是很不孝。萧子良理屈词穷，只好让王融去收买范缜，许以升为中书郎之职，让他改变观点。范缜坚决拒绝，说我若“卖论取官”，早已入阁为相了，一个中书郎算什么？萧子良屡次碰钉子，但仍容忍了这个意识形态的“另类”，还调范缜任宜都太守。

在齐、梁两代，由萧氏集团的最高统治者参加学术活动，都坚持以争呜、研讨为主，允许不同意见、观点发表，不搞一言堂，也不把皇帝及权势人物的观点作为最后结论，学术兼容的风气很盛。南齐永明五年（487），萧长懋亲临国子监（国立大学），与萧子良、大臣王俭、谢几卿等10位生员探讨《曲礼》中有关“无不敬”一义的学术问题，萧长懋先表示对《曲礼》中规定的上、下尽礼都称为“相敬”而不解，认为上级对下属不能称为“敬”，王俭搬出东汉大经学家郑玄的言论进行反驳，两人一来一往，反复辩论，未有结果，萧长懋又去与金紫光禄大夫张绪、临川王萧映等争辩可以提“敬下”的问题，后来谢几卿等人也撰写了学术论文，大家都阐明了自己观点。后来，萧长懋又与王俭、临川王萧映等人展开了《周易》中“帝出乎震”的学术研讨，《南齐书》称萧长懋开展的各种学术活动，长年累月乐此不疲，为“前代未有也”。“活佛”萧衍，博学多才，他一生都重视学术（主要是佛学），著有《孔子正言》等200多卷学术著作。他当皇帝时，文士刘峻因未获重用，写了《辨命论》发牢骚，一开头就与萧衍的穷富皆由命定论唱对台戏，萧衍对他的傲上态度也容忍了。另一文士刘士光反对萧衍的有神论，反对厚葬，他的离经叛道言论不但被保存下来，而且死后还被萧衍谥为“贞节处士”，说明萧衍颇有学术雅量。梁简文帝萧纲则在自己周围组成了一个文学集团，他“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

在萧氏统治集团的身体力行下，文士们相互间的学术争鸣、批评也十分活跃，可以说任何领域都没有禁区。南齐时大文士沈约与江淹、萧纲、谢眺等人创立了诗歌“永明体”，吴郡人陆厥便专门写了《与沈约书》，反对他的诗歌“宫商之学”观点，作为尚书令（宰相）的沈约，则著文辩驳，这种争鸣，促进了“永明体”诗歌的发展。南梁时，曾任临川王、衡阳王记室的钟嵘撰写了诗歌评论《诗品》，将自汉代以来的122名诗人都按作品价值分为上、中、下三品，他不仅将曹操诗列于下品，曹丕、陶渊明等列于中品，而且不怕得罪当代名家，尖锐批评已是左光禄大夫、建昌县侯的沈约，把他的诗划为中品，又将南齐仆射江佑、梁朝的中书郎范缜列于下品。

由于南兰陵萧氏集团坚持文化兼容策略，在学术上倡导了朴素的民主意识，这就极大地促进了齐梁时期学术、文化的大发展、大繁盛。一是文学上取得了突出成就。除“永明体”诗歌以外，文艺理论著作也影响很大，其中就有南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昭明文选》、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徐陵的妇女题材诗歌集《玉坛新咏》等，《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著，至今仍闪烁着理论的光辉。二是促进了佛教和佛学的大传播、大发扬，由于齐、梁统治者都崇佛，佛学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佛经的翻译工作规模也空前绝后。梁武帝萧衍还继曹植之后造“梵呗”（佛教音乐），制《善哉》、《大乐》等十部，名为正乐，在大型法会上命法乐童子伎演奏、歌唱，这对后世中国民乐的发展影响很大。三是哲学的发展，范缜的《神灭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否定鬼神、提倡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伟大哲学著作。四是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祖冲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在数学研究中精确地推算的圆周率达到小数点后7位，在当时的世界上领先。他还注《九章算经》，创《大明历》，撰《缀术》，为齐高帝造指南车，在科学上堪称全才。

南兰陵萧氏集团建立的王朝，虽然偏安江南，但由于其实行文化兼容，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无法估量的伟大贡献，今天仍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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