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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遇到我们小孩吃饭撒在桌子上的饭粒，会不自觉地用手黏（家乡土话，捡的意思）起来放到嘴里吃掉，讲我们嘴没长下巴，吃饭都能掉，也不怕雷打头，顺带又说出他常念叨的“一粒米九斤四两力”的话来。那年月农村流行的一句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他这行为一直持续到我们成家之后在我们众人一再要求下才改掉，但他孙子辈吃剩的东西他有时还是背着我们吃到肚子里。在现在，这自然是很不讲卫生的行为，但那时粮食匮乏，每年除去交公粮外，生产队按人头分到的粮食不够吃。起先主粮是很稀的玉米糊加红薯，改善生活的标志是能吃上一口稀饭；后来情况好转，多是粥，很多时候粥稀的能照见人。父亲常教导我们，吃饭只吃七分饱，穿衣要留三分寒。其实，父亲是很爱整洁的。干砖匠这行，天天和砖瓦灰土打交道，干净的时候少；但父亲基本上每天都换上干净的衣服出门，三餐之前会将衣服上的灰尘拍打干净，脸手清洗一番再吃饭；大冬天的仍坚持隔三差五地洗浴。那时节农村没有澡堂之类的去处，寒冬日洗澡要有勇气的。遇到走亲戚喝喜酒之类出门应酬时候，会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头发收拾的整整齐齐。为此还常被门口人（邻居的意思）说笑“苍蝇钉上去都要滑蹿掉子（方言，栽跤的意思）”。我参加工作后给他买了一双皮鞋，父亲常穿着出门干活，为此没少受母亲埋怨。父亲抽了一辈子烟。以前抽的都是旱烟，又称黄烟（手工刨制的那种，抽的时候需要一种叫烟袋的工具）。父亲每次多从卖烟的人那里买一纸包（论秤称，大约一斤），差不多能抽一个月左右，遇到山里的姑姑来推销她自家做的烟就买2纸包（黄烟不能久放），也算是支持姑姑生意一把。直到后来纸烟（地方方言，即现在的不带过滤嘴的香烟）普及了才改抽纸烟。现在想来他抽烟的习惯大约与其干苦力需要提神及与他砖匠的手艺有关。上门工每天主人提供烟草，纸烟普及后主人家给上门干活的人每天提供一盒。“除了栗柴无好火，除了郎舅无好亲”，父亲对我姑姑好，姑姑抽烟，每次姑姑来我家，父亲除上街买菜招待外，自然也提前备好烟的。记忆中父亲多抽一、两毛钱一包的纸烟，见姑姑来就买贵一点的香烟。
家庭幸福的日子是父母亲创造出来的。儿时的记忆中，母亲每年腌制一点咸鸭蛋，待无菜肴时煮上一个，切成六瓣，母亲往父亲碗里夹，父亲往我等子女碗里搛，也不忘给母亲碗里夹一块。说来心酸，最后母亲都会夹到我或我父亲碗里。寒冬腊月前，父亲与母亲一道，早早的撩草疙瘩（方言，将松散的植物枝干捆扎成一小捆一小捆的，方便在灶台里燃烧）、劈柴，堆成垛，待过春节用。天寒地冻时，一家老幼围坐四方桌旁，烟熏火燎的吃着炉子锅中滚烫的咸菜，虽无鱼肉，也是佳肴。暖了身子，暖了家。那年月，商品是不允许自由买卖的，偶尔变卖一些农副产品属投机倒把行为。生活所迫，还需思变。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家里每分得一些麦子，父亲就拿出一部分磨成面粉，制成面条，一部分留作家庭生活，一部分私下出售。记忆中，父亲多半是带上我，挑上面条到白荡闸街上巷子里，让我蹲守在稻箩（竹子制成的器物）旁。父亲则捡一二斤放在腰箩（一种竹子做的筐子）中沿街叫卖。这是一种预防被市场监管人员没收的方法，万一遇到也不至于落到全部被没收的下场。卖完之后再回到巷子里来取，如此往复直到售完。如顺利售完，父亲多半会买一根油条奖赏我，但他自己不吃，也不舍得多买一根。其实那时候我嘴馋，内心想他多买几根的。他可能也预料到我的念头，就说出“能买不值，不买吃食”“喉咙深似海”的一番大道理来。包产到户后，家中生活虽有好转，但供养子女上学仍有相当大的困难。那年我考取了学校，弟弟中考未取。9月初，父亲早起送我兄弟俩自白荡闸乘渡船至贵池大轮码头（贵池港）。中午在旁边小菜馆叫了两个菜外加三碗米饭，我兄弟二人吃的很香，父亲基本上没怎么吃，偶尔还给弟弟碗里添一点点，问缘由，父亲说他肚子不饿。我们兄弟二人上船后，父亲很长久地站在岸边不停地挥手，只到我们乘坐的轮船离开了他的视线。待我到南京港，我上了接我的校车，弟弟与其他人一道挑着被子去常州打工，兄弟俩就此在码头作别。此时，我才悟出父亲的伤感。那年我弟弟才十六岁，我继续求学，弟弟却去卖苦力了。
以前每年冬天均要兴修水利，多以生产队为单位分摊长江大堤的加固和圩区沟渠清淤、整治任务。那年月无机械，挖土方式以锹为主，运土多以肩挑。老家靠近江边，冬修水利不需要出远门。父亲每日与乡邻早出晚归，中午自带饭菜。我年幼，未去过工地，对工地干活场景没什么印象。记忆中，父亲多身上布满泥土，很晚才回，匆匆吃完晚饭，清洗之后就很快上床呼呼大睡，不再有农闲时候和母亲唠叨家长里短的景况，有时他回来我已入眠。印象最深刻的倒是后山区来兴修长江大堤的人员在我家起居的情景。后山区的人需要自带粮草来我们老家这边，住宿是摊派到我老家这边的每家每户打地铺，吃饭以生产队为单位派专人烧，烧饭的柴火是他们来时各自挑过来的山上的茅草、松树枝，松树枝烧的时候有一股香味，这是我们圩区的人不曾经历的（老家烧饭多以稻谷秸秆为主）。一日三餐差不多是二稀一干。菜基本上是各自在家带来的咸菜、辣椒糊，也有在辣椒糊里面掺一些煮熟的黄豆，盛放的器皿以竹筒居多。看到他们吃竹筒里面的菜的时候我很眼馋，真盼望他们能让我尝一口，为此没少被母亲说教。那些年大家日子过的都很艰难。包产到户后，交公粮改为每家每户每年须尽的义务。当年家里6口人分到九分七厘水田、一亩旱地、一亩多荒地（民国时为江滩，之后长江大堤向主河槽前移开荒而来，老家叫沙子地）。水田用来种稻子，旱地主要种经济作物，荒地只能用来种五谷杂粮。年成好的时候，早稻亩产大约在700斤左右，晚稻大约在500斤左右。折合摊派的公粮每年大约要交350斤左右的稻子。每当“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节气所需）之后，就需将稻子再晾晒十成干交公粮了。父亲唯恐未干透，会不断用筢子在稻谷上翻来推去，不时放入口中几颗用牙咬一下，听到那嘎嘣的脆响才真正放心。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喊上母亲一道，各自挑上头天晚上装填好的稻子，沿着阡陌小道步行到四五里地的粮站，父亲也分几十斤稻子让我一起挑。开始的一里路倒还好，到后来就觉得身上担子越来越重，挑几百米就要歇下来，心中免不了会埋怨起父亲来。待我成人之后才感受到父亲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待到满身汗水湿透，好不容易挑到粮站，粮站大院交公粮的人已挤得水泄不通，队伍已排了老长，大家一步一挪地往前移，似乎不见尽头。在急切的盼望中，终于等到粮站工作人员验收，父亲巴望着粮站干部的脸，递上一根香烟。粮站干部戴着草帽，耳朵上夹着香烟，手里拿着一根明晃晃的一头尖一头是开槽的空心钢管，对准装稻谷的麻袋，尖头的那一端“噗”一下扎进麻袋中，另一端就会流出干爽的十几颗金黄的稻谷，用两根指头撮起几颗稻谷放进嘴里，嚼了嚼，以此检验稻谷的干燥程度。生怕粮站干部说不通过。如听不到响的则要拉回去重晒，如麻袋中还有很瘪的谷粒，则需再筛分。检验通过听到质检员说：“过磅去吧”，父亲便忘了之前的累，肩扛背驮地把一袋袋稻谷扛到秤上过磅，过完磅再挑到粮库里。如到傍晚时分，还没交掉，那就麻烦大了，要么挑回家，要么就需要在粮站旁边攀一拐弯抹角的亲戚家存放，第二天再来交。那时粮站干部在我眼里太神气了，以致有一回我做梦梦见自己成了粮站干部来。交农业税是包产到户之后另一件每家每户每年必须完成的大事，而农业税的主要来源是经济作物。家里那一亩旱地基本上都用来种棉花。种棉花其实是非常费劳力的。每年大约在四五月麦子收割之后就需平整土地，做到地平土细，上松下实；幼苗时需施肥、锄草，干旱年成需多次挑水浇灌，长到30公分高的时候需打叉整枝。棉花易受病虫害，每季差不多要打三到四次农药，待结果开花需及时采摘，来不及采摘的时候就连壳一起采回，晚上一家人坐一起摘出棉花。一般锄草多是母亲做（尤其是父亲去到人家做砖匠盖房子期间），喷洒农药多是父亲的事。记忆中父亲头戴草帽，脖子上搭一毛巾，背驮喷雾器，穿梭在棉花丛中。时值七八月份，一趟下来褂筋都滴汗水，衣服基本上没有干的地方。采摘后的棉花须及时放在拼联子（用细麻绳将裁剪成长短一致的芦苇杆链接而成）上晾晒，否则会变黄变黑卖不上价钱。晒干的棉花，一小部分留作家中添置棉被，绝大部分是挑到扫帚沟棉花站售卖。棉花的价格是根据棉花站的管理人评级来定，一级棉花一斤大约在2~3元，稍夹杂一丁点棉花碎枯叶或黄斑的就会被质检人员压级压价。棉花收成好的时候，父亲会露出灿烂的笑容来，但到卖棉花的时候就愁眉苦脸起来。一来担心质检员压价，二来会遇到蹲守在棉花站收农业税的乡、大队干部。那些年每个棉农既深恶痛绝又非常惧怕的就是收农业税的乡、大队干部，他们大手一挥，将卖棉花的钱截留下一大部分作为农业税征收，有的年份一季棉花分文未获，卖棉花的所有款项全部被他们扣走，其情景与白居易的《卖炭翁》并无二致。那些年农民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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