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穷而后文工

新华书店好书榜 2022-08-09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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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袁杰伟，男，1963年3月5日出生湖南省新化县科头乡一个退伍军人的家庭。很小的时候，那时农村没有幼儿园可上，父母就用裁缝划线用的粉砣在一尺见宽的石板上写字教我认。大概学了二三十个字，数字也从一学到了十。于是，我成了唯一一个没让父母打招呼就“考”入三个村合办的小学一年级读书。因为小学入学要求入学者对一至十这十个数有认知，村里其它孩子因为没有父母的早教，都认知不了。我看到同龄人的父母亲结队去学校跟老师说情，孩子才进了学校。

我这只笨鸟，就这样“先飞”了。

从读小学起，我就显出了写作方面的才能。记得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作文，大家都不会写，老师就在黑板上写，同学们抄。内容大概是我们贫下中农如何感谢毛主席。我却没有抄，而是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老师看后觉得很好，把我的作文贴在了教室后面的墙壁上，围着看热闹的同学很拥挤，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我怕丑，挤过去把那张纸撕下来了，老师要我再贴到墙上，我没有浆糊，就松了一把鼻涕把纸贴了上去，惹得一阵大笑。

读初中的时候，我的作文几乎每篇都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后来一天上早自习，有一个女同学兴冲冲地跑跑进教室说，她在经过五年级一个班的时候，听到全班同学都在读我的作文。那个班的老师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让学生背，这样做是为了学生在小学考初中时作文能得高分。我感到很惊讶，至今对此记忆犹新。

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大家热议学文科担风险的事，老师要大家就此写一篇作文，有的说担风险，有的说不担风险。而我写的《略论学文科担风险》的作文，说的是不管学文科还是学理科都担风险，但担风险有什么可怕的？为理想而献身的人太多了。我这篇文章的立论超越了讨论哪一科担风险、哪一科不担风险的论调。

老师在班上声情并茂地朗读读完后，大家都惊叹此文立论新奇，老师要大家猜是出自谁的手笔。大家猜了很久都没有猜到，最后老师说出我的名字，全班同学把惊羡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我。从此，我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人被班上同学记住了姓名。

只是为了考大学，必须各科成绩理衡，高中阶段我并没有发挥我的写作特长，而是全力以赴地学功课，重点是学数学。因为我对数学一窍不通，连续三次参加高考，数学分别是5分、30分、63分。最后复读的那一年，我的数学打了94分(总分120分)。这一年，我考上了娄底师专。我始终觉得我太冤了，因为我的语文成绩以前很好，前几次高考，语文100分的总分我打了86分、87分，这说明我的语文基本功是相当好的。但这一年我语文只打了74分（总分120分），发挥太不正常了。因而我总觉得我读娄底师专有点委屈。加之那时的娄底师专四周还是一片黄土高坡，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与理想中的大学相去甚远，这种委屈和自卑感就来得愈加强烈。

上娄底师专后，令我恼火的数学可以丢到一边去了，我开始着手重新拾起文学的梦。然而此时，对文学我却没有中小学阶段那种如痴如醉的感觉。打个比方说，就是没有对初恋情人那种如胶似漆的感觉了。文学就像一个久别的亲人，虽然亲切，却有几分陌生感。但我慢慢培养对文学的感觉，每天坚持写日记。这是我从初开开始坚持下来的习惯。

那时，教我们英语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哥哥刘心化，他是一个很亲切的人，他调回四川郫县后，我写了一篇《他走了，留下一缕缕情丝》，投到校报。不久，班上发校报时，我看到这篇文章赫然刊登在第二版的二条，非常醒目。署的名字就是我投稿的名字“练笔”。

我的内心狂喜，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那时我觉得变成了铅字就可以“永垂不朽”！八十年代的文学爱好者，普遍都有铅字崇拜。那是一个文学化人的年代。

我很兴奋把文章寄给我高中阶段的梦中情人，一直不回信的她终于给我回了一封信。我想，这应该是我文学创作的开始吧。如果从那时算起，我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有38年的历史了。从此之后，我一发不可收拾，不时地在校报发表通讯、小小说、诗歌等作品，学校广播里也天天播我写的稿子，我成为了为数不多的校报记者之一，在校内名噪一时。

毕业前夕，我在新化上梅中学实习时，创办了文学刊物《上梅文学》，成立了上梅文学社。上梅中学的老校长曾广济先生为刊物题词，并亲临成立大会现场。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乡中学教书。我对这样的工作，也是很不满意的，工资很低，社会地位低，环境差。

为了改变生存环境，改写人生的轨迹，我立志考研。考研最大的障碍是英语。为了考研，花大量时间学英语，这又耽误了我的创作。在农村中学工作了七年，我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像样的作品，但手中的笔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了一摞一摞的稿子，自嘲也被人嘲为“抽屉文学”。

1992年10月18日，一个来校的疯子把我砍了七刀，我被人用拖拉机送到城里医院抢救时，瞳孔都开始放大，送我去的人都想把我丢下了。但我奇迹般地又活了过来，而且恢复得很好。

经过这次生命的洗礼，我决心不能再为遥远的前途耽误现时的文学，不能让文学再沉默。于是我邀请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创办了《七里香》杂志。还举行了《七里香》作品朗诵会，学校那时是自己发电，于是在白天专门为我们的朗诵会发电。《七里香》在校内掀起了一波巨浪，还影响到了校外的多所学校，给我的青春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93年考入湖南教育学院进修时，似乎我人生的霉运已经走完了，开始走起红来。在富有灵气的岳麓山下，在大学这块肥沃的适合我生长的土壤，在经历了一次生死体验之后，我再一次焕发了青春。

我在学院崭露头角，成为院广播站站长、院报首席记者、院文学社顾问（唯一一个学员顾问）。在校报几乎每期都有大篇幅作品刊发，偶尔也在《湖南日报》《长沙晚报》发些“一分钟谈”之类的短论和文艺评论，成为红极一时的校园名人。毕业的时候，校领导都拉着我的手说：“你这两年，无怨无悔！”

1995年从湖南教育学院毕业后，我不断在《中国社会报》《中国老区报》《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民政与社会》杂志发表作品,并担任校报校刊主编。

1996年南下广州后，先后在《街道》杂志、《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文学》等10多种期刊杂志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200多篇，并在《南方都市报》连载纪实作品《南下故事》，在《南方文学》连载长篇纪实小说《捞仔手记》，在《南方工报》连载长篇纪实小说《漂泊在羊城》。成为珠三角众多读者熟知的打工作家。

2001从广州回内陆后，我开始转向杂文、时评等文体的写作，先后在《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营报》《杂文报》《杂文月刊》《文汇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成都晚报》《桂林晚报》等全国数十家媒体发表杂文数百篇，并在新华网、人民网、红网、光明网、新浪网、金虎网、千龙网开有言论专栏或被聘为特约撰稿人，在国内时评、杂文界占有一席之地。

2002年，我的第一本书《漂泊在羊城》正式出版，很快销售一空；2007年，我的第二本书《第三只眼》出版。这一年，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

人到中年，我时时感到一种紧迫感，我的理想不是加入省作协，当一个聊以自慰的“作家”，而是要当一个大作家，当一个托尔斯泰似的大作家。已经快50岁了，还没有写出一本能够当枕头的书。我该怎么办?是辞去工作潜心写作，还是继续为了生存四处奔波，一边奔波一边写些应景的文字以谋生?也许，我是无法选择的，尽管我不图发财，但是首先要解决的毕竟是生存问题。

我一边忙于采访、做广告（做广告也是地市级小报记者无奈的生存状态），一边坚持写作。不管生存多么艰难，我也不会放下手中的笔，我相信这样一句话：写下去，将会拥有一切！

2012年是我业余创作之路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

说重要，是因为这一年我有一个成果，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创作机遇。

此时我在媒体工作已多年，写了大量的人物通讯。2011年，我以部分人物通讯为主，主编了《感动娄底的90个故事》，作为向建党90周年献礼的作品。书出版后，短短一个月销售一空。我便“乘胜追击”，于2012年主编《幸福娄底的100个故事》，作为向党的十八大召开的献礼之作。此书又是一炮打响，也是不到一个月销售一空。

接连两次成功，我觉得写人物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便想向更高峰攀登。更主要的是我觉得经济的底子打牢了，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便想攀登精神的高峰、文学的高峰。

这一年，也是我年满四十九周岁，按照“男上女满”的习俗，我算是五十岁的人了。我有一种陈忠实式的紧迫感和焦虑感：想写一本能够垫棺作枕的书。

也是在2012年，我在中国作家网上看到中国作协征集纪实文学作家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立传的启事，这是一个国家级的文化原创工程。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情报了名。

我确实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因为当时我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省作协会员，在文学界根本没有地位。我也找不到我的位置。

没想到报名不久就收到了回复，组委会同意我先写提纲。

兴奋之余，我马上网购了相关资料，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写出一个万字左右的题纲。发过去后，题纲居然通过了。

我大喜过望。

因为题纲审核极严，很多名家的题纲都没有通过。

这真是何其幸也？！

当我来到北京，与慕名已久的著名作家、终身教授同台商讨创作大计的时候，我感到就像一只丑小鸭进了天鹅池。

此后，我全力以赴投入《袁枚传》的写作，我先后赴南京、杭州等地采访，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很多时候，我是整天整天地投入写作之中。

经过五年时间的努力，我终于拿出了《袁枚传》的初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发给了组委会办公室。

艰难的半年审稿时间过去。2017年年初，审稿结果终于出来了，文学组和史学组两个专家组给我这部作品以很高的评价：

作者在研读了有关传主的大量史料，并与一些专门研究者亲密对话的基础上，历时4年之久，认真梳理了历朝历代公共话语和私人语境中每每各不相同的对于袁枚的解读与传播，完整而生动地还原了袁枚的时代环境和人生，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不同于文学史经典叙述的袁枚形象，丰富详尽，洋洋洒洒，且具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是一部较为成熟的传记作品。

其特点首先是没有泛泛地征引前人对于袁枚的一般性认识，而是摒弃了历代文人和道学先生在各类史籍中有关评点袁枚“好吃好色好玩”的表层印象，深入到传主其人的思想、人品、情感深处，紧紧抓住袁枚内心成长的线索，将其身处“天崩地解”时代的无奈，困惑，以及一生信奉和秉持的平等、坦诚、正直等启蒙精神，给予了重点突出的描述。如他高举“唯情”大旗，对封建王权、封建道统、封建孝道的抨击，如他对男女平等的认识与实践，反对妇女裹脚，倡导女子学诗，组织女子诗会，如他不畏权势，弃官回乡，坚持结交有识之士，嘲讽腐儒腐官，如他经营文化产业，收费选诗，讲究美食等，都与数千年传统社会提倡的义利观、男女之大防的观念，以及王权与道统等大相径庭。从这些叙述中脱颖而出的，是一个资本主义萌芽已见端倪的明清之际鲜明的思想启蒙者形象。

扣人心弦的故事和情节选择、描述，也是本传记一个重要特色。与一些传记作品以心理描写见长不同，此书紧紧抓住了袁枚的个体行动来安排章节，立意明确，叙事缜密。从“杭州一少年”开始，写他“桂林遇知己”、“漂泊在京城”，“复出”、“下海”，“壮行万里路”等充满动态感和进展性的行动，以此构成了袁枚跌宕起伏的一生，十分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在第五章“七载芝麻官”中，作者选取了若干个袁枚判案的小故事来敷演成篇，将袁枚由吟诗作赋的文人到为安民除奸的行政官员的身份转换，以及袁枚不辱使命、忠厚待人的为民情怀、政治理想以及所期待的社会公平等，都从他亲自审案、断案的起承转合过程中娓娓道来，很见功力。如袁枚对于“母子案”，“拐卖少女赌博案”，以及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奸拐案”等的处理方式，都表现了他既公正无私，又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故事一波三折，人物栩栩如生，让人欲罢不能。

读这部传记，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鲜活、清新、跃动着的当代气息，这种气息，当来自作者对多种表现手法的尝试。在写作方法上，作者没有沿袭传统的传记叙事方法，而是根据传主生活的多个侧面延伸，综合使用了多种文学手法来进行表现，字里行间能隐隐看到杂文、随笔、散文、小说等文体痕迹的融汇贯通，富有实验性和创新性。秀才、娘子、师傅与女老板、小偷、教授种种称谓任意结合运用，白居易、毛泽东等人物在作者叙述中自由地随意穿插，可谓古今中外，皆入文中。这种表达方式，不仅深化了传主的精神视野，引入了时代氛围，而且，对于文体有意识的跨界运用，也使整个传记的行文走字充满了变化，带给读者以意想不到的阅读张力，从而强化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当天晚上，我兴奋得彻夜无眠。也是在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了中国作家大家庭中的一员。

2018年9月，《随园流韵—袁枚传》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第七辑出版了，第七辑首发时，在北京举行了高规格的首发式。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等著名作家、专家参加首发式。

在全力创作《袁枚传》的五年内，我基本上停止了其它作品的创作。但在2014年，我出版了个人文集《圩程—袁杰伟自选集》三卷。因为这一年是我五十岁，五十的简称是“圩”，圩程也就是五十年的生命历程。三卷分为纪实卷、散文卷和杂文卷。收录的全是我以前散见于报刊的作品，包括长篇纪实小说《漂泊在羊城》，散文集《尘埃落不定》，杂文集《第三只眼》。

我的师兄、湖南师大文学院博导蒋振华教授为该书作序，他说我的作品真的是“文穷而后工”：

我和杰伟是大学校友，他比我低一个年级，同学汉语言文学。我了解他的天资、品性，生就勤奋，吃苦耐劳，为人恳诚，而对文学尤有一种执着以至于犟倔。欧阳永叔说：“诗人少达而多穷……益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杰伟三年复读，一朝高榜，一穷也；毕业回乡，荒山僻壤，入不敷出，遭人嘲讽，弱者受欺，二穷也；考上成考，次年录取，三穷也；成校毕业，辗转南国，奔波七年，无门可登，无处可栖，四穷也；而立又五，尚未迎娶，五穷也……呜呼！人有三穷尚不堪矣，况为兄有五穷哉！此其创作所以“愈工”之缘由耶？其作问世之际，为兄嘱我为序，念其五穷，感其韧性，叹其进取，则欣然而有此序文之作。我虽操学问之业，所业者又由于对文学之兴趣所起，故又得感谢于杰伟兄等所操之文艺焉，故乐为之序，以慰诚请之心愿，亦贻笑于兄台也。

全力创作《袁枚传》的五年内，我虽然停止了其它文体的创作，但其间因为盛情难却，我接受了娄底市教育工会的邀请，担任《爱满杏坛》一书的执行主编。《爱满杏坛》这本书编写了26个娄底市获得国家级荣誉的优秀教师的故事。这本书出版后，在娄底市教育系统引发强烈反响，老师们纷纷拿起笔来写读后感。后来报社、网媒和娄底市教育工会收到读后感三千多篇。我再次受邀担任《爱在回响——爱满杏坛读后感》一书的执行主编。此书再一次引发强烈反响。这也是我的编辑生涯中，第一次为一本书的读后感编一本书。

在等待《袁枚传》出版的过程中，我又开始了另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撰写——毛板船。毛板船是唯一时段（1799-1858）、唯一地点——梅山地区、唯一航运水域——从资江到汉口存在的一次性消费的运煤船只，它创造了世界航运史上的奇迹。用八分厚的木板，简易钉装成不刨光、不上漆、不卯榫的“毛板船”，最高载重达160吨，在没有机械动力的条件下，乘着端午时涨水，顺资水而漂、下资江七十二险滩、过八百里洞庭，然后漂长江，到汉口，把煤卖掉后，把船也拆掉，当木材卖了。这样，轻装上阵，不像别的船只，逆水行舟，靠人力拉纤，那要耗多大的成本？而轻装上阵后，可以乘着端午水，一年可以放两到三次毛板船。毛板船的发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节约了运输成本。但这一路险滩浪涛，又是多么惊心动魄？160年的毛板船历史，蕴藏了多少传奇的故事？毛板船搞活了新化的经济，又带动了多少人才的出现？举一个例子：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参会的共108人，而新化人就有38名。孙中山为新化题词：同盟会会员荟萃之乡。这么重要的历史，我作为梅山文化孕育出来的人不写，谁去写呢?虽然有人写过，但那写的是小说。我要把它真实地再现，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写。

我于2018年将此题材向省作协申报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获得了批准。于是，我开始到沙塘湾、新化大码头、益阳、汉口等地采访，寻找毛板船的影子，寻访相关的记忆。

经过三年的努力，2020年，长篇报告文学《毛板船》出版了。各地读者闻讯后纷纷向我求购签名书，半年多时间，经我手签名售出的书就近两千本。

著名评论家、湖南大学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章罗生教授评论说：

首先，在文体探索方面，不同于作者以往的纪实小说、散文与传记等创作，也不再如以往那样单一反映“现实”或再现“历史”，《毛板船》是报告文学，而且是联系“现实”而以“历史”为主的史传报告。也就是说，作者抛开以往的“轻车熟路”而又开始了新的体裁尝试。但这种“新”，不是远离基础的另起炉灶，而是继承传统的优势互补，是充分吸收了以往经验后的综合、提升：它既有小说的人物描写与故事情节，又有散文的写景抒情与“形散神联”，还有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常见的传奇与神秘等，因而是一种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特色的“新”史传报告。

其次，在题材内容方面，作者也有新的开拓。即作者的以往创作，虽也写了新化、娄底等湖南家乡的有关人事，但主要还是写自己在羊城等地的漂泊与见闻等（《袁枚传》例外）。而《毛板船》则不但聚焦家乡新化，集中反映梅山文化、风俗与历史等，而且将视野延伸至湖北的汉口等地，而联结两地的绳扣即毛板船。而毛板船这一题材不仅重大而且独特：它为新化人首创，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次性使用的巨型船舶，且只存在于1799年—1958年的160年间；它是新化人为了将本地煤炭经资江运往汉口而“逼”出来的生存之“法器”。即该船之所以为“一次性”的“毛板”，是因它至汉口后不能返回而只能当作木材处理；之所以至1958年即被中止，是因修建柘溪水电站后资江被阻断。因此，作品不但记述了毛板船从诞生、发展到消亡的160年历史，而且写了1959年后的移民与乡村经济，及“我”对毛板船“活口”的寻访，等等；不但写了新化山区的人文地理及贫困与反贫困，而且重点写了新化人——“宝庆帮”等湖南人在汉口的商贸、生存等艰难实况，包括与“安徽帮”等外地人为争夺码头等地盘而进行的各种斗争，等等。如此，作品就写到梅山武术、武师争霸、地域文化与江湖社会，也写到资江地理、洞庭风光、汉口商会与湘楚历史，还涉及清廷的新化官员、曾国藩的湘军与水师、武昌起义前后的社会形势、雪峰山抗战与日寇投降，及1949年前后的政治、经济与改革开放，尤其是通过资江航运与汉口商埠等，正面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航运、商业等经济和社会面貌。因此，作品选题独特、题材庄重，视野广阔、内容深厚。

最后，在风格形式方面，作品融汇古今、“虚”“实”一体，用小说笔法而不露匠气，写传奇故事而不夸张，重人物描写而不渲染，有“文化”“理性”而不“掉书袋”。具体而言，在写人方面，作品不但重点写了毛板船的创始人杨海龙、先为舵手后为汉口宝庆会馆馆长的何元仑、武师游石命与“楚宝瞎子”刘春祖等，还写到刘光南、邓显鹤、李郁华、梁祗六、周先仁与谭人凤等新化籍官员和要人。在叙事方面，除详写毛板船从新化经益阳、洞庭湖而至汉口途中的艰难险阻外，毛板船从业者围绕汉口宝庆码头而与“安徽帮”等所进行的争夺，描写尤为集中、具体。如第八章的《三箭定界》、第十章的《江湖赌狠》与第十二章的《将军保驾》等，即是其例。而其中的翰林钦差李郁华巧施妙计与理发匠舍命油锅捞匕首等描写，尤为曲折生动、惊心动魄。在文化风俗方面，作品既写了梅山的武术、茶马古道与张五郎等传说，又写了汉口的沿革、风物与鹦鹉洲等地的历史典故；既写了“湘帮”的血性与义气，又记录了不少民谣与打油诗，尤其是以专章写了《资水滩歌》等。在理性精神方面，作品既总结了毛板船在经济、教育、语言等方面，以及对曾国藩水师的影响，又反思了毛板船经济的地位、意义与劳资关系等；同时，对武汉今昔、湖湘文化、新化发展与扶贫开发等，也有一定思考。总之，作品涉及文、史、经、哲等方面，知识密度大，且人物鲜明、故事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与民族特色。

就在等待《毛板船》出版的过程中，我又开始另一个重大题材《中国文印》的采写。发端于上世七十年代洋溪人修打字机的新化文印，今天已有60多万新化人从事文印产业，占全国百分之七十的份额。这种现象，以及文印行业的变迁，我觉得是值得追踪、挖掘的。此选题也得到了省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支持。作品发表后，受到读者特别是文印行业读者的广泛关注，20多万的阅读就是证明。由于文印人分散在全国，采访不易，所以写此文时，我同时也在采写其它的中短篇报告文学。我采写了报告文学《蜕变——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也是至今为止第一部写李中的报告文学，作品发表后，仅新华网的阅读就近40万。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以连载的形式进行了转载，这就我所知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我写了《世界锑都——锡矿山传》，纸媒发表后，新华网转载，仅新华网的阅读量已达30多万。我写了《忠城——毛主席的警卫员奉孝同的坎坷人生》，重写罗盛教的报告文学《热爱》，在新华网的阅读达到了五十多万。

这期间，从2019年12月开始，我就在收集、研读著名教育家陈润霖的资料，决定给他写一部传记，让全省楚怡职教人有一个楚怡精神的读本，以阅读的方式，让楚怡精神浸润着湖南的职业教育人。陈润霖是毛泽东的良师益友，毛泽东称他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陈润霖是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顶着重重压力，创办了楚怡三校一园，其中的楚怡工业学校，开我省工业教育的先河，楚工学子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披荆斩棘，创造了不朽的业绩。这个选题报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后，获得了高度认可。我现在已完成这本书的初稿。

就在我刚刚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作家出版社给我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随园流韵—袁枚传》已经第二次印刷，并已上市发行。

2022年7月29日，《湖南日报》整版发表《2021年度湖南文学发展报告》，我发表于《时代报告》杂志2021年第8期的报告文学《蜕变》进入了该报告。这是我的作品第三次进入该报告。2018年，我的人物传记《随园流韵——袁枚传》首次进入该报告。2020年，我的长篇报告文学《毛板船》和短篇报告文学《油溪桥村振兴之路》进入该报告。这样，我的作品已有4部（篇）进入《湖南文学发展报告》了，这让我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