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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的一天，一个表述方位的微信聊天，引起了人文武汉学会成员的注意。11月9日上午，人文学会副会长侯红志，顾问、武汉方志专家王汗吾，以及昌庆旭、韩少斌在新安街社区工作人员王光老师的指引下，到拆迁后的宝庆街区寻访。此行的目的是探访一座没有任何记载，靠当地居民口口相传保留的坟茔——张公坟。 在汉口长江和汉水交汇处不远，依傍汉正街的晴川桥下有一处宝庆码头。汉口沿河的30余个码头中，宝庆码头是鼎鼎有名的。它的范围不仅是码头，还包括紧接码头，从河岸向陆地纵深半里、上下一华里的区域——宝庆正街、宝庆二街、宝庆三街和宝庆一巷至九巷，板厂一巷至九巷等三街一十八巷。也就是汉正街现在的板厂、宝庆、永宁三个社区，在过去统称宝庆码头。 曾经人声鼎沸的宝庆码头河滩如今一片寂静
这里的常住人口，大部分祖籍都是湖南，其中以宝庆新化人居多。这种现象武汉特有，在全国也少见。追溯起来，宝庆街形成已达300多年，嘉庆初年，宝庆人在龟山头斜对面回水湾开建了宝庆码头，道光末年（1848年左右），宝庆码头一带已聚居了数千人。抗战爆发前，居民达四、五万，百分之八十都是湖南新化人，尽管离新化县城远隔上千里，宝庆码头勿论论是地盘，还是人口都超过新化县城，当时的新化县城也只有三万人。宝庆码头到处充斥着新化口音，湖南人到了这里，就像到了新化县城一样。 2017年11月，这个由湖南人集中聚居100多年的街区，随着武汉旧城改造的步伐，已经被拆成一片空地，地面上几乎找不到具有代表性的遗存，宝庆码头这个名字也将成为历史。但也正是因为拆迁，“张公坟”揭开了它神秘面纱的一角。 张公坟与沿河大道相距约100多米 现在的“张公坟”湮没一片杂草丛中，上面没有封土，局部有些塌陷，可以看到部分后来维修过的砖砌的矮墙沿。 张公坟位于原宝庆公坪彭公祠前，据说拆迁前上面还盖有一栋二层小楼。现在的“张公坟”湮没一片杂草丛中，上面没有封土，局部有些塌陷，可以看到部分后来维修过的砖砌的矮墙沿。张公是谁，至今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有的说是一个剃头匠，新化白溪人；有的说是船工；甚至还有人说他其实姓段。这样一个无名小人物，何以受到宝庆人的礼遇呢？据新化作家邹息云《毛板船与宝庆码头》一书介绍，当年，湖南人在当地与外姓人争夺地盘“打码头”，一个张姓的剃头匠自告奋勇，穿上烧红了的铁靴走了五步后倒下。最终，官府将码头判给宝庆帮。据说后来还在码头上建起了一个张公祠，现在已不见痕迹。 宝庆码头以宝庆新化人为主，有着共同语言，有自己的风俗及语言习惯。比如宝庆码头有许多称为“坪”的街区，在汉口便“独此一家”。宝庆新化人大多信奉正一教的梅山教，常去衡山朝拜。原宝庆当地人以渔猎为主，多习梅山武术，尚武好斗，崇拜英雄，而张公坟、彭公祠正体现这一特点。宝庆公坪原为煤栈附近的一块空地，是煤炭交易和码头工人休息活动的公共场所。1892年，宝庆会馆为纪念死于码头争夺的彭澧泉等人，修建彭公祠，供奉彭澧泉、张公等人和死殁者牌位。每年清明都祭祠扫墓，放鞭炮、玩龙灯，非常热闹。彭公祠故址在公坪巷25号，毁于抗战。宝庆居民在汉阳邓家岭有坟山墓地，却在在寸土寸金的宝庆街区辟地修造彭公祠以及张公坟，与其崇拜英雄的传统文化有关。当时，宝庆居民抱团求生，与外界相对较封闭，外界对他们也敬而远之，缺乏交流，张公坟在史书中缺乏记载也就不奇怪了。 “宝庆码头”已大部拆除 现场决定保留的一幢历史风貌建筑 南宋宝庆元年(1225)，宋理宗赵昀登基，升邵州为宝庆府，宝庆之名始于此。清宝庆府辖武冈州及邵阳、新化、城步、新宁四县。境内资水源出广西资源县，是古梅山文化的母亲河。资江流域物产丰饶，但山高谷深，滩多险峻。一条资江，一只毛板船，造就了宝庆商帮的辉煌。清嘉庆四年（1799年），洋溪船民杨海龙赊购了一条“三叉子”船，运煤到汉口。他见木材昂贵，就拆船卖木材。赚的钱还了帐，买煤和造船都有了。于是他索性省工省料，将刚锯开的松树粗毛木板，用马钉钉好不加整修、不上桐油、抹些桐油石灰浆防漏，造成了第一艘“毛板船”。这种船很不结实，一旦碰上礁石即碎裂，但材源较广、制作简易、造价低廉。每十条毛板船，在江上打烂七条，剩下三条到汉口，还有赚头。从此资水上行驶的毛板船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蔽江而下。撑船人一路斗滩战险，命悬一线，将商品和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这只薄薄的船上，葬身激流者不计其数。遇激流险滩时，大家几十条船接龙抢渡，也形成敢霸蛮、不怕死、越挫越勇的性格，一起“打湘帮”，抱团打天下。 宝庆人明代就在汉口经商，至清乾隆期越来越多，但很零散，特别是没有自己的固定码头，生意总是受到制掣。毛板船的兴起促进了宝庆商帮的形成和发展，陆续踏足汉口的湖南木材商人，将木材运至汉口及汉阳鹦鹉洲、武昌白沙洲，供各地商家选购。实力极盛之时，号称“五府十八帮”。而真正让它进入黄金时代的，是湘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汉三镇和洋务运动兴起后，对木材的需求空前旺盛。宝庆帮等湖南木材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得以在武汉三镇大展拳脚。 所谓“打码头”，是武汉码头文化的一部分。各地船只船民，由于是同乡、同行、同路，很自然地形成了船帮。对码头的争夺就是对市场的争夺，也是那些商人、船民、脚夫对生存权力的争夺。码头之间，搬扛货物、起坡下坡，不得有一点超越，否则就会酿成流血械斗。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码头统一管理，“打码头”之风才得以禁绝。 “打码头”在宝庆商人中很具代表性。湖南各府各帮的商人，平时独立经营，一旦遇到其他商帮竞争时，马上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势力最强的就是宝庆帮。在湖南帮兴起之前，垄断汉口木业的是江西籍商人。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湖南帮乘湘军之势而起，江西商人失去天时地利，再也未能卷土重来。但是，财大气粗的徽帮和活动于汉水流域的湖北本帮木材商，依然长期在与湖南帮对抗。宝庆码头地理位置优越，宝庆人返乡往返时间长，又没留专人看守，码头经常被别人占用。为独占宝庆码头，特别是面对势力强大的徽帮，湖南宝庆商人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打码头”，械斗不止，死伤无数，最终占据了这块风水宝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情有三件。 第一次发生在嘉庆中叶，宝庆帮与徽帮正争斗中，正巧新化（时属宝庆）籍翰林侍读学士刘光南乘船上京路过汉口，徽帮阻其座船靠岸。宝庆帮何元仑游说刘光南，最后以射三箭的方式，划定了宝庆码头上下游和内陆的界限，并亲书界牌，官府具文存档，指定何元仑等人看守码头，将界内的非宝庆船只船民统统赶走。这三箭之地奠定了宝庆码头的地位。然而争斗并未平息，徽帮并不服气，联络一批襄阳来的白莲教船民，想以武力夺回码头，经几次械斗，宝庆帮渐渐落于下风。 第二次发生在咸丰六年（1856年）。时湘军正与太平军激战，宝庆人又游说刚升任湖北按察使的湘军将领刘长佑（新宁人）邀请曾国荃（曾国藩之弟，湘军著名将领）到宝庆码头，湘军两位大将在宝庆码头把酒临风，两旁兵将如林，盔甲闪闪，旗帜猎猎，其势其威，足成震撼，称“丙辰盛会”（农历丙辰年）。会后，宝庆会馆会长何元仑趁势操练人马，准备随时找徽帮寻衅。徽帮不甘势弱，也暗中教习武功，率先袭击宝庆帮。此战最终以徽帮败退告终，宝庆帮趁机扩大地盘，横扫江岸，将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区域全部划归宝庆帮，成为鼎盛时期。 徽帮武斗不胜，第三次改成“文斗”。1889年，徽帮倚仗李鸿章的影响，到衙门同宝庆帮打官司。汉阳知府程庆煌以清查地契为由，驱赶宝帮。彭澧泉聚众抵抗，痛打了拆房的官差，据说打跑县丞，打断了巡检司的腿。彭澧泉到布政使蒯德标处反告程庆煌受贿，并四处扬言要进京告御状。知府眼看不好收场，想出一法，将练武人用的铁靴烧红，两帮谁有人敢穿红铁靴走上三步，码头就归该帮。徽帮无人敢应，而宝庆帮有位剃头匠张某挺身而出，穿上烧红的铁靴，走了五步倒下。从此宝庆码头归属再无争议。但彭澧泉仍以殴打官差入狱，最后死于狱中。 这第三次“打码头”极具传奇色彩，而其中的传奇人物“剃头匠张某”被宝庆码头居民奉为英雄口口相传，张公坟的出现，给这一传说提供了注脚。据新安街社区工作人员王光提供的信息，张公坟已被有关方面确定保留。 长按关注人文武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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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9日，人文武汉学会现场寻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