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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章太炎第一次流亡日本，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孙中山，两人关于“若是改朝换代，该定都何处”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孙中山列出了武昌、西安、伊犁三个城市。 章太炎将孙中山所言记录在其《訄书》之中，正所谓：“谋本部则武昌，谋藩福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谨而又慎：纵览孙中山的建都设置流变孙中山曾申明首都设置的重要性：“都城问题，是与存亡利害有着最密切关系的。” 自然，对于中华民国都城的设置，孙中山的考量抉择有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康有为曾提出：“就应当迁都上海。” 彼时，十里洋场，上海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发达城市。 然而，孙中山却不曾将上海放在建都考虑名单之列。 诚然，上海此时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若是作为首都，上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战略纵深；这是一个易攻难守的城市，不适合成为大国之心脏腹里。  直到1912年，孙中山才正式回应为什么从未将上海列入建都名单：“总有人说，国家文明发达，需得看海岸线长短，上海辐辏繁华，最适宜……孰不知，上海租界环立，腹背受敌，最不可靠。一旦强敌压境，必趋危殆。” 因而，孙中山首先罗列出了：广州、北京、重庆、兰州、太原、疏勒、西安、开封、伊犁等城市。 1897年，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他同宫崎寅藏谈及建都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一都四京”主张，即“一都”武汉，“四城”——北京、南京、广州、重庆的主张。  这一主张及至1902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是章太炎《訄书》有记载，孙中山自己也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记载道：“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简而言之，若是想割据一方，据易守难攻之地，武昌最合宜；若是想统一中国，莫不过定都西安；若是想征服亚洲，应当建都伊犁。 这一番话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有一些文人墨客嘲讽孙中山：“歪邪讨巧，特意求新。” 自古繁华长安街，武昌是古军事重镇，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伊犁一个西北边陲之地又凭什么冠以“谋大洲”的名头？  尽管孙中山在此后缩小建都范围，1912年，在和袁世凯的谈话中他表示：“谈及迁都问题……将来或武昌、或南京，否则开封。” 1912年4月，孙中山曾在武昌发表演讲，论述建都武昌的优势条件：“枢轴总览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实乃天府重地。” 同年十月，孙中山再论南京之优势：“南京握全国之中，长江流域界于十八省之间，武昌虽然地点适中，但是若论交通便利，还以长江之最的南京为上佳。”  孙中山毫不吝啬对南京的赞美，正所谓：“据长江之险，拥镇江、江阴炮台，攻守皆备；经济上而论，鱼米之乡，不必武昌米需外购，运费繁重，况南京为海军之根本，若是设置制造厂，材料益家便宜。” 根据当时的形势，种种考量之下，孙中山最终选择定都南京，但他始终没有收回自己对伊犁的赞誉——“可以谋大洲”，甚至于一直致力于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希望在20世纪重启西部门户。 至于为何没有选择迁都伊犁，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和袁世凯势力的焦灼和对峙，根本原因则在于，伊犁虽然具备一统亚洲的区位潜力，但彼时的中华民国若要完全开发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此事被一搁再搁。  西北门户，塞外江南：伊犁的角色伊犁，地处中国西部边陲，是亚欧大陆桥中国境内的西桥头堡，是全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通道。 地处边陲，为何能被孙中山一眼看中，选入建都名单之列？ 毕竟，比起南京和武昌，甚至是西安，伊犁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想一探伊犁一地的妙处，还得回到孙中山所在时代，共先生之忧乐，体先生之远谋。  19世纪七十年代之际，中国的边疆危机日益深重，一时间，社会革命和变法图强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领袖人物，高度关注现代国家革命建国，任何足以引爆颠覆性革命斗争运动的因素都在他关注的范围之内。 伊犁作为我国巴尔喀什湖东南广大地区的一片绿洲，水草充足、气候温和，孙中山在描绘全国经济建设蓝图之时，毫不吝啬对新疆伊犁的赞美，他对新疆的开发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如依托伊犁河流域水草丰美、草原辽阔的农业区位优势，可大力发展畜牧业。 再如塔里木河下游截过沙漠——“该线路两旁给水丰足，若是完成铁路，即为殖民地上最有价值之地”。 在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竟然对伊犁寄予了振国人经济脊梁的希望，这令后世许多学者大跌眼镜。  同时，伊犁矿产资源丰富，当前所发现的矿产多达9类，86种，金、铜、铁、煤、铅等矿藏储量在新疆占有重要份额，当地物产繁多，正是发展工农牧业的重要地区。 早在清代，就有对伊犁煤炭、陶土、建材等资源利用开发的经验。 就伊犁地区较早开产的金属矿产——铅来说，其主要用途是制造军火铅丸，1776年，乾隆开办铅厂，在今特克斯达坂的萨尔布群大峡谷，人们“视其苗线之盛者，挖洞深取”，当地集采矿和冶炼于一体，为清朝提供军器库库储存的专项物资，实乃乾隆时期的工业重镇。  隆40年之后，伊犁更是担任了制钱铸币的生产工作。 除了铅矿以外，伊犁还大力发展了采铜业、冶铁业、煤矿开采业等重工业。 伊犁的采矿业实为清代伊犁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采矿业的加持之下，依托伊犁良好的农业生产基础，伊犁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封建式经济。  尤其是清朝乾隆至咸丰四朝，伊犁矿产开发一定程度分担减轻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对伊犁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制钱流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很长一段时间，伊犁坐拥全国规模最大的铜矿——阿舍勒铜矿和新疆最大的金矿——阿希金矿。 伊犁的采矿业在新疆矿业发展，乃至是清代矿业发展史上都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此，首先足以见得，伊犁良好的工业基础是孙中山对其颇为赞赏的原因之一。  伊犁境内有的却不仅仅是矿藏，身为具有“塞外江南”美誉的边塞城市，伊犁全州的地表水径流量占据新疆的41%，谁能蕴藏量占到了全疆的37%。 孙中山早已暗暗谋划，这么一个战略纵深优越，工业基础良好，农牧业条件突出的“塞外江南”若是建设配备铁路和水利工程，该是怎样的盛景？ 孙中山的这一设想在当时未能彻底落实，但在21世纪，伊犁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水土开发被重视起来。 2010年，伊犁推进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投资32.7亿元，实施规模以上的水利工程107项。 经济发展欠发达？在中华民国时期，当众人的目光还在对沪上烟云念念不舍之时，孙中山已经将目光放向了塞外风雪。 经济需要发展，需要人力来推动，越是难以撬动的岩石，下方越是蕴藏着晶莹的美玉。 就伊犁全州而言，边境线长达2000多公里，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接壤，沿边由巴克图、吉不乃、霍尔果斯等八个国家一类口岸，其中，霍尔果斯和巴克图口岸依托的伊宁和塔城正是沿边开放城市，霍尔国四更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公路口岸，他们面向西部，闪耀着蓬勃的光辉。 伊犁，作为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依托公路运输网，中国的车辆可以直接开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图，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自然，中亚国家的车辆也可以直接开到中国，甚至是中国内陆来。 这其中自然需要专门的跨境管理部门，审批手续和规范也需要一一落实，委实是一个繁琐漫长的过程，但将近百年前，孙中山一想到这般东西贯通的场面，就足以热血沸腾。 军事重镇，千秋基业：新疆伊犁功在万代地缘政治更是重中之重。 19世纪末期，帝国对中国的侵略从黑龙江流域到新疆西北陆地边疆，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近代以来，屡屡遭受外敌侵略，孙中山对于中国即将面临的边疆危机有着清醒的认知，他随即提出了在西北陆地边疆发展近代经济的应对之策。 孙中山在开国之初于《临时大总统宣言》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而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位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为民族之统一。”这一番话中的“民族之统一”，实际上就是国家统一，其格外强调了西北之于中国的重要性。 1912年，孙中山在致蒙古王公的电文中再三告诫：“俄人野心勃勃，趁机待发……”他号召国人，千万小心沙俄在我国西北边境所进行的分裂颠覆活动。 颇受孙中山青睐的伊犁，作为建都名列之中的“西北代表”，其发展交通的潜力丝毫不亚于“总览枢纽”的武昌和南京。 1912年6月，彼时，孙中山已经卸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决心投入到全国铁路建设之中去。 他一面严厉批评了清政府的铁路规划——“仍为腹地狭隘之计划”，另一面又提出了自己的创造性设想，即构建三天“真干路”： 第一条是南起南海，由广东至广西、贵州、穿过云南、四川之间，通至西藏，绕天山南路行； 第二条起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至安徽、河南、山西、甘肃，超过新疆而迄至于伊犁； 第三条起于秦皇岛，绕着辽东，中道折入蒙古，直直穿过外蒙古。 不同于今时今日东重西轻的铁路规划，在孙中山的建设构想中，铁路要贯穿东西干线，并且首先实现“先从西北筑起。”其中上海至伊犁是重要干线之一，其中特别强调，要使得“伊犁和山东恍如毗邻”。 孙中山点出，要达到巩固西北边防，抵御外敌入侵的目的，必须化被动为主动。 孙中山勉励新疆乃至全国人民：“外蒙、新疆位于中欧两陆人口之中心。” 该地不仅不是中国的软肋，恰恰相反，如果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发展经济、交通，使得交通、经济、国防形成三位一体的牢固模型，便能改变沙俄在新疆横行、日本在南海肆虐、英国在西藏作孽、法国在云南叫嚣的危亡局势。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孙中山看来，开发新疆刻不容缓，因此，定都伊犁，这是同当时我国西北边疆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密切相关的。 新疆本就处于多民族聚居区，各个民族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致使新疆地区长期处于动荡、落后的局面，这更给帝国主义侵略新疆制造了空子。 因此，孙中山称伊犁为“谋大洲”需立足之地，并非纯粹从利位优势出发，其更是从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祖国统一大业的万古长春出发，工农经济区位优势和交通潜能都摄于民族之急、家国之难。 “可为之”、“需为之”是孙中山大发以伊犁为都城，堪可一统亚洲的感慨。 然而，从主观个体因素观照看待，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具有涤荡雄阔的色彩，他刻意不选择北京作为都城，一方面，确实存在“北京已为清廷所占久矣”的原因。 但最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希望对力主定都北京的袁世凯形抑压之势，希望择一处较大程度摆脱国内各方政治势力干预的都城，然而，这一处地方是否真正存在？这是一个悖论。 尽管伊犁距离清廷天高皇帝远，但距离孙中山派系既定辐射区域，又何尝不远？ 伊犁实乃宝地、福地，但孙中山的预见过于前瞻，以至于待到伟人预言成真，需得是世世代代、勉力耕耘的基业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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