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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篆刻，吴昌硕不可错过，他是真正的集大成的大师，但吴昌硕不易学，难点很多：比如他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他的艺术风格，他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战争，他在战争中颠沛流离、家人死别；他亲身经历了甲午战争，又亲身体验了国弱民贫的无奈；他又经历了辛亥革命，亲历改朝换代的思想冲击……怎么说呢？仅仅就是生于1844，死于1927，已经很说明问题（这是中华民族饱经忧患的时期啊）。
（吴昌硕的照片） 时代不能相比，因为我们的书桌要比吴大师的书桌安静多了。 吴昌硕对于篆刻的学习，也有自己的成熟意见，总结起来大概如下图所示：
（学篆刻的路径图） 第一项，扎实的文字学功夫。吴昌硕曾从俞樾、杨岘、吴平斋等人研习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小学”知识，这是我们无法相比的；2、过硬的书法功夫。吴昌硕在65岁时，自记《石鼓》临本，说“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年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这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学成的；3、与篆刻相关的专门知识。这一项内容有限，只要集中精力，在短时间内是可以取得一定成绩的，因为篆刻相关的专门技法知识相对有限；4、诗文、绘画及其他。这一条，我们只能随着生活日益积累，所谓“足吾所好，玩而老焉”，这显然就是终生的事情了。 分析完后，我们发现，似乎只有第三项可以稍稍走点近道，有“速成”的可能。这其实是我们连续写【读印】系列文章的主要意义所在，篆刻中的一些相对具有专门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尽快掌握起来。就比如本文要读的这方印“年开八十”，我们就可以主要说说这个“八”字为什么要这样刻？
（吴昌硕和他的“年开八十”） 这方印刻于1883年，这一年，吴昌硕四十岁整，正好是八十岁的“对开”，所以，这一年的十二月，他刻了这方印。 这是一方标准的汉白文印式四字印，四字基本均分印面，似乎普普通通，但如果细审，就会发现，这里面还是有吴昌硕的苦心经营的。 首先，这方印的印面文字占地面积不是绝对均分，而是有侵占和揖让关系的，比如：“年”字的末笔是竖略略侵入了“開”字的中缝，稍稍过界，“十”字的竖画也向上突入“八”字的中部，也稍稍过界，而“八”字的右笔，也略略过了中线，突入了“年”的空间，甚至与“年”字的左弧笔“手拉手”起来了。
（均分印面之外的微调） 这些“微调”当然是认真经营的结果，肯定不是我们的“过度解读”。因为，这些“动作”各有用意： “年”和“十”的过界，增进了印面文字的上下团聚；“八”字的过界，则增进了印面文字的左右团聚，使印面四个字紧密团聚，不因“八十”二字的字形稀疏而显得离散。 当然，最值得关注的，还是这个“八”字的处理，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个“八”字很显眼： 1、他突破了垂直中线，右笔伸入“年”字的空间，与“年”字连在了一起，这一点，上面说过了，增进了印面的团聚； 2、他的右笔非常粗壮，是全印最显眼的粗笔，是全印的“高光点”。这一笔的处理，不仅仅是给全印找到了“印眼”，同时还使全印在重量上的“左右结构”变成了重量上的“对角呼应”。“八”字的变粗，使他的重量足与笔画最多的“開”字相互呼应。当然，与之配合的，“年”字与“十”字都相应缩小了占位，也形成一种呼应，于是全印有了重量对角呼应的大格局（如果细看，“開”字的左肩似乎也向“八”字的方向微微耸了过去（这是顾盼）。
（大章法结构上的对角呼应） 3、“八”字的左右两笔分得很开，这是自邓石如、赵之谦以来的疏密理论在起作用（“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疏处更疏，密处更密（还记得赵之谦的“赵之谦”一印那左右两笔故意上提的“之”字吗）：
（赵之谦“赵之谦”） 如此，“八”字处形成的大块红地，与“十”字红地配合，与印右侧形成疏密对比（这实际上也是“计白当黑”），否则全印会左右失衡，而且“八”的疏，与“開”的密对比更为突出（如果注意看，会发现“開”字内部的“开”故意写得格外开张，这促进了“開”字整个字的“密”。 实际上，这方印除了“八”字处理的精彩之外，还需要着重提一下书法与篆刻的关系，是的，这时的吴昌硕已经完全接受“印从书出”理论，他印中的文字，已多呈现他的书法风格，观察印中文字的线条就会发现明显的起收和运笔动作，这些元素，都合起来构成了作品的审美。 是的，要学好篆刻，书法是绕不过去的，寄言有志于篆刻的同好，刻石之余，一定要在临池上下足功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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