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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代，东周王室进一步衰微，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不断加剧，这个时期的战争与春秋时期战争的显著区别是，不仅战争规模大、投入的兵力多，而且持续的时间也长。在这种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雄杰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一些有识之士为了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开始注重“垂著篇籍”，着重研讨“擒敌立胜”的军事理论。吴起就是在这样一个新旧社会交替、兵革不休的时代涌现出来的杰出军事家。 ◉ 吴起（公元前440年－公元前381年），姜姓，吴氏，名起，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人。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在楚国时，辅佐楚悼王主持变法。著作有《吴子兵法》，传于世，与兵圣孙武并称“孙吴”。唐肃宗时，位列武成王庙内，成为武庙十哲之一。宋徽宗时，追封广宗伯，成为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吴起身经百战。青年时代，他在鲁国为将，就曾击败过强大的齐国，因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而崭露头角。后来，吴起到了魏国，为魏文侯将。公元前389年，吴起亲自率领其中没有立过军功的五万人，外加战车五百辆、骑兵三千，大败秦惠公五十万大军，这就是著名的阴晋之战，吴起因“善用兵，廉平，尽得士兵心”，被任命为西河郡守。在任23年间，吴起“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之后，吴起投奔楚国，在任令尹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楚国国力强大，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一带。公元前381年，因变法得罪守旧贵族，惨遭杀害。 ◉ 吴起不仅在军事实践上颇多建树，而且在军事理论上也有较深的造诣。《吴子兵法》一书就是他在魏国任西河郡守期间，总结其丰富的战争经验和长期研究兵学的一系列精湛见解而写成的。但《吴子兵法》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后人辑佚整理、重编而成，有可能掺进汉代、魏晋南北朝乃到隋唐朝代人的文辞，所以学者认为，今本《吴子兵法》虽非吴起兵法的真本，其基本思想还是吴起的。 主要军事思想 今本《吴子兵法》共六篇，《图国第一》主要论述治国的理论策略，《料敌第二》主要分析刺探敌情方法，《治兵第三》主要论述治军的标准，《论将第四》主要论述为将者的标准，《应变第五》主要论述临阵如何克敌制胜的方法，《励士第六》主要论述奖赏将士的办法。纵观全书，每篇内容各不相同，但从军事理论和思想方法上又能互为补充，自成为一套体系。 第一，文德与武备并重的军事思想 《吴子兵法》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强调文德与武备并重，内重修文、外重修武，这是吴子核心的政治观点和军事思想，统契《吴子兵法》全篇，是其他各篇的立论基础。这也是吴起将兵家思想与法家、儒家思想相结合的重要产物，既继承了法家的理论体系，又吸取了儒家的某些治国思想，成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所谓“内修文德”，就是“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要“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这样才能做到“举顺天人”，百姓便会“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同时，《吴子兵法》围绕“治兵、料人、固国”需要，强调国家要建立必要的军队，根据人员不同性质聚集成立不同的部队，并使之成为“军之练锐”，这样“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以武备需。吴起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深刻认识到文治与武备的辩证统一，实在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第二，积极进步的战争观念 对战争的认识决定对战争的态度。《吴子兵法》对战争的起因进行了概括，指出起兵有五：“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与之相应可将战争区分为五种性质：“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这是最早从理论上对战争的起源和战争的性质进行的探索，有其非常积极的意义。虽然吴起的划分和认识具有时代的局限，但在战国初期即有这样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同时，吴起还主张：“战胜易，守胜难。”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辩证观点，就是比取得战争胜利更困难的是长久保住胜利的成果，其辩证内涵在于阐述了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强调战争是巨大的消耗机器，过渡战争必须会严重削弱国力，即使取得战争胜利也失去了国家继续发展的基础。故吴起提出：“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最好的战争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胜胜利，当然“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的境界。所以，吴起强调：“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给后之为君来者以深刻的警醒。 第三，“以治为胜”的治军理念 《吴子兵法》主张：“兵以治为胜，不在众寡。”这是朴素的“兵贵精”思想的初探，也是唯物的胜战思想的本质要求。治军首先要做到“四轻、二重、一信”，即要创造利于作战的各种条件，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树立为君为将者的威信，为取得战争胜利奠定扎实基础。要打造“父子之兵”，强调“与之安，与之危”，主张出征作战前，要“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以示爱民之命也，这样治军，则会收到“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结果。强调“兵贵速不贵久”，提出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必须当机立断采取行动，否则就会遗误战机。强调：“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此外，吴起还着眼“生”与“死”的关系，提出：“必死则生，幸生则死。”的辩证逻辑，为治军确立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主张：“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强调教育训练的重要性。此外，《吴子兵法》围绕地理条件的利用和马匹的使用等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均蕴含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 第四，文武兼备的选将标准 《吴子》主张:“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强调良将之选必须是文武兼备之人。“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还必须慎重对待“理、备、果、戒、约”等五个方面，做到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要深刻领悟和把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四个关键问题的本质和要求，“乃可为将”。同时，为将者也必须在“威、德、仁、勇”等方面样样过硬，并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从指挥作战的角度看，为将者必须做到“威于声、威于色、威开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的目标。这样的将领，“得之国强，去之国弱”，是谓“良将”也。另外，《吴子兵法》依然以“将”为对象，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强调作战要分析敌军为将者的性格特点和才能情况，因敌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因情而制的作战原则 适应情势的发展变化相应调整策略以谋战争胜利，这是军事上辩证发展的唯物主义态度，是符合战争发展一般规律的。《吴子》提出：“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强调要保卫国家的安全，预先戒备最为重要。这是“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思想的继承。《吴子》以魏国周边六国为例，分析不同国家的特点以及战而胜之的策略，分析的很精彩，针对性很强，是战略谋划因敌制胜的典型样作。继而，《吴子》分析了敌人处于八种不利战场态势下，应“击之勿疑”；分析了敌人处于六种有利战场态势下，应“避之勿疑”，总之要做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吴子主张，因情而制的最高境界是“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强调：“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指出可抓住敌人的“危”机处有“敌人远来新至”等十三种之多，遇到此类情况，就要“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换句话说就是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快速打击，不要有任何迟疑。另外，《吴子》还针对不同战场环境、敌强我弱情势下，所应采取的作战方法进行了论述，尤其是对谷战、水战的论述操作性很强，对后世的借鉴意义很大。 第六、无功而励的心理战术 兵法常讲，赏不逾时、惩不迁列，强调建立奖惩制度，对有功之人及时奖，对有过之人迅速罚，以明纪正律、扬善激恶。但对无功又无过之人如何从做好激励工作却谈之甚少，或者目前考察没有兵书专门提到。《吴子》可以说在这一方面有更进一步的突破。《吴子》主张：“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做到这三点是为君为将者所赖以打胜仗的理想状态。然何能为此。鉴此，《吴子》强调“举有功者而进飨之”，又强调“无功而励之”，注重把无功者激励成“死贼”一般，“一人投命，足惧千夫”，更何况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乎。实战当中五万之众破秦五十万卒，皆励士之功也。“无功而励”讲求的是心理，激发士卒内心向功向胜的气，则所向披靡，无所不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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