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春，针对黎笋集团的倒行逆施，我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起了对越自卫还击战。在西线战场上与我军对垒的越军主要指挥官，是越南第二军区司令兼政委的武立上将。武立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在国外学习多年，是越军的创建者之一。武立曾先后担任过连、营、团、师及军区的主官，历经抗日、抗法、抗美及南北统一战争的历练。曾获胡志明勋章、一级军功勋章等多种荣誉称号，可谓“前程跃马带吴钩，一生征袍几十秋”。武立也是个地道的中国通。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曾经到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深造。由于是来自“同志加兄弟”国家的学员，所以无论是在学习上或生活上，都受到了中国方面的特别关照。因此，他对我军指挥员和战略战术都有着较为系统的了解。他甚至和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与之对垒的昆明军区前指的一些我军高级指挥员，曾经是朝夕相处的同窗师友。1979年対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之前，越军在中越边境一线普遍采用了“前轻后重，宽正面，浅纵深”的游击战式的防御部署，他们认为这样布局更有利于发挥越北地区的地理优势和越南“全民皆兵”的所谓人民战争经验。同时，他们通过相关渠道获得的情报显示，以及越南高层的分析判断，认为中国迫于来自北方苏军大兵压境的巨大压力，即使同越南开战，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只会派出非常有限的兵力，在边境一线搞点规模有限的“闪击式”行动。他们甚至一度评估，最坏的情况是，云南一线的中国军队，经过沿途擅长于游击战的越南民军、公安屯和地方部队大量消耗之后，最多也就有两、三个团能够深入越南境内二、三十公里左右。这时，他们再搬出自己的野战师来收拾局面，胜利也就是十拿九稳的事了。所以，驻守越北经济重镇柑塘的越军345师师长梅荣兰，曾一度狂妄自大地号称：中国军队面对越军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和精心布置的层层防线，经过沿途消耗之后，顶多能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能打到柑塘来。所以无需大惊小怪。确实，当年中国受到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北方的苏联。因此，当时的沈阳、北京、兰州、乌鲁木齐等军区，集中了主要精锐兵力，随时准备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在越南战场，我军能够投入的兵力规模并不算特别大。根据上述情报分析，武立在边境一线部署的大多是民军、公安屯、地方部队。他的作战构想是：根据自己手中掌握的兵力，采取地方部队和公安、民军在边境一线节节抵抗，逐步消耗中国军队。自己手中的主力步兵师除防守重点目标外，更多的是实施机动作战，以空间换时间，与中国军队进行周旋。当时，他辖区内的两个野战师，345师重点防守老街和柑塘，号称越军王牌师之一的316A师作为战略机动部队，主要部署在封土一带，随时待命出击。 越军资料照武立深知，柑塘磷矿是越北举足轻重、出口创汇的大型国企，直接关系到越南的经济命脉。而且柑塘既是越南北部工业重镇，也是越南通向河内的西线铁路起点，它扼守着红河水运通道，同时也是黄连山省通往河内的军事据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加之黎笋已经亲自发话，要确保柑塘不丢失一寸土地。所以，武立对柑塘的防守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此，他除调集越军345师重点防守外，还指派了万余地方武装，会同345师守卫柑塘及其磷矿的安全，并随时准备动用自己的拳头部队316A师增援柑塘。战前，武立还亲自听取了345师师长梅荣兰关于柑塘及其磷矿防卫布局的情况汇报。梅荣兰还信誓旦旦地向上司武立保证，柑塘及其磷矿万无一失。殊不知，柑塘战役打响仅仅一个多小时，我13军37、38师就突破了越军柑塘市区防线，像呼啸的海浪一般向柑塘核心区域碾压过来。梅荣兰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哀号着向军区前指呼救，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越军345师及其地方武装虽然经过层层防线的顽强抵抗，但终究敌不过我13军强大炮群的猛烈打击和我37、38师部队排山倒海的进攻。我13军部队愈战愈勇，经过昼夜激战，很快就完全占领了柑塘市区和磷矿。奉命前来增援的越军316A师，却在代乃地区遭到了13军39师的顽强阻击而无法前进一步。随后赶来的50军149师则在代乃及封土一带奋起围歼316A师，直打得这支越军的王牌部队丢盔弃甲、望风而逃。西线参战的我11军、13军（含配属的50军149师）、14军及云南省军区所属边防部队，在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和副司令员查玉昇的具体指挥下（杨得志司令员作了战前部署后，战时因病回京治疗），很快就突入越南纵深40余公里，攻占了老街和柑瑭2个市，以及孟康、沙巴、坝洒、封土和保胜5座县城，前出郭参、铺楼、外波河、黄连山口、封土地区，不但消灭了越方大量地方武装，而且几乎全歼了越军345师，打残了越军王牌部队316A师，从而把武立事前的战略战术构想击得粉碎。遵循北京正式下达的“无论战果如何，我军攻克高平和谅山等既定目标后不得恋战，即行撤回”的命令，西线我军攻克了老街、柑塘等既定目标后，即主动停止了进攻，并于3月6日逐步开始回撤。历时近一月的対越自卫还击战告一段落。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之后，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冲突并没有结束。侵柬越军主力开始回援，他们一边继续在中越边境进行挑衅，一边积极筹划，准备组织百万大军与北方的苏军遥相呼应，对中国进行全面大反攻。在2月17日至3月16日吃了我军大亏的越军第二军区司令武立，更是于心不甘，在他的直接指挥部署下，越军不断地对老山等地发动进攻。越南派兵侵占老山骑线要点，在他们非法侵占老山地区的这段时间里，武立依托老山复杂的地形，修筑了大量坑道、堑壕、掩体、藏兵洞，多道铁丝网、陷阱和防步兵壕。在越军的防御阵地内，配备了多种战斗火器，形成了直射、曲射、远射、近射、侧射、倒打相互交叉；上层、中层、下层、明火力、暗火力相互结合的密集火力网。构成了能打、能藏、能独立作战、能长期坚守的坚固野战防御阵地。老山战役之前，武立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中国军队攻上了老山，我这个司令就不当了。”在此期间，越军高层根据武立的计划和要求，继续从国内源源不断的调运物资，并从316A师、356师、1师、炮三师、炮18旅、特工团、坦克团、工兵团等单位调集了数万人的兵力至武立麾下，准备和我军在麻栗坡边境一线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决战。在黎笋集团授意之下，越军高层居然准备在全国动员上100万的武装力量，企图以武立统领的第二军区为前锋，从云南的老山、者阴山、法卡山等地入手，撕开入侵中国的口子，拉开全面反攻的序幕。武立又处在了与我军全面对抗的风口浪尖上了。然而，历时一个月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我国军队各自返回驻地休整补充。面对越军接踵而来的挑战，我云南前线一时还未集结足够的兵力应对。当时，我军在云南前线防御的只有3万余人的兵力。我军为了施放烟雾迷惑对方，争取时间集结部队，暗中调集了数百辆车前往云南前线，不分昼夜地发送大量的电讯信号。弄得越军一时云里雾里，摸不清我军的真实动向而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在边境上反复加固强化自己所筑的工事。待到1984年4月初，我军参战部队已经集结完毕，但没有急于发起大规模攻击。因为老山山势北陡南缓，不利于位于北侧的我军行动，于是先是组织炮兵猛烈地炮击越军阵地。前沿数以百计的火炮，成天将成百上千吨的炮弹，密密麻麻地倾泻到越军的阵地上，直炸得天昏地暗、土崩石飞，给越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越军以为中国军队是在作攻击前的炮火准备，于是猫在工事里，按常规等待我军炮击结束后再发起攻击行动。殊不知，昆明军区14军、11军等部大量火炮一打就是20多天，几乎把越军前线的工事悉数摧毁。从1984年4月28日开始，我军突然发起老山、者阴山作战，像潮水般地冲向越军阵地，打得越军丢盔弃甲、尸横遍野，武立精心策划多日的反攻计划再次功归于溃。我军一举收复老山、者阴山等地。经过数天激战，我军成功地守住了收复的阵地。这时，武立等越方将领才知道，自己被中国军队的通讯信号和炮火打击误导迷惑，暗中吃了“哑巴亏”。又一次吃了败仗的武立，在越军总长黎仲迅面前自责不已、羞愧难当，表示要兑现战前承诺，辞去第二军区司令职务。黎仲迅“宽宏大量”，不但没有过多责怪武立，反而对武立说：你就是没抓紧时机，如早点发动进攻，情况或许就不是这样了。黎仲迅的这番话，明白人都知道，他只是在宽慰吃了败仗的武立，好让他继续替黎笋集团卖命。因为战事当前，正是自己用人之时，岂能真的就罢免了武立呢！我军收复老山、者阴山后，越军不但没有吸取失败的教训，反而开启了两军在该地区大规模对抗的帷幕。越军把已经控制5年的老山等地丢失了，总是于心不甘，从1984年6月开始，对老山地区发动了大小共计六十余次的反攻，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之久。其中，武立等越军高层制定了一个“北光计划”。按此计划，武立于1984年7月12日组织部队向我老山地区发起师级规模的全线进攻，企图一举夺回老山。这次战役极为惨烈，双方从清晨一直打到夜晚。清扫战场时，越军尸横遍野。甚至连树杈上、水塘边、丛林间，断肢残臂随处可见。尸体的焦煳与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我军消耗炮弹3400多吨，越军仅留在我军阵地前沿的尸体就有上千具，其伤亡总数达到3700余人。我军炮兵共打了3400多吨炮弹，平均每个战士装填炮弹达13.1吨。越军的伤亡80%都是被我军火炮打的。越军由于伤亡过大，最终不得不撤退。此战之后，越军再也没有拿回过老山战线的主动权，直到中越双方最后走向和平。除了军事上屡屡出师不利、屡战皆败之外，越南高层全面大反攻的消息很快外泄，引起各方的连锁反应。当时，中欧、中美关系明显改善，国际上大量削弱了对越南的支持。而被越南视为最大靠山的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不但开始动荡，而且同时自身又陷入了阿富汗战争这一泥潭，已经无力再对中国造成军事上的实际威胁。越南自身则为长期战争所累，经济困难，民不聊生，最终全面大反攻的计划胎死腹中。1986年，阮文灵上位。阮文灵早年时，曾多次前往中国，为越南争取到了大批中国的无私援助。因此，他始终认为中国是越南发展的重要助力，把中国当作敌人，是黎笋集团的重大失误。阮文灵上台后，逐步着手促成中越关系正常化。1991年11月，越南杜梅访华，双方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关系实现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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