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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中庸与易简(上)

 如水138 2022-08-12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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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选自钱穆先生《晚学盲言》。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中国学术思想,儒家为正统。实则道家继起,即已融入儒家,而合成为一体。中庸易传两书,可为其代表。自汉以下,无不重此两书。中庸书中,提倡“中庸”一语。易系辞中,提倡“易简”一语。此两语,汉以下发生了大影响。先秦战国与汉以下之大不同处,正在此。本篇稍抒其义。

中国历史绵长五千年,而先秦战国为其主要一转折点。战国以前,乃为封建政治,中央为天下共尊。但天子外,尚有列国诸侯,各占一方,分疆而治,各自为政。秦汉以下,乃为郡县政治,举国统一,共尊中央一天子,不再有列国分封。此为中国五千年历史古今相异一大变。

专就西周论,自武王周公封建,下迄秦之统一,已历八百年。田氏篡齐乃一小变,然齐之为齐,则一线相承。下至战国,已拥有七十余城,疆境之广,传统之久,近代欧洲如英、法,尚难与比。其他如楚,传统亦历八百年。

秦亦然,纵谓其后起,亦当有五百年之久。燕亦由西周初封。韩、赵、魏由晋三分。专就其分后言,亦已各占有两百年以上。较之近代欧洲如德、如意,亦已过之。当前欧洲如何得获统一,诚一大难事。中国之能有秦汉一统局面,实值深入之探讨。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值注意者,即为中国人之重视贤人。远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圣君贤相踞高位,有盛德,而臻一世于治平,此不论。及世之衰,踞高位者不必有盛德,有盛德者不必踞高位,而当时中国人已知重德尤甚于重位。春秋之世,齐桓公、晋文公为并世诸侯所推尊,成其霸业。

霸者,伯也。如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称为西伯。齐桓、晋文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令诸侯,即以尊天子。举世尊之,乃尊其德,非尊其位。后世事态变,而议论亦变,乃轻齐桓晋文之霸。然在当时使无霸业,则天下将更乱。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赐。”则孔子亦尊霸可知。

霸业衰,上位更无贤德。郑乃一小国,子产为臣不为君,然而举世尊之。虽晋楚两强,亦无不尊子产。吴乃一蛮夷之邦,季札非大臣,周游列国,备受敬礼。此两人,即堪为当时中国人重德犹胜于重位一明证。其他类此者,全部左传中不胜其例,兹不详举。

子产、季札已近孔子世,而孔子之受人推敬,则尤远甚之。孔子祖先自宋避难迁鲁,已失其贵族地位。其父仕鲁,仅为一小军官。孔子早孤,沦为一平民。鲁乱,避之齐,无职无位,而得齐国君臣之礼敬。从后世人视之,孔子乃一大圣人,其到处受人推敬固宜。然在当时,孔子仅一平民,而齐国君臣礼之亦如郑子产与吴季札,其风可慕矣。

鲁任孔子为司寇,位居三家下,最为尊位。孔子辞位去鲁。在孔子意,亦只是重德更重于位。恋位损德,孔子不为。其至卫,卫灵公即以孔子在鲁之禄奉孔子,是灵公亦知重孔子。此下周游列国,其所遇皆如是。今人只谓孔子所如不合,不得意而返鲁,而忽视列国对孔子之尊礼。

此乃后世国人更进步,乃以孔子不见大用责诸国。不知当时诸国对孔子之敬礼重视,已为难得。孔子返鲁,鲁国君卿敬礼如故,此尤难能。后代国人,对鲁国君臣只加责备,不加赞许。试观欧洲及其他各民族史,固无如孔子之大圣,而当时我国人之尊贤重士同亦无之。

墨子继孔子而起,其社会地位更低,然其受并世尊礼,则或更甚。继之又有孟子,后世尊之为亚圣。所如不合,然其出游,以邹地一贫民,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其声气有如此。其见齐宣王、梁惠王,齐、梁皆当时最大强国,孟子皆备受尊礼。庄周乃宋一漆园吏。

宋小国,漆园吏乃卑职,庄周赖以为生,隐居自傲。楚国聘以为相,庄周拒之。楚亦当时一大强国,国人习熟此故事,不以为怪,乃谓中国为一封建社会。则此封建社会四字,究当作何解释?

尤如齐,首都临淄稷门之下,广建高第大厦,延揽各国学者,尊之为稷下先生,奉以厚禄,使得自集门徒,论学传道,著书立说,自为宣扬。政府不烦以政事,而许其批评议论,以备斟酌。当时稷下先生几达七十人之多,以孔子仅一平民,亦门徒七十人,齐国乃当代一强国,故亦养贤七十以为比。

东方学人少去秦,但秦国亦知尊贤。商鞅后有范睢,乃魏一逃亡客,秦昭王长跪问政。其时秦亦已成一大强国,乃竟以一国王之尊,而敬礼一外国逃犯有如此。范睢终相秦,建大功。复有东方游士蔡泽,劝之退。范睢乃荐蔡泽继相。然东方学人终卑视范蔡,为其未能阐宏大道,不得与东方学人相比。

而秦国之尊贤下士,奉其国于异国游士之手,东方学人亦不特加重视,仍以夷狄视之,谓其不得与东方诸夏相类比。秦军围赵都邯郸,赵欲尊秦为西帝,与齐东帝同尊。鲁仲连反对,谓秦果为帝,则仲连唯有赴东海以死。当时秦兵之强,举世莫敌。赵国亡在旦夕。

鲁仲连一匹夫并不代表某一国,在危城中,发此高论,而赵国帝秦之议,终以暂止。魏信陵君来救,赵围遂解。信陵君之来救,主要得力于其门客侯嬴,乃一大梁守门人,与鲁仲连同是当时一卑贱平民,而在国际战争大动荡之际,发生此等大影响,试读并世各国史,上下古今,亦有其例否?

可见当时之中国人,不重政治地位,而重私人品德。不仅社会如此,即踞高位,为君为相为将者,亦同有此等观念。时风众势,乃以成此局面。此诚中国历史文化一特征。

然即如鲁仲连侯嬴,在当时地位,亦尚远在诸子百家讲学传道著书立说为一代大师者之下。要之,当时中国人尊贤尤胜于尊位,重道尤胜于重政。一言有道,相与尊之。试读一部战国策,类此故事层出不穷,亦不胜缕举。又如吕不韦,乃东方一大商人,竟为秦相。时秦已居战国列强之首位,而终受东方各国之鄙视,以其尚功利不尚贤。

吕不韦乃一变其风,广招东方学人,集撰吕氏春秋一书。可知不韦同时亦一学者,深体当时尊贤不尊位重道不重政之共同风气,其书乃广罗当时百家异说,会通归合,求定于一是。其书行,则不韦己身之政治地位亦从而定。

其果有意为天下之共主,抑仅求秦之统一天下而己为之相,不为周武王,而为周公?其内心隐私不深论,而其抱有一种政治野心,则昭然矣。其书成,悬之咸阳国门,人能改其一字,可得千金重赏。则不韦仍不敢以国相高位自尊,而仍有尊贤之意可知。

秦始皇帝亦游东方,熟知当时风气。吕不韦得罪,乃为一种政治斗争。始皇帝既灭六国,李斯为相。李斯乃楚国一下吏,从学于荀卿。蒙恬为将,乃齐人。始皇帝长子扶苏,则从在蒙恬军中。扶苏亦从师治儒学。秦之宗族则不再封建。又效法齐之稷下先生制,凡为一家之学者,尽得为博士官,不治而议论。

并得各招门徒,自相传授。始皇帝之意,从此天下仅一天子居上位,不再有列国诸侯,而所重唯贤唯学唯道,更无政治权位之争,故自尊为始皇帝。自此二世三世,以至万世。非重子孙权位,乃在永世太平。不意当时博士中,乃加反对,谓自古非封建则不足以长保天子之权位。

主此议者乃属儒家,但实不明大义,不通世变。秦之改封建为郡县,使此下中国永趋于一统,乃中国历史上唯一主要大进步。而秦始皇帝不亲与争辨,下其议于丞相,此亦未可厚非。李斯之为人为学,及此下焚书案,不在此详论。秦虽短短二十余年而亡,下起汉之一统,终为中国历史一大转折点。

则秦始皇帝之是非功罪,亦宜非一言可定矣。就今世界论,科学发达,商业交通,天下已如一家,而欲求世界之统一,则不仅远无其望,即求欧洲之统一,能合成一大国,亦渺非其时。将来之世界,恐终不能如中国之战国时代,有其统一之望。而仍为一斗争杀伐之世界,此诚大堪忧伤矣。

中国既归统一,则此下之中国人,自当与尧、舜、禹、汤、文、武乃及春秋战国时代之中国人有所不同,此亦易知。其大变异所在,则中庸与易简之两端,实为其最显明者。今始约略申之。

何谓中庸。中字易知,庸字难解,但绝非安于庸俗之谓。

中庸言:“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之谓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方其未发,有此喜怒哀乐之情,无此喜怒哀乐之别,则中亦一和。及其发而中节,则仍亦一和。是则中和二字,更重在和。和之一字,可以尽中庸之德矣。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

唯贵本于中以求和,故大群之和乃皆本于小己之中。即天地位,万物育,亦位育于此中。庄子所谓“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矣。中庸又言:“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则中庸非不言强,唯贵其中和,无过不及,不走极端,不趋分裂。

又曰:“衣锦尚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是中庸之道亦非不主表现,但求表现于暗微淡简中。此皆中庸之要旨。

战国之际,列强纷争。秦汉以下,全国统一。时不同,斯道亦不同。广土众民,大群相处,而求长治久安则最要在能和。亦贵有一中庸之社会。而人物师表,亦归于此。此正中国历史一大进步。姑举数例。贾谊乃一不世出之奇才,汉文帝能加赏识,君臣际遇难得。绛灌之徒,满朝大臣,皆从高祖戎马间得天下,不欲贾生以一青年平安中骤膺重任,凌驾其上。

此情亦平庸所有。文帝委曲隐忍,出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贾谊之陈政事疏,自谓乃痛哭流涕长太息之言。其所言非不诚,亦非不明。及其居长沙,乃自比屈原,终亦隐忍委曲以安其位。

及文帝再召见,赞赏更有加,而终又出之为梁少王太傅。贾生亦仍隐忍委曲安之。及梁少王出猎,坠马身死,贾生深感未尽为师傅之责,忧伤以夭。此诚一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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