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的伯父

     伯父出生于武汉，爷爷给他取名“关城”，就说那一年武汉关城门，抵御军阀进入。

     他活到2022年，恰好有96岁。可是他于2004年6月16日去世了，享年78岁，一排儿女、侄子给他送了终。

     日本人侵占武汉后，爷爷带着他和我的父亲回到家乡种田，伯父11岁，给叔叔家放牛，混一碗饭吃。长到18岁，京广铁路招养路工人，伯父去了，一去就是一辈子。

     伯父是1950年成家的，大妈只有17岁，两老之间相差7岁。她嫁到邓家碰上了分田地，大妈不会干农活，当过生产队出纳员。1954年发洪水，爷爷和我的母亲把房子打个土院子，用水车车水，防止房子倒塌。爷爷累病了，无钱治疗，那一年不幸去世，年纪不足60岁。后来我的父母赶紧成家，两弟兄分家，母亲说：“我分家时只有一口半边锅做饭”。我的母亲过了两年当了妈妈，大妈迟一年当的妈妈。

     伯父喜欢男孩，竟提出把我过继给他，1960年还给我办理了铁路部门的医疗证。之后我发现那个本本的，上面的图片就是我的第一张图片，有4岁。

     大妈念过书，做了媳妇之后，主要任务是抚养孩子。她从1957年到1970年，共生下5男一女，完全靠伯父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个个孩子读过高中，最大的1978年秋接班当了铁路工人，还上了铁路职工大学，当了一名技术员。最小的参军退役到铁路部门当了一名警察，娶了一位教师，培养了一位研究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工人不比农民强。我们湾子里有两个叔叔青年时是铁路工人，到三年自然灾害到来，自动辞职，回家当农民。他们对我说“当年我的工资买不到一担萝卜，养不活几口人。”1962年以后，铁路工人地位很高，收入也不错。在我记忆里，伯父的工资起码抵挡3个农民的收入。他年轻时掏出300元买了邻居的一间土屋，1964年掏钱给祖母打了一副木质棺材。1966年祖母去世，费用几乎是伯父家出的。

      我们两家共住5间土屋，其中4间是土改分的地主家的房子。每年除夕，我们两家在一起吃团年饭，伯父给压岁钱就是几枚硬币，我们欢天喜地。大伯每周末回家一次，家里挑水、加米的重活是我的父亲去做的，到堂妹堂弟可以抬水时，父亲才没做他家的事。

     伯父常把自己的工作服给父亲穿，弟兄之间亲密无间。伯父没有念过书，但干活有力气，肯吃苦，在他眼里瞧不起不会做事的人。他的家口大，自己一生很节俭，吃饭掉下一粒饭，他必须捡起来塞进嘴里，生怕浪费。

     1968年伯父调到应山县孝子店车站工作，把全家人带到那里生活了两年，第四个堂弟出生于那个车站，我暑假跟着伯父去玩了一次，知道鸡公山的模样。

     1972年改做了土屋，两家人再没有一起吃团年饭。

      伯父是52岁退休的，单位允许一个成年孩子接班。那一年堂妹在大队小学教书，大堂弟高中毕业，办了接班手续，姑娘不服气，与伯父大吵了一次。伯父说：“我辛辛苦苦找到的一项工作，不会给姑娘的，我有五个儿子，担子很重。”

      伯父退休赶上了分田到户，伯父是会种田的，又带着一家人种好5亩田，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1981年秋，生产队拍卖仓库，伯父抓住这个机会，一次拿出存款2000元买下3间仓库。我教书一年，也只能拿500元的工资，大伯买房子的钱相当于我6年的工资收入。伯父拿了26年的退休费，帮儿子成家、盖房子，立下汗马功劳。

     五个儿媳是大伯亲手操办，娶到家里的，花了不少钱。大伯为了一个家奔波一辈子，呕心沥血，吃了不少苦，儿女们是不会忘记的。大妈脾气好，身体没任何毛病，一生没有经济压力，活到90岁还能自食其力，照顾自己。在单位的两个儿子，每年给母亲一笔生活费，铁路部门还要发一笔家属生活费。家属补助这项福利是2015年秋取消的，大妈没有受影响。

     伯父家有孙子孙女一大排，大学毕业的后孙有一排，真是财气人气两旺。他们比父母的童年不知幸福到了哪里？

     新中国给伯父家带来了福音。有人说“地主的房子是一块福地，你们家有好运，得力于这块风水宝地。”

     工农一家亲，弟兄如手足。我想起伯父在世的日子，就想起伯父一生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一生不图自己吃喝，为儿女们操碎了心。这是现代父母很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