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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的影响并不会因朝代更迭而骤然消失，相反，它始终深刻影响着宋人诗学。唐、宋诗学的更迭与转换是宋诗学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唐宋诗之争实际在北宋时期即已开始，只是它不像后世那样会急剧发生或决裂，而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对于唐诗与宋诗，应该说，宋诗不过是片面地发展了唐诗中平淡与理性的部分，并将其发展到极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至于足以与自己的“母体”——唐诗相提并论，因此唐宋诗并无优劣之分，而是各具千秋，北宋诗学就鲜明地记录着这一历史进程。 宋初，诗学自然地延续着唐末五代以来的流风余韵，没有大的突破，人们对唐诗不断顶礼膜拜，表现出开放的、全盘接受的态势，即使现在一般文学史中不太提及的项斯、张谓、吕温等人，也都在接受之列。然而在北宋中期复古思潮到来之际，宋人精神气度的变化使他们在对唐诗的接受上具备了鲜明的选择意识，他们尤其热衷于讨论唐诗中与“平淡”“穷愁”相关的诗人诗作，以及豪健诗风和诗句之“工”等艺术问题；同时，伴随着宋人诗学和“自成一家”诗学思潮的发展，宋人开始对自己时代的诗歌有了自信，并初步表现出与唐诗比肩的意识，“不减唐人”“深入唐人诗格”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诗学批评中，这是宋初以来宋人接受唐诗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同时，这一时期他们也偶尔会发出对唐诗的批评和指摘之声。但总的来说，北宋中期仍以崇尚和接受唐诗为主。而到了北宋后期，宋人超越唐诗的意识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并全面呈现出来。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随着儒学的发展，宋人思想更趋于正统，唐诗的典范地位则因此大打折扣，李白诗因“不识理”而受到批评，杜诗的忠义虽受到人们的普遍推重，但其“穷愁”及“动成法言”则被指摘。与李白的境遇相似，在宋人以“理”为标准的诗学背景下，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刘禹锡、柳宗元等一大批唐代诗人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宋人强大的思想“优势”使他们最终在“思想性”方面俯视唐诗。第二，在艺术批评上，宋人诗学日臻成熟，他们已能够用批判、辩证的眼光打量唐诗，在对唐诗表示赞赏和接受的同时，也全面指出了唐诗艺术上存在的“不足”，如批评韦应物“似村寺高僧，奈时有野态”，批评柳宗元“似入武库，但觉森严”，批评白居易“如苏小虽美，终带风尘”，批判李贺诗歌过于工巧等。第三，宋人恢复古道的夙愿与“乐道”情怀使他们跨越了唐人唐诗，进而去追踪比唐人更为久远的“古人”，并最终选取了平和淡泊、不与世竞的陶渊明作为诗学典范，由此，唐诗已落第二义。第四，随着宋诗学的建立，宋人自己的诗学典范出现了，苏轼、黄庭坚、王安石成为人们讨论的三个焦点，在宋人看来，苏、黄、王的创作成就已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唐诗，他们部分地取代了唐人在诗学中的典范地位，这标志着在宋人诗学中“宋人”与“古人”并立的局面开始出现，而唐、宋诗学的更迭与转换在这种诗学态势下得以完成。 北宋是宋诗及宋诗学产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唐人之后宋人必然面临诗学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自成一家”就是这种思考的突出表征，而宋人的儒学涵养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它催生了宋人独特的诗学意识和诗学风貌，主要表现为与古道相应的淡泊乐易之趣，这是宋诗及宋诗学的特色所在，也是宋诗学“超越”（在宋人看来是超越的）唐人唐诗的关键所在，正是在“道”的高度上，北宋诗学完整地展现出宋诗脱胎于唐诗，又逐步走出唐诗笼罩范围，进而“超越”唐诗的历史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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