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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作者记录了俞平伯大概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90年逝世前这段期间的经历。本书由王伯祥之子王湜华先生所写，王伯祥与俞平伯相识于抗日战争之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王伯祥举家迁居北京后二人又成为同事，又因两家距离甚进而交往甚密。王湜华以长达数十年时间的交往所感讲述俞平伯的晚年生活，描绘传主的生活细节，如遭到不公正待遇后对待生活的态度、晚年后妻子过世后的悲痛以及后半生红楼梦研究的态度等。 作者简介王湜华，字正甫，号音谷，江苏吴县人。1935年10月生于上海，1958年北京大学毕业。1995年退休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著《贞观胜慨》、《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元太祖帖木真元世祖忽必烈传奇》、《俞平伯的后半生》、《弓弦殉情：努尔哈赤后妃传奇》、《无冕之王：皇太极后妃传奇》、《红学才子俞平伯》、《李叔同的后半生：弘一法师》、《音谷谈往录》、《王伯祥传》等；校点整理古籍若干部；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红学类文章、论文十数篇。喜爱书法篆刻，亦善作旧体诗联等。 “我们必须战斗” 俞平伯的后半生 作者：王湜华 著 “我们必须战斗”12月8日的会上，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三人作总结性发言，宣布了对《文艺报》改组编辑机构、端正编辑方针、改进领导工作等六项决议。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文学研究所隶属于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还没有分设出来。他的发言题为“三点建议”，这三点的内容是：第一，我们应该坚决地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第二，我们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第三，我们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其次才是开展自由讨论，而最后又落实到扶植新生力量上。 茅盾当时是文化部部长，是在中宣部领导下具体抓文化建设工作的。茅盾则认为，文联和作协召开联席会议批评俞平伯的错误观点，“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树立了健全的自由讨论的风气，作了良好的开端”。他还呼吁“大家步伐一致地走进这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并且在斗争中锻炼出'新我’来”。所以他的发言初发表时，标题就是“良好的开端”。 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他的发言自然是总结中的总结，一切都该以他的总结来定调子。他发言的题目就与茅盾的差异至大，是“我们必须战斗”。他指出“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一个代表者”，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卖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方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因此，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他肯定“李希凡、蓝翎两同志对俞平伯的生气勃勃的、战斗的批评，在反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中起了先锋的作用”，号召大家“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战斗”。 在这样“必须战斗”的形势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运动，当然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在文联与作协的带动下，全国各大学的文科专业，以及各条社会科学战线、宣传部门方面等，纷纷座谈、讨论、写文章，批判“胡适派'新红学’”，中央和各地报刊连续发表的批判文章，一时如雨后春笋，几乎难以精确统计，数量之多十分惊人。因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指令，发自中宣部副部长之口，同时对李希凡、蓝翎称“两同志”，而对俞平伯则一开始称先生，到了与“两同志”并提时，竟连“先生”字样也没有了。这样的架势，虽有时也还说批的是思想，而实际上早已越出了意识形态的范畴。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引导广大人民学习掌握马列主义与唯物辩证法观点与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但把学术领域里的两种观点和两种思想的争论，搞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就是很不恰当的。举的大旗是批胡适，而他本人又逍遥在大洋彼岸，不能把他揪回来批斗，结果就把俞平伯当成了活靶子。这一精神压力，换一个人，恐怕还真承受不了。像俞平伯这样一位中国传统爱国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前就渴望着光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全心全意想为建设事业添砖添瓦，愿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代表，却在新中国成立刚刚五年之际，遭受了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对他这年过半百，怀抱着一团爱国热情的人来说，也实在太冤枉了。 这场运动不顾学术研究之特殊性，把政治斗争与学术观点混为一谈，结果就造成以政治观点取代学术研究的不良后果。在向“反动学术权威”开火的号召下，群众自然大力响应，一时之大轰大嗡，真有如火如荼之势。但该批的真正错误究竟何在？怎么它就错了？不少批判的人，甚至写批判文章的人，是没有真正搞清楚的。 再说这“自叙传”说，又究竟错在哪里？要是曹雪芹是贾府的焦大，试问，他能写出《红楼梦》来吗？“自叙传”说自有其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一面，却非要逼俞平伯承认是错了，错透了。这又怎么能令人心悦诚服呢？非要照那“要写好一个典型的皮匠，就必须熟悉二十个皮匠”的模式，才能进行文艺创作，才可能塑造好典型吗？曹雪芹要是没有亲历曹府的荣华兴盛、元妃省亲等大王府大权贵家庭的那种铺张奢华的场面，能写得如此栩栩如生吗？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自然主义，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同样因为不加具体分析，把其中包含的不容批驳的“合理内核”也一同批判，或抛弃，这样势必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 说实在，俞平伯的一系列著作，确确实实没有对现实的任何影射、不满或比附，他对新中国的诞生是如此的欣慰，在五星红旗下，能与工农兵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有多么的兴奋与自豪！他的著作与资产阶级的反抗社会主义的活动没有任何联系，而在当时他被那些自奉为“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战斗批评文章指责为“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是“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等，不一而足。这些都纯属无限上纲，耸人听闻。 俞平伯的政治立场，又怎么能与胡适画等号呢？俞平伯坚决拥护新中国，不但留在北平没离开大陆，还一直在热切地盼望早日解放；而胡适却逃往美国定居。再说他俩的学术观点，也同样是不能画等号的，即以“自叙传”说而言，俞平伯早在《红楼梦辨》中就说过：“要知雪芹此书虽记实事，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是有的。”这与胡适的“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曹家“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就已有所不同了。俞平伯在1925年又写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文中首先说该修正的地方很多，而“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么呢？我说，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比此更早，在1924年他还发表过《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等文章，内容恕不多引。总之他是善于发现自己错误，并勇于改正错误的。1940年为赵肖肖编的《红楼梦讨论集》所写《序》中又说过：“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则为“自叙传”说之不确切不全面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到新中国成立后，俞平伯在修改《红楼梦辨》，更名为《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时，更进了一步，把那个“把曹雪芹的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的《红楼梦年表》干脆彻底删去，正可有力地证明俞平伯与胡适对“自叙传”说认识之不同。俞平伯早已有所认识，认识又明显地逐步在提高，对错误与不足之摆脱也越来越多。如果再要摆脱下去，则连其合理内核也要给“摆脱”了，那岂不滑到了另一极端的错误中去了！ 俞平伯在《红楼梦底风格》一篇中，更是明确地把原来“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这句话给删去了。应该说，俞平伯的进步，不断自我修正错误，早已与胡适有了本质的不同了，而当时的批判，一定要“我们必须战斗”即完全不顾事实，完全抹杀了他的进步，愣要把他与胡适等同起来，说他是胡适反动思想的一个代表者，岂不太冤枉了吗！ 我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来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肇建，绝大多数都是欢欣鼓舞的，还应该承认，他们都对共和国的建设出过大力，而俞平伯实在称得上是广大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在当时，这一点不但不予肯定，可以说是被抹杀了。当时的调子是“我们必须战斗”，如此，一场批判错误思想的运动，又怎么能不搞成政治斗争。 再说这场政治运动的实际效果。 它推动了年轻一代对《红楼梦》一书全面的多方位的研究，造就了一大批新生的红学家。如果没有这场政治斗争，红学还不至于被炒得那么热。此功诚不可没。要不是这样如火如荼地批判“新红学派”，一时“新红学”几乎成了“反动”的代名词，俞平伯的名字也几乎成了“谬误”的总代理人。那个阶段，俞平伯有时还被称为“先生”，而“先生”一词早已带上讽刺意味，至于“同志”这一称呼，则不再与“俞平伯”三字联在一起。当时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正忙于社会主义建设，忙于制定与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张而不弛地加班加点，恐怕根本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来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更多的年轻一代，也许连“红楼梦”三字都会觉得很生疏。在这一基础上，红学的研究，确实被政治运动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然而，《红楼梦》被深入研究下去，实际上根本无法避开曹氏家族与小说中贾府人物间千丝万缕、形式各样的联系，也就是说，“自叙传”说的合理内核是谁也无法彻底抛弃的。虽然后来人并不挨批，但是俞平伯却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摆脱不了那个与胡适之间的“等号”。 其实胡适的弟子，乃至与胡适介于师友之间，而在学术上极有成就的人，留在大陆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大有人在。他们都很“不幸”，却还没有资格与胡适来“齐名”，但这“齐名”的“荣耀”被俞平伯一人独占了。 在此还必须说一说的是：俞平伯无论在《红楼梦辨》中也好，还是在《红楼梦研究》中也好，正文开篇的头一个小标题都是《论续书底不可能》，他的基本观点是，换了一个作者来续补原作，续得跟原作完全吻合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续好，高鹗的续书，与曹雪芹的原著相比，差得实在太远。但俞平伯却没有把高鹗一棍子打死，从不彻底否定高鹗。俞平伯承认高鹗续书与前八十回原作一并流传的现实，只是对高鹗之续书十分不满意。这不满意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个普通读者，读了《红楼梦》后四十回之后，也会从文风、内容、水平等各方面体会到大大不如前八十回。然而俞平伯只是提出警告：此路不通。免得来者再在此路上枉费心力。这些观点至今看来也仍是正确的、有益的、客观的。而有些人却借了探佚学的光，在时隔两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想要重新另起炉灶，彻底抛开高续来另续书，这实在是无益与辞费到了极点。试问，离曹雪芹的时代至近的高鹗，他去续书时还尽了最大努力，去修补残稿，认真细致地下了一番大功夫，尚且续得令世人不太满意。而时隔两百多年的今天，虽然探佚学方面是有了新材料、新发展、新突破，而当代人又怎么能续书续得与乾隆时代的原著天衣无缝呢？！ 然而，在批判俞平伯之后，有人竟在这方面，倒真的向错误无谓方向滑得更远更远了，这岂不可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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