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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提出“用笔千古不易”，是历来书家必参之公案。我们前文谈到，宋高宗所倡导“五体通变”谨守“笔法核心”的书学见解，是赵孟頫此理论之渊源。同时，这期间150年左右的时间，宋末元初书坛的真实现状，又是赵氏宏观视界所及，并深恶痛绝猛烈批评的不堪现实—— 宋朝苏轼、米芾、黄庭坚三家突破唐人字作正局之法，强调意造和变形，掀起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后世称为“尚意”书风。有宋一代，各路书家多在苏、米、黄三家点画中讨生活。 据统计，学米字的有蔡卞、曾纡（昨日已刊《过访帖》）、米友仁、吴琚、王庭筠等人。学苏字的有苏辙、王巩、汪藻、李纲、苏过、范淳、张征等人。 宋高宗就曾经身体力行学过黄字，而且学得神形兼备、惟妙惟肖。马宗霍《书林记事》中提道：高宗“初作黄山谷字，故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南宫字，故天下翕然学米字。”帝王对于书法家的偏好，从积极方面说有推动书法普及的作用，但同时限定了一种模式，消极影响很大。高宗从师法徽宗直接转向黄庭坚，自此“始为黄庭坚书，今《戒石铭》之类是也。”老臣郑亿年悄悄禀报高宗，说伪齐傀儡皇帝刘豫也在学黄庭坚字，他担心今后可能会与御笔“相乱”，高宗“遂改米芾字，皆夺其真”。
南宋一百五十余年，可以称述的书家或多或少受苏、米、黄三家的影响，想跳出这个圈子而卓然名家的一个也没有，普遍的水平因为规规矩矩的模仿而显得拘谨呆板。三家掀起的“革新”书风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模仿剽拟，了无神采，另一方面变本 加厉，怪力乱神。宋高宗本人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翰墨志》中指出：“然喜效其(米芾)法者，不过得外貌，高步阔视，气韵轩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姜夔在《续书谱》中感叹道：“近代山谷老人，自谓得长沙三昧，草书之法，至是又一变矣。流至于今，不可复观。”朱熹在《晦庵论书》中严厉批评：“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以上引用的三段材料，都真实地反映了南宋书坛的状况。宋高宗和姜夔讨论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也就是学米、学黄者“不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只是机械地模仿，学了个大概，并未学到其神髓，所以“流至于今，不可复观”。而朱夫子则更加不客气，批评黄、米“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学他们的这些后辈只会变本加厉，又能高明到哪里去呢？他们三位分别提到了“六朝妙处”“草书之法”“汉魏之楷法”，此三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吗？他们和赵孟頫推崇的“书法复古”又有什么关系？赵孟頫敏锐地发现了宋末元初书坛存在的问题，在给朋友王子庆的信中写道：自渡南后，士大夫悉能书，纵复不至神妙，去今何啻万万。盖少小握笔，便得曲肖神情。今人童幼学书，为师者皆恶书之人，以及省事，稍欲学古，俗气以渐入， 恶体不可复洗，岂不可叹也哉。深刻地批判了“俗气渐入，恶体不可复洗”的怪象，这是他提出“书法复古”，提出“用笔千古不易”的历史背景。宋代至元初的书家斤斤计较于苏、黄、米三家点画，不推求古人法之所来(用笔)，这正是笔法不传的根源所在，也是赵孟頫“书法复古”和“用笔千古不易”立论竖起的靶子。附注：当今书法圈，流传一篇广为传播的文章《学苏东坡的这些人，个个都成了书法高手》。今人信口狂夸，却不知恰恰是赵孟頫所鄙夷之处。学习书法，不怕不知不懂，却最怕被这些只为获取流量的无知自媒体所误。大家要慎之又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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