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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18日，毛泽东与8000余名红军指战员抵达了甘肃陇南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
一年前的10月10日，这支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时，人数约8.6万。这支红军有个响亮的名字：中央红军（包括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而现在，经过整编后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刚刚经历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危机，单独北上后夺取了天险腊子口，然后顺势占领了哈达铺。在这个民风淳朴，物资丰富的甘南小镇，历经艰辛的红军战士终于得到了充分的休整。毛泽东的心情也不错，他让侦察连长梁兴初去给他找点“精神食粮”。梁兴初化妆成一名国民党中校军官，抓到了一个国民党少校，并从他那里弄到了不少报纸杂志。红四团团长耿飚在住所的墙上发现了一张《大公报》，于是给了房东一块大洋，小心地将报纸掲下来一并交给了梁兴初。 
正是在这一份份“过期”的《大公报》上，毛泽东了解到了陕北红军的情况。7月23日《大公报》：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7月29日《大公报》：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8月1日《大公报》上的一句话，更让毛泽东心里一亮：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这份亲国民党的《大公报》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电台并不是当时红军各部人马的“标配”，一个多月前的过期新闻，到毛泽东手里竟成了重要“军情”。其实，就在毛泽东做这个决定的前几天，9月15日，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经抵达了陕北。只不过，过期报纸无法将这个消息“通知”毛泽东。还有一件事情毛泽东也不知道，他在《大公报》上看到的，出现在陕南的“徐海东一股”，其实也和这“神奇的”《大公报》有关。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途经西安以南的终南山，捉住了当地的一个国民党区长。副军长徐海东在这名区长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有一则新闻说：红军的两支主力已在毛儿盖附近会合，并开始通过松潘。
这两支红军主力便是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和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他们于6月中旬在懋功会师，然后在毛儿盖一带休整，而即将北上通过的松潘，就是著名的“爬雪山过草地”中的松潘大草地。徐海东拿着这张报纸，和政委吴焕先一起跑到了躺在担架上的军长程子华那里，程子华看过报纸后想了一会说：“很有可能。”就这样，红二十五军也把长征目的地确定在了陕北苏区，而他们的第一步行动，是西进甘南，准备在那里牵制国民党军，为北上的红军主力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两支红军都不知道对方的具体情况和位置，大部分的信息来源，就是那几份过期的《大公报》。红军万里长征，一共有四支部队。红二十五军，是其中规模最小，也是最特殊的一支。
有人称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小长征”，因为他是唯一一支没有从川西“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部队，而是走了一条最独特的线路：从中原腹地直插入陕。“小长征”的部队规模最小，其他三支部队都是“方面军”，下辖几个军团，而红二十五军只有一个军，从鄂豫皖苏区出发时人数不足3000。“小长征”的线路也最短，走了不到一万里，但并不意味着这条路就“好走”。部队损失最严重的时候只剩下1000多人，副军长徐海东在战斗中头部中弹，政委吴焕先不幸牺牲。但就是这样一支小部队，却成为了四支长征部队中，唯一一支完成长征后人数变多的部队。不仅如此，这支部队还很“富有”。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亲自代表陕甘支队向徐海东借钱，徐海东一下就拿出了5000大洋，自己只留下了2000多。
这件事让毛泽东一直都念念不忘，他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红二十五军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也和“小”有关，那就是“年龄小”。这是一支被《共产国际》刊物称为“儿童军”的部队，“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队伍中最有战斗力的少年都在十六七岁，还有不少十二三岁甚至七八岁的儿童。带领他们的是三位“老大哥”：34岁的徐海东、29岁的程子华和27岁的吴焕先。1932年夏，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了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实施了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寡不敌众，于这一年10月撤出了鄂豫皖苏区，向川陕地区转移。
有几支部队（共约两万人）被留了下来，任务是掩护主力红军的突围。1932年11月，在掩护任务中被打散的各路部队聚集在一起，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军长为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总人数约7000。1933年5至9月，在张国焘和临时中央局的错误政策下，红二十五军连遭重创，兵力下降到约3000人。面对严峻的局势，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决定派人去上海寻找共产党中央。这名特派员叫成仿吾，是后来新中国的著名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成仿吾在上海没有找到中共中央，但从鲁迅那里获知了党中央已迁往瑞金的中央苏区。
成仿吾抵达瑞金后，向中央汇报了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当时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也非常紧张，但还是决定派一名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师长去红二十五军工作。这名师长就是程子华。周恩来交代了程子华一项重要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到更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程子华抵达鄂豫皖苏区，已是1934年的9月份，又过了两个月，才终于对接上了红二十五军。周恩来的重要指示，给困境中的红二十五军带来了新的希望。1934年11月16日，“小长征”开始了，据徐海东的回忆，当时的人数是2987人。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的东南角出发，进入湖北后又重回河南，然后一路向西进至陕西，并在鄂豫陕边界创建了新的苏区。不久后，红二十五军离开了鄂豫陕苏区，继续西进至甘肃，最后北上抵达陕北苏区。
这条线路的最特别之处，在于红二十五军没有从陕南直入陕北，而是向西绕了一个大圈子。这就是本文开头讲的，这支部队主动承担了在甘南牵制敌人，迎接主力红军北上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红二十五军没有掩饰自己的行踪，而在他们周围聚集的国民党军变得越来越多。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8月3日入甘，但一直等不到中央红军的出现。他们不知道，此时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正在因为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而陷入僵局，毛泽东北上的日期是9月10日。8月17日，红二十五军北上至兴隆镇后，开始东进，因为这里有西安至兰州的公路，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的必经之路。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在泾川附近南渡汭河，遭遇罕见暴雨引发的山洪，部队被汭河分割成了两部分，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牺牲。8月底，红二十五军放弃了在西兰公路等待主力红军的计划，北上寻找陕北红军。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了陕西延川，并在这里和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9月18日，三支部队合编成了第十五军团，兵力7000余人，其中有一半来自红二十五军。共产党部队和国民党军的一个重要区别，即在于“官兵一体”这四个字。
不理解这四个字，就无法解答“为什么缺衣少食的儿童军有如此惊人的战斗力？”这个问题。徐海东在新中国十大大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粟裕。因为伤病，他“缺席”了解放战争，所以，在更关注著名战役的后世大众心目中，徐海东的名气并不大。其实徐海东和粟裕很像，都是那种敢于“黑虎掏心”的智勇战将。红军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大名鼎鼎”，是因为蒋介石对徐海东的悬赏是10万大洋。“神秘”，大概是因为有太多国民党将领在徐海东手下吃过亏，但不明白自己输在哪里。
突然军号就响了，“不要命”的娃娃们竟然开始反冲锋，从一个出其不意的角度直插敌阵。徐海东打仗向来是自己冲锋在前，打了10年负伤9次，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在“小长征”开始后不久，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下面射入，再从颈后穿出。但他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吴焕先的“身先士卒”比之徐海东更甚，他经常提着大刀，率先冲入敌阵展开肉搏，后面是一群“有样学样”的娃娃兵。吴焕先牺牲在前面提到的汭河，其实，他当时已经率领先头部队过了河，而被阻隔在河对岸遭受敌人攻击的部队，正在徐海东的指挥下还击。但吴焕先却回来了，他跳进了湍急的河流，被冲出去很远后，才爬上了对岸。徐海东接到吴焕先后，两人急急地跑回战场。徐海东因为有腿伤跑得慢，吴焕先率先抵达了阵地，并即刻指挥部队抢占一个制高点，而敌人的数颗子弹，便在此时穿透了他的胸膛。被“半渡而击”的部队，很少有还能保持旺盛斗志的。但吴焕先的牺牲让红二十五军愤怒了，在战士们心中，牺牲的不单单是吴政委，而是如父兄般的亲人。愤怒让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彻底忘记了生死，国民党追兵被他们全部压制在了一条烂泥沟里，无一幸免。可以说，红二十五军的这次脱险，是吴焕先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当之无愧。瘦弱的身躯反衬着强大的战斗力，红二十五军的年轻战士们，堪称中国少年之最强。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批少年就好比未来新中国的希望，他们中间除了大将徐海东，还走出了2位上将，6位中将和88名少将。其中，开国上将韩先楚最为大家所熟知，他是辽沈战役中东野三纵的司令，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副司令员。
当年的这些少年，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新中国之希望”，他们只知道，跟着红军走，才能充满希望地活着。长征很苦，也充满了危险，但如果留下来继续当放牛娃、小长工，生活一样苦，而且没有希望。红二十五军中还有一个著名的“小团体”，被称为“七仙女”，她们也是为了希望，执意要跟着部队转移。这七名十六七岁的女战士，是红二十五军医院的看护。部队反复给她们做动员，劝说她们留下，但没有用。“七仙女”无一退缩，坚持跟着部队转移，并且全部胜利完成了长征。
“七仙女”中有一位护士长叫周少兰，正因为她的细心呵护，头部中弹的徐海东才得以转危为安。到达陕北后，两人结了婚。周少兰更名为周东屏，有屏护海东之意。如果有人觉得，这些少男少女是因为不经世事，才愿意为红军“卖命”，那就错了。红二十五军中除了走出了近百位开国将军，还有一位新中国的卫生部部长，名字叫钱信忠。这是一位毕业于同济大学附属宝隆医院的军医，曾经为国民党将领李默庵做过手术，任李默庵师部的卫生队队长。1932年，李默庵师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中了红军的埋伏。在国民党官兵四散奔逃时，钱信忠没有跑，他主动留下来参加了红军。长征期间，钱信忠和一批伤员在战斗中被敌人的骑兵冲散，与徐海东的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钱信忠带领着这批伤员，昼伏夜行，摸着草地倒伏的方向寻找红二十五军的行踪。这样一位有国民党高官做靠山的知识分子，竟也如此“依恋”这支红军队伍，除了“希望”二字，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是红军能够给他，而国民党军队给不了的。作为一个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普通人，回看红军长征的故事，最大的感触便是：人是要为希望而活的，它的力量竟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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