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为2980余名，其中有七名女护士，正好组成一个班。因为数字的巧合，故有“七仙女”看护班之称。
该班属于军医院编制序列，是院长钱信忠领导下的一班女红军。
“七仙女”班的成员是：班长曾纪兰，副班长田希兰、护士张桂香、曹宗凯、戴觉敏、周少兰、余国清。
她们都是大别山的女儿，来自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而且都是从大别山这个红军的摇篮里摇出来的。
她们的妙龄少女时代，各自都有一页鲜红的履历，可以单独写一篇小传。
钱信忠少将
女护士戴觉敏的身世，在“七仙女”班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一例：
戴觉敏家在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的上戴家村，1916年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红色风暴的洗礼，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她的启蒙老师，直接把她引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戴雪舫是个教书先生，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与董必武交谊甚深。
1926年，戴雪舫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麻城县委书记、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等小学校长等职。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不断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有一次，戴雪舫不顾个人安危指挥学生防空转移时，不幸中弹牺牲。
哥哥戴克敏，1924年18岁时考入武昌第一师范学校，在董必武的影响下，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他曾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参加领导了著名的黄麻农民起义。
起义遭受失败后，他和吴光浩率领72名成员，转到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
1928年后，戴克敏历任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党代表、红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团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
他曾和徐向前共同起草过《军事问题决议案》，对指导红军建设和作战起到重要作用。
徐向前元帅生前仍念念不忘这位红军战友，说他在红军中威信很高，“可以说是大家的表率”！
令人痛心的是，1932年夏天，时年仅26岁的戴克敏不幸壮烈牺牲。
戴克敏
戴觉敏在父兄的影响下，12岁就参加了儿童团，随后又跟随父亲就读于麻城小学、新集列宁高等小学，成为鄂豫皖苏区的一代巾帼少年。
戴觉敏曾作为儿童团的代表，参加出席过鄂豫皖苏区的儿童团代表大会，当选为少共儿童团常务委员，这是她迈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
1932年春，戴觉敏在新集列宁高等小学读书时，红军总医院来招收护士，她高兴得手舞足蹈的，顾不上征询她的校长父亲的意见，就跟她的堂妹戴醒群一起，报名参加了护士班。
她在红军总医院驻地箭场河，经过半年的护理业务训练，成为红军中的一名白衣战士。
就在这一年，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先后牺牲。她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悲哀和痛苦，擦干眼泪鼓起勇气，继续在总医院为伤病员服务。
她继承父兄的遗志，踏着父兄的血迹，一步步走向坎坷征途。
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两年间，戴觉敏所在的红军总医院已分成若干分院，连同伤病员一起转移到天台山、老君山的密林里，继续坚持医疗护理工作。
说是红军总医院，事实上也没个固定的地点，遇到敌人搜山“清剿”时，医院还必须转移“挪窝”。
有时敌情十分紧张，她们就背着扶着伤病员打游击，跟敌人“捉迷藏”。
深山密林里，找到石崖山洞居住，尚可躲避风雨；否则，她们就得砍树枝、割茅草、搭窝棚，好使伤病员将息休养，而医护人员只能背靠大树露宿过夜。
根据地后来被敌人分割成几小块，几乎变成了无人区域，粮食医药奇缺，生活极为困苦。
有时候，男护士冒着生命危险，从山下弄到一些稻谷背了回来，女护士就连夜用石板搓出米粒，赶天明煮成稀粥，端给伤病员吃。
戴觉敏和她的姐妹们，则把稻谷皮壳炒焦碾成炒面，每人舔上几口充饥。这东西也不敢多吃，吃多了腹胀疼痛，甚至危及生命。
严冬时节，连野菜野果子也找不着，她们就只能扒树皮、挖葛藤根，与伤病员相依为命。
她们的战斗口号是：“一切为了伤病员！”剩下一把米、一把盐、一把野菜，也都留给伤病人员。没有药品，她们就用盐水、烟叶、南瓜瓢子为伤病员治伤。
年仅十六七岁的戴觉敏，在极其艰难困苦的两年间，把她那一颗纯朴而又赤诚的少女的爱心，完全奉献给了红军伤病员。
在那血与火的残酷岁月，戴觉敏一家有四位叔父惨遭敌人杀害，三位堂兄在同敌人浴血苦战中壮烈牺牲。
她的嫂嫂曹继楷，当时被敌人贩卖出去，流落异乡。她的母亲石兰英，受尽了敌人的残酷折磨，被迫离开乡土，四处乞讨，病饿而死。
就连跟她一起参加红军的堂妹戴醒群，随后也在抗日战争初期与张体学（生前任湖北省省长）结婚后，不幸被敌人俘去惨遭杀害。
有记者曾在北京访问过戴觉敏同志，她在叙述了以上情况后说：
“我是我们一家的幸存者。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大别山区又何止我们一家啊！完全家破人亡的事，太多了……”
她还告诉记者：她哥哥戴克敏和嫂嫂曹继楷的亲生女儿戴曙光，还是在解放后由郑位三帮助寻找到的，戴曙光是她们一家惟一幸存的一个亲人。
戴觉敏说的也是，她要不是跟随红二十五军“打远游击”，恐怕早已做了大别山的鬼雄！
“打远游击”就是长征。因为当时没有“长征”这个说法，军领导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就提出了“打远游击”的口号。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的前两天，“七仙女”班才奉命随军行动，参加闻所未闻的“打远游击”。
1934年11月16日，她们跟随部队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
罗山县何家冲
第二天傍晚，在越过平汉铁路的紧急时刻，军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到“七仙女”班，忽然宣布命令说：
“前有堵敌，后有追兵，情况十分危急。你们女同志都要留下来，赶快返回苏区去，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这是政治部领导命令，必须坚决服从！”
那位同志给她们每人发了八块银元当作路费，就掉头匆匆走去。
突如其来的一道命令，把七个女兵吓得直愣神儿，惶惶然不知所措。
年龄最小的余国清，忍不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众姐妹也都像丢了魂儿一般，呜呜哇哇地抱头痛哭。
戴觉敏边哭边说：“我们跑出来打远游击，刚走了两天，又命令我们回去……呜呜呜呜！”
“人不伤心不落泪，若是伤心双泪流。可是，我们光哭也不是个事，还是去找戴主任说说，争取参加'打远游击’。”外号“三寸金莲”的张桂香，忽然在一旁提醒大家。
红25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
张桂香时年二十三四岁，家在河南光山县的林家冲，她从小就缠过脚，卖给地主当丫头，受尽了虐待和折磨。
16岁那年，她就参加革命，从事妇女工作。1933年冬，她由地方转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在光山东区一带打游击。
就在这时，她跟游击总司令戴季英结为一对“游击夫妻”。
戴季英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张桂香一旦被留下来，就有失去丈夫的危险性。
可她似乎又抹不下脸面，不好意思单独去找，于是便不由拉着戴觉敏说：
“觉敏，走！跟我一块去找戴季英，你跟他是一个村的，他好赖也是你们戴家门中的长辈，还能不给一点面子？不管咋说，都不能把你这个侄女留下！”
向以“刀子嘴”出名的周少兰，当下就气呼呼地说：
“我们跟着部队打远游击，也是革命的大事，不是个人私事。要找，我们全班一块去找，跟戴主任说明情况，他不能不叫我们打远游击！”
可是，班长曾纪兰却不肯领这个头。她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无可奈何地把发给她的八块银元装在衣兜里，准备“向后转”返回苏区。
然而，众姐妹还是将她阻拦住了，吵吵嚷嚷地说：“我们决不向后转！坚决不回去！”“对！我们活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红军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恰在这时，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副军长徐海东从后面追赶过来。她们好像遇到救星似的，都不约而同地围上前去，拦住徐海东诉说了一番。
七嘴八舌之后，七仙女们说出了一致意见：就是要跟随部队参加“打远游击”！
徐海东见她们泪流满面，眼睛都哭红了，态度又十分坚决，忍不住挥了下马鞭：“红军战士流血不流泪！你们都给我把眼泪擦干，收拾好行李，跟上队伍走！”
七姐妹顿时又破涕而笑，如同鸟窝里戳了一棍，叽叽喳喳地活跃起来。
徐海东却不由严肃地说：“你们先不要笑！这次打远游击，远到什么地方还说不定。一路上到处都是敌人，每天都要行军打仗，你们一个也不能掉队！”
“谁要掉了队，不管被敌人抓住抓不住，都是很危险的事！”
当天晚上，“七仙女”班在穿越平汉铁路时，几乎是一路小跑，累得气喘吁吁的，压根儿就不敢停留一步。
铁路两侧，都有人在督促呐喊：“赶快跟上，跟上！不要掉队！”
可是，全班年龄最大的“三寸金莲”张桂香，以及年龄最小体质又弱的余国清，都在紧急关头掉了队，被后卫掩护部队收容下来，好不容易才突过铁路。
戴觉敏在穿越铁路时，也是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差点儿被枕木铁轨绊倒在地，幸亏有个男同志及时拉了她一把，搀扶着越过铁路，她才紧紧跟上队伍。
遗憾的是，那晚天空中阴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她竟没有看清那个“拉了她一把”的男同志是谁。
过了铁路以后，又是两天两夜的紧急行军，部队才进入桐柏山区。
这一路上，“七仙女”班都掉队了，零零散散地跟在队伍后面。她们的腿脚大都肿胀起来，脚掌也磨出了水泡血泡，一痫一拐地奔走着。
张桂香的一双小脚也给扭了，不得不骑着戴季英的乘马赶路。小护士余国清还叫男同志背过几里路哩！
谁知部队一进入桐柏山区，敌人就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情势更为险恶。
因为部队在桐柏山区难以立足，军领导决定掉头北上，绕过豫西平原，直奔伏牛山区。
就在这时，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又决定将“七仙女”班就地留下，叫她们或是返回大别山去，或是就地找个穷苦人家，给人当女儿做媳妇。
总而言之，既不能让她们拖累部队，也得给以生存的出路。
女兵们不乐意了，在曹宗凯的带领下，纷纷跑去找军政委吴焕，又哭又闹的，既诉说冤枉，也告戴季英的状。
“戴主任就是偏心眼儿！把我们都给撇下了，不要了！”个头挺高的傻大姐儿曹宗凯，猛不防冒出这么一句冷话。
吴焕先听了连忙制止地说：“你们几个姑娘，说着说着就走火了，嘴上也不按个保险机！”
曹宗凯也意识到自己说过头了，顿时羞得满脸通红。偷偷看一眼军政委，忙又背过身去，捂着脸咯咯吃吃地笑。
最后还是戴觉敏巧妙地说了几句，才使“七仙女”继续跟随队伍长征。
戴觉敏和吴焕先的关系非同一般。想当初秘密串连闹革命，吴焕先就是她们戴家的常客，那会儿她就把吴焕先叫“七相公”或“七哥”。
她哥哥戴克敏不仅是吴焕先的入党介绍人，而且，他们两人的妻子都是曹学楷的胞妹和堂妹，亲故关系更深一层。
这时，戴觉敏就以这种特殊关系，深情地喊了声“七哥”，说：
“你跟戴主任说说，莫要把我们留下！我们大老远跑了出来，又要打发回去，都不认识回去的路。我们保证跟上队伍，决不掉队！”
吴焕先似乎也很为难，沉思了会儿才说：
“部队要向更远的地方转移，戴主任怕你们一路上吃不消，受不了，所以才决定实行精简。你们都不愿留下，那就跟着队伍走吧！这一路上的困难更多，你们可不许掉队哟！”
多灾多难的“七仙女”班，这才又跟上红二十五军长征。值得庆幸的是，军政委吴焕先给她们配备了一匹小马，一路上帮着驮点行李，谁要累了病了，还可以轮流骑上一程。
这样，也减轻了她们在长途行军作战中的实际困难。全军惟一的“七仙女”班，本该受到这种特殊的厚爱！
转战于中原大地的红二十五军，经由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很快就进入陕西商洛山区。
部队入陕后的第三天遭遇了一场恶战，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都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躺在担架上随军转战……
钱信忠亲自守护在军长、副军长身边，想尽一切办法釆取一切措施，抓紧进行抢救治疗。
医护人员心里都很清楚：要使三千红军脱离险境，必须保证两位军事主帅的生命安全！
日常生活护理方面，钱信忠则决定由周少兰专人负责。这样，周少兰就被固定在徐海东身边，成为徐海东的特别护理员。
周少兰时年18岁，个头不高，身材苗条，素有“小巧玲珑”之称。长长的脸子尖下须，一双活灵活现的眼睛，仿佛也会传神说话。
这个家在皖西六安县的茶乡姑娘，小时侯也是个苦蛋蛋，13岁那年，她就被人贩子拐骗而去，卖给人当童养媳，是党和红军把她从水深火热中搭救出来。
她1932年16岁参加红二十五军，一直在红军医院担任护士。周少兰是“七仙女”班惟一活泼爱唱的难得人才。
她不仅会唱家乡小调“采茶歌”，嗓音也很清亮甜美。她的手脚麻利、胆子也大，似乎只有她这个“刀子嘴”，才能够护理得了向以“徐老虎”著称的徐海东。
遍体弹痕的徐海东，这次已是第九次负伤，子弹从他的左边脸颊穿入，又从左耳朵底下穿出。
由于流血过多，伤势比以往几次都重。他躺在担架上昏迷了四天四夜，完全不省人事。
等到清醒过来时，整个头部肿得老大，嘴巴也张不开了，似乎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过了两天，面部才开始消肿，吱吱唔唔地蠕动着嘴唇：“几点钟了？部队出发了……没有？”
周少兰见他从死亡线上苏醒过来，高兴得直流眼泪。可她又不敢惊动他。
钱信忠院长再三叮咛说，头脑外伤患者必须保持休息，绝对安静，防止伤口感染化脓。她不由得抹了一下眼泪，连忙制止地说：“悄悄的，不敢讲话！”
可是，徐海东还是嘟了一句：“我好像……睡了个……好觉……”
在护理徐海东的日子里，周少兰不分昼夜地守护着，两只眼睛也熬得通红，将近一个多月，徐海东都不能张嘴吃饭，每天全靠流食补养。
他的左耳听觉已经失灵，平时说话也可着个大嗓门，好像跟人吵架一样，只怕对方听不着似的。周少兰因此也受了不少窝囊气。
两人之间，时常还发生几句口角：一个要履行职责护理，一个偏又不服护理，动不动就发一通脾气，训斥几句。
然而，周少兰也不吃这一套，严格按照头脑外伤的护理原则，强迫徐海东老实服从遵守。不少红军老战士都说，他们两人也是不吵不闹不成交啊！
1935年大年初一，红军在蓝田县葛牌镇欢度春节，徐海东十分高兴地笑着说：“少兰，听说你的采茶歌唱得好，给我唱一个吧！”
周少兰不由把嘴一撅，赌气地说：“我不会唱歌，唱不了！”
徐海东晓得她在跟他生气，便不由咳了声说：“好呀，你不唱我唱！”说罢，便唱起了京剧《辕门斩子》中杨六郎的一段老生唱段……
辕门斩子
“别唱了！”周少兰马上制止地说，“你这嗓门子叫钱院长听着，我又该受批评了！”
“唱戏这事，你就管不住了。谁不晓得我的外号叫徐老虎，厉害得很！”
“你个徐老虎能把我吃了？你在战场上是老虎，在医院就是伤号，就得服从看护员！我可不管你什么老虎不老虎的……”
“哈哈，新年大喜的日子，你让我高兴一会儿不行吗？”
“不叫唱就是不叫唱！你的伤口刚刚愈合，挣破了出血咋办？”
2月5日（大年初二）这天，徐海东忽然听说部队在文公岭抗击敌人的进攻，情况十分危急。
于是，他根本就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急忙喊来四名警卫员，将他抬着奔上山头阵地，协助军政委吴焕先指挥战斗。
这一仗，终将陕军第一二六旅两个团全部打垮，歼敌两个多营。
战斗结束后，徐海东的伤口因为受了雨雪风寒，面部忽然又肿胀起来。
因此，周少兰又得熬受一番苦累……护理这个“徐老虎”真难呀！
两个月以后，红二十五军第二次进驻葛牌镇时，徐海东和周少兰两人，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恋上了，也爱上了……
4月中旬，正是桃红柳绿的时候，葛牌镇这个连接关中平原的乡镇，一派春意盎然。
一天傍晚，这一对正在热恋中的军旅情人，从外面回到军部驻地的时候，镇子上静悄悄的，天也黑了。
他们正要穿过门卫岗哨时，徐海东只怕被哨兵看见了说长道短，就采取出其不意的战斗动作。
他随手张起披在肩头的一件呢子大衣，趁机把周少兰裹在怀里，紧紧搂抱在身边，若无其事地进了大门。
徐海东个头高大魁梧，周少兰又比较矮小，按说用大衣那么紧紧一裹，两个人都机动灵活点儿，也是万无一失的事。
大门内外，黑灯瞎火的，谁会晓得“金屋藏娇”？假如是个老兵站哨的话，大大方方挺起胸膛致以注目礼，谁也不会发现这个秘密。
可是不巧，站岗的偏又是个新兵，看见徐副军长走来，急忙先将两腿并拢，居然又把脑袋垂下，不敢正视一眼。
这下倒好，把那露在大衣底下的“四条腿儿”看了个一清二楚。新战士感到好奇，私下里就传播开来：
“徐副军长四条腿！真的，我昨晚站岗时看见的，谁哄你不是人！”
于是徐副军长四条腿”的故事，就从军部交通队流传出来，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
徐海东开始听到这个流言还不由一怔：“我怎么成了四条腿，牲口才四条腿哩！”
当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却不以为然地笑道：“这简直是大惊小怪！说我四条腿就四条腿，我还要娶周少兰做老婆哩！”
是年9月，长征到达陕北后，徐海东就和周少兰（后改名周东屏）正式结为终身伴侣！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以后，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终于建成了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部队得以立足和休养生息。
极为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七仙女”的个人欲望也很容易得到满足，她们几乎没有什么奢望。
军经理部老经理吴维儒，将打土豪没收到一些红红绿绿的绸缎衣物，好心分发给“七仙女”班，让她们穿用或日后留作嫁衣。
可是，她们谁也不领这个“情”，十分拗气地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是财主娘们穿的用的，我们又不是财主娘们，要它何用？”
她们都把几件绸缎衣物送给了贫苦农家大嫂，或换得几件粗布衣服，留给自己平时穿用。
全班最为迫切的必需品，除了鞋子还是鞋子，可是她们每人除了几块包脚布以外，却没有一双可脚而又舒适的鞋子。
她们本来都会点针线活儿，完全可以自己动手做双鞋子，但是谁也顾不上去做。
军经理部曾给她们配发过几次鞋子，但都是又肥又大的，既不可脚又不舒适。
无奈之下，就只好在鞋帮上钻两个小洞，用带子拴在脚上行军。鞋大脚小，走起来也很不得劲，脚腕上都勒出一道道伤痕。
没有鞋子穿时，就只好用脚布包着双脚，套上一双草鞋，坚持随军行动，进行战场救护。
主力团有个外号叫“铁脚大王”的轻机枪射手，在文公岭战斗中头部负伤，被送到军医院进行治疗。
“七仙女”班在护理这个伤号时，班长曾纪兰烧了两小锅热水，接连帮他洗了两三遍泥脚……
哎哟，这是一双什么样的大脚板哟，从脚脖子以下全都变成了泥褐色，真乃名副其实的“铁脚大王”！
又长又宽的脚掌上，隆起一块块又厚又硬的死茧，脚趾缝里也翻出了血红的皮肉。顿时，把众姐妹的心都给疼烂了！
原来，这“铁脚大王”自从出发长征以来，就没有穿过一双鞋袜，都是光脚片子行军打仗，因为他的双脚大得出奇，根本就没有他能够穿的鞋子。
这事，即刻引起班长曾纪兰的同情心，她马上动手量了量“铁脚大王”的脚样，并从老乡家里买了两张稽子，亲自剪了鞋底鞋帮，决定为其做双特号大鞋。
正、副班长和张桂香、曹宗凯四人，每人各纳一只鞋帮或锥一只鞋底，她们整整熬了一夜，天亮时突击做成。
第二天，班长曾纪兰又在葛牌镇找到个鞋匠，帮助锥上这双特大号鞋。
那鞋匠事后还说：“我当了一辈子鞋匠，没见过这样的神兵天将！瞅这双鞋，就像两个小船……”
“铁脚大王”受到“七仙女”班的特殊厚爱，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只管抹着眼泪。
可他只是把鞋子穿在脚上踩了两天，归队时便又收拾起来，背在身上舍不得穿。
行军中，仍赤着两只光脚。别人问他为啥不穿，他咧嘴一笑：“嘿嘿，到了打冲锋时再说。”
一个月后，在华阳镇附近埋伏尾追之敌陕军警二旅的战斗中，“铁脚大王”这才穿上鞋子，双手端着轻机枪向敌群猛烈射击。
这一仗，因为他独挡一面击毙击伤几十个敌人，而受到军首长的表彰，还在他胸前佩了一条红绫子。可他又把这条红绫子送给“七仙女”班留作纪念。
不幸的是，1935年春天，蒋军偷袭红二十五军军部所在地宁陕县柴家关村，医院被敌人炮火摧毁，“七仙女”班班长曾纪兰壮烈牺牲，那条红绫子，也就成了班长的殉葬品！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由长安县洋峪口继续长征时，“七仙女”班的六名女护士，都随军西征北上。
洋峪口
部队每到一处新的乡镇，或占领一座县城，她们除了本职工作之外，都不顾一路的辛苦劳累，走上街头宣传演出，借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这些来自大别山的女战士，把产生于鄂豫皖苏区的《八月桂花遍地开》、从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走了一路也唱了一路。
部队北过渭河时，全军只找到一条小木船，可乘坐二三十人，难以渡过浩浩荡荡的4000人马。
但在当时，军领导还是把木船让给了军医院。六名女护士都跟伤病员一起乘船渡河……
随军的两名照相师傅，还在河滩上架起照相机，拍摄下了这一幅极为珍贵的历史画面！
北过渭河的图片画面，犹如一幅黑白相间的木刻版画，山原梯田、滩头河流、独木小船，依稀可见。
乘坐在木船上的小小人影，却很难辨个清楚明白。这幅历史图片，至今仍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然而，在北过渭河以后，女护士曹宗凯却躺在担架上不幸去世。
众姐妹无不伤心抹泪，爱与恨，乐与苦，生与死，无时不交织在她们的心头。
曹宗凯，1916年生于皖西霍邱县叶家集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十四五岁时，因生活所迫，被当作人质抵债，给老财主做第三房小老婆。
她不满这门婚事，才逃出家门，跑到河南境内的商城山区，参加了红军。
1931年冬，成立于皖西的红二十五军，移驻霍邱叶家集整训部队扩充新兵时，她所在的这支部队被编入红二十五军。
从此以后，她才获得了新生，改变了为人作妾的不幸命运。
也许因为“逃婚”的缘故，时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的吴焕先，每在叶家集街头看见她兴高采烈的样儿，总是忍不住把她的名字喊作“曹更改”。
宗凯与“更改”字音基本接近，意思却完全不同。曹氏“更改”，这个非同一般女性的芳名，似乎更具有一种新的寓意。她在“更改”着人生的坎坷命运！
在那“山崖山洞是病房，野菜野果当食粮”的艰苦岁月里，敌人完全“用竭泽而渔之方，作一网打尽之图”。
每在搜山“清剿”时，敌兵像疯狗似地狂吠乱叫：“山山过火，树树断根，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但在深山老林里，几乎所有的大树杆上，都刻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口号：“青山烧不尽，绿树不断根；留得山林在，到处有红军！”
敌人三天两头放火烧山毁林，曹宗凯和她的姐妹们，随时随地冒着浓烟烈火，掩护伤病员进行转移，跟敌人兜圈子打游击。
她经受住了那种血与火的苦日子，从早到晚总是乐嘻嘻笑呵呵的，清瘦的脸面上泛着红晕，眼里也闪烁着少女的青春光彩。
那时候，曹宗凯就把红军比作树身、树杆，而把自己比作青枝、绿叶，不管环境怎么艰苦，斗争如何残酷，她都执着地苦恋着红军这棵大树。
她曾在树上刻下决心：“红军是大树，我们是绿叶；留得树杆在，叶子不会落！”
她把自身与红军融为一体，与红军休戚与共，即使把她这片绿叶溅满鲜血滙成肥料，曹宗凯也甘心情愿，在所不惜！
当军政委批准她们“跟着队伍走”时，曹宗凯激动了，眼里含着泪花，可着嗓门子吆喝着：
“走，说走就走！咱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就是扑刀山跳火海，也不离开红军！”
因为过分高兴，她把攥在手心的几块银元就势往路边一扔，叮叮当当撒落在地。
随后拢了拢蓬松的秀发，拍拍身子，背上行李准备赶路。似乎扔掉几块银元的盘费，就摆脱了被打发离队的险恶命运，她内心感到特别轻松而又欢快。
“哎呀！咱们打远游击，一路上还要花销哩！”众姐妹都朝她直愣眼儿，急得跺脚。
曹宗凯忙又趴在地上捡起银元，十分珍惜地揣在衣兜里，这才跟姐妹们一起追赶队伍。
为了跟随红二十五军“打远游击”，曹宗凯傻得可笑也傻得可爱。因在军政委面前说话“走火”（前面已提到），便落了个“傻大姐”的名声。
她在商洛山中，有幸结识了一个“前头卖生姜、后头卖鸭蛋”的老乡
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负伤以后，“七仙女”班的护理工作更加繁重。
七姐妹每天都轮流值班，形影不离地跟随着两副担架，晚上宿营时大都跟军部驻在一起，吃在一起。
程子华
就在这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曹宗凯很快结识了军政治部团委书记黎光（建国后获得大校军衔，曾任铁道部副部长，非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开国少将黎光）。
黎光，原名尹昌尧，外号汤圆子，年方17岁的红小鬼，长着一副圆呼呼白胖胖的脸膛，白里透着红润。
有次登台演戏，因为脸上涂粉过厚，刚一出台亮相，台下就有人起哄：“嘀！像个汤圆子！”从此就获得这个绰号。
“汤圆子”老家也是霍邱县叶家集附近的尹家老坟，跟曹宗凯相距很近，两个从小共饮一乡水，长大又同时参加红军，乡里乡亲的年轻人，他们初次相识时，就拉上了老乡关系。
说来也巧，曹宗凯这时恰好又当选为军医院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常到军政治部参加团的会议，从事团的活动，与团委书记接触的次数更多了，相互间都十分了解。
曹宗凯比“汤圆子”年长1岁，心眼儿似乎也多——别看人都叫她“傻大姐”！
黎光大校
有一次，两人在行军路上相遇，曹宗凯见汤圆子穿着一双“空前绝后”的麻草鞋，光脚丫子冻得又青又红，便不由抿着嘴儿一笑：
“团委书记，数九寒天的，你还前头卖生姜、后头卖鸭蛋，当心把你的生姜冻坏了、鸭蛋冻裂了！咱们跑出来打远游击，靠的就是两只脚，可你……”
“汤圆子”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低头看看自己的两只光脚，忙又自我开脱地说：“吴政委动员过了，我们部队要在陕南扎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创建新的根据地，部队也要行军打仗。你呀，还是当心点儿，别把生姜、鸭蛋冻着！”
部队在葛牌镇过春节时，“七仙女”班也参加演出活动，为当地群众演唱了《八月桂花遍地开》。
演出结束后，曹宗凯见“汤圆子”急于卸妆要走，忍不住喊了声“团委书记”，把“汤圆子”喊到戏台的角落，没话找话地笑着说：
“大年初一，出门见喜！可你还在卖生姜、鸭蛋呢……嘻嘻！”
腊月二十九那天，纷纷扬扬的大雪，铺满了厚厚的一层，埋住了脚脖子。
谁知“汤圆子”还是光脚片子穿草鞋，登台演节目。新春佳节，也该他走点红运，只见曹宗凯随手解开挎包，抽出一双密线纳成的棉布袜子，喃喃呐呐地说：
“这双布袜子，是给……哎哎，你就捎给……捎给……”一语可以道破的事，“傻大姐”却感到难以启齿。
自从在军政委面前“走火”以后，军医院有不少人都以为她说话没个准头。
她呢，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平常说话检点多了，但此时此刻反倒又没了词儿，很不好意思开口。
老实巴交的“汤圆子”，却一点也不开窍，既反应不过来是怎么回事，更不明白“傻大姐”的情意。
他就那么傻呼呼的，把一双棉布袜子拿在手中，贴在胸前，而且还一个劲地追问：“捎给谁呀，快说快说！我有急事……”
“捎给……捎给……”曹宗凯吱唔了半晌，仍道不出她心目中的人物。沉了一会儿，她才满脸通红地说：
“哎呀，你就捎给那个……前头卖生姜、后头卖鸭蛋的……”说罢，忍不住又傻呵呵地笑了。
“汤圆子”这才恍然大悟。这种爱情的幼芽，当时也只能埋在心里，不敢声张开来。
与众不同的曹宗凯，她当时并没有攀上个领导干部，偏又看中了共青团委书记。
黎光在晚年的回忆中说：“我们两人好是很好，爱也相爱，但谁也不曾想到过结婚的事，也不敢想结婚的事。”
“为什么呢？你想啊，红二十五军的几位领导，除了戴季英主任有老婆之外，都是赤条条的'光棍’，我这团委书记岂敢胆大妄为？”
不幸的是，在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北上途中，体弱的曹宗凯病倒了。
北渡渭河后，红二十五军出其不意，奇袭拿下秦安县城，曹宗凯在路上还牵着一匹驮着全班姐妹行李的小马，帮助挑了几程药担子。
8月12日，部队撤出秦安县城，在出发之前，军医院集合清点人数时，却怎么也不见曹宗凯。
随后派人四下寻找，在城外的一棵老榆树底下，终于找到了孤苦伶仃的“傻大姐”。
而她，却像中了邪着了魔似的，躺在地上满地打滚，面色变得铁青，口里直吐白沫。
当时也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就给服了两粒镇静止痛药片，急急忙忙地扶在担架上抬着就走。
因为情况紧急，一路上也顾不得仔细察看，只是给喂过几小勺绿豆汤。
华家岭与葫芦河
赶到晚上宿营时，她还带着一丝儿微弱的喘息，终因抢救无效，当晚就牺牲在担架上。
当时形势非常严峻，马鸿逵的骑兵部队在后紧紧追赶，前方又有蒋军两个师堵截，不容红二十五军耽误一分钟时间。
无奈之下，吴焕先只得忍痛下令要来两丈白布，将曹宗凯遗体紧紧裹住，就近掩埋在葫芦河西侧靠近华家岭的一座断崖下面。
落叶不是无情物，化入泥土长已矣！
综上所述，长征途中牺牲了班长曾纪兰和护士曹宗凯，“七仙女班”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五个姐妹。
除张桂香与戴季英已婚外，其他五姐妹在陕北也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
周少兰与徐海东、田希兰与钱信忠、戴觉敏与饶正锡（军委卫生部医务处主任）、余国清与李资平（陕甘宁留守兵团卫生部部长）结婚。
而今，她们都已作古，七仙女班也成为了历史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