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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军事思想在整部书中集中论述的有十篇之多，另还在其他诸多篇章中零散论及，不可谓不多。难怪有学者认定《管子》是一部军事著作。 《管子》以“道论”统摄全篇，其军事思想也不例外。《管子》在《兵法》篇论道：“三官、五教、九章。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者，道也；卒乎无穷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也。”“两者备施，则动静有功。”“三官”即鼓、金、旗三种用以组织指挥军队的口令；“五教”即从士卒的目、身、足、手和心五个方面教练熟悉作战的技能，也就是训练士卒；“九章”即九种教练士卒必须熟悉的施语。总体来讲，三官、五教、九章讲的是军队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士卒训练问题，可理解为管子对组织作战的总体看法。鉴此，可以认为，《管子》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以“道”为基点，以“德”为发明。“道”就是法天、法地、法人，就是遵循客观规律，是形而上的东西；“德”是道的用，与“道”一体两用，是形而下的东西。战争与“道”与“德”相通，不可度量、无法计数，但又是有规律可循和可以落到具体实践的活动，“畜之以道，养之以德”，做到体用结合，自然就会无往而不胜。 《管子》以“道”为指引，在战争观、战争方法论、战略思想、作战指导、军队建设等方面，开创性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思想和主张，极大开拓和丰富了古代军事思想。 第一，关于战争观 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总的根本的看法，是在战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战争实践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理论观点。古往今来，由于受阶级立场、世界观和人们的认识能力等因素影响，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对战争根源、本质、历史作用和对待战争态度等的看法和观点。 《管子》非常重视战争，认为战争“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兵法》），战争虽然称不上完备的道、至上的德，但可以“外以诛暴，内以禁邪”，对外诛灭强敌、对外安平奸邪，是辅佐王业、成就霸业的重要保证，所以战争，是“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参患》）。对于管子之前的历史和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忽视战争的现象，《管子》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管子》以古代帝王治军为例，论述道“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法法》），认为历代以贤德治国为典范的虞舜都没有废弃军队，更何况于战火纷争的春秋时期，更不应该废除军队，更不应该不加重视战争；主张“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立政》），就是如果不备战，那么再险要的地形也难守。所以，有地为君者必须重视战争，必须积极备战。 《管子》虽重视战争但也深刻认识到战争的危害，认为“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法法》），战争是耗费国家资财最大的因素，他认为“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参患》）；战争又是置国家于危险使君主忧虑最快的因素。所以，《管子》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至善不战”，就是不要战争，也就是《孙子兵法》主张的“上兵伐谋”，用政治手段解决军事问题，不出一兵一卒；“其次一之”，就是不得已而战情况下，力争一次战斗就解决问题，否则“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连续作战，或者说穷兵黩武，没有不置国家于危险境地的，所以要慎战。 由上，《管子》即重视战争又反对好战，这在当时具有超前的认识先论。那么，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战争态度，才能实现称霸天下的目标呢？首先，《管子》强调要正确认识战争的目的，认为战争不是去占领别国土地，统治别国百姓，而是赢得人心。“至善之为兵也，非地是求也，非人是君也”（《幼官》）。其次，特别强调要行“义战”，认为这是取得作战胜利的最根本道理。“行义胜之理”（《幼官图》）。提出“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霸言》）、“祥于鬼者义于人，兵不义不可”（《白心》）、“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七法》）、“勇而不义伤兵。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法》）、“军争者不行于完城，有道者不行于无君”（《制分》）等诸多主张“义战”的思想观点。最后，《管子》强调“积众胜无非义者焉，可以为大胜，大胜无不胜也”，正义战争是无往而不胜的。 总之，《管子》关于战争观的理论可概括为：肯定战争的重要作用，认识战争的危害，主张“积极备战”，提倡“慎战”，主张“义战”等。 第二，关于军事方法论 军事方法论是关于军事方法的学说和理论体系。军事方法论与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当人们把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用于认识和改造军事领域的客观事物时，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便具有军事方法论的意义。军事方法论按方法的应用范围可分为普遍方法、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这里只重点讲普遍方法即哲学方法。 《管子》涉及军事方法领域的思想，总体上讲是朴素的，具有初创性质或处于萌芽状态，这样也足以可见其思想的超前性和对军事方法理论领域的贡献。 （一）从政治角度把握军事。春秋时期，诸侯间为称霸天下纷纷诉诸武力，都希望通过军事上的征服而一统天下。管子辅相齐桓公，主张凭依强大的军队而称霸天下的指导思想一以贯之。《管子》认为，“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重令》），兵强才能国强，只有取得战争的胜利才能为国家赢得王霸天下的重要地位。《管子》主张，“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没有强大的军队便不可能战胜敌国，不能战胜敌国便不可能匡正天下，强大的军队是政治上匡正天下的保证。此论之外，《管子》还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政治对军事的反作用，《管子》深刻揭示“古之亡国其何失？”的原因，阐述道：“计得地与宝，而不计失诸侯；计得财委，而不计失百姓；计见亲，而不计见弃。三者之属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中匡》）强调不能仅看到土地的得与失，更要看诸侯的得与失，不能仅看财富的得与失，更要看人心的得与失，其实质就是不能单纯以军事手段征服天下，以政治统治为主配以军事手段才是永久的征服。主张“凡兵之所以先争者德善也”（《制分》），强调用兵应当首先做到的条件就是施行德政和善政，从政治上为战争“保驾护航”。《管子》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军事，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这为后续时代科学认识军事与政治的内存关系奠定了认识基础。 （二）经济对军事的基础性作用。纵观历史，管子辅相齐桓公称霸天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深刻认识到发展经济对于富国和强兵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一味的穷兵黩武。《管子》强调：“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七法》）置国家于危险境地的根本原因是积贫积弱。《管子》强调：“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治国》）利农事就是发展经济，没有经济的发展富国强兵便无从谈起。提出“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强调军事上征服天下，政治上统领天下，必须有雄厚的丰盖天下的财富作基础。《管子》不仅认识到经济对军事的重要作用，还定量分析军事的消耗，以引起齐桓公对发展经济的重视，《管子》阐述道：“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一年的军费要耗尽十年的积蓄，一次战争的耗费要用尽数代的积累，足见战争对经济的依赖之大。正是基于管子深刻认识经济与军事的内在关系，并采取一系列发展经济政策，保证了齐国经济上的率先发展，从而为军事上的征服奠定了扎实基础。 （三）灵活处理军事与外交的关系。《管子》主张以军事手段征服天下的同时，注重配合以外交手段协同发力。《管子》认为“兵必胜敌国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犹之不可”（《七法》），在军事上胜敌国却不懂得匡正天下的名分，仍然是不能一统天下的。显然，《管子》充分认识到武力上的征服不足以匡正天下，必须懂得一统天下的名分，这个名分就是出师有名，就是让诸侯各名其分，属于外交层面的事务。可以看出管子已初步认识到外交在配合军事行动上的作用。为发挥外交手段的能动作用，《管子》主张为君者一定要正确看待为富为强，要做到“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操夺；兵虽强，不轻侮诸侯”（《重令》），“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枢言》），主张把军事力量作为强大的支撑后盾而不是动扎诉诸的手段，以此为基础，着力从外交上实施攻心战术。比如，《管子》认为称霸天下最正确的做法就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重令》），强调发动战争一定要符合天下之理，以此才能赢得天下人心；强调“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则号制有发也”（《兵法》），主张占领一国要顺应当地民众的需求而治，这样号令才能畅通，才能真正实行占领。灵活把握军事与外交的关系，刚柔并济，是其能够一匡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人民是战争胜利的根本。对民众重要性的认识是衡量一国施政策略优劣的重要参考，《管子》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管子》强调，修明政事以称霸于天下的基础要从爱民开始，上爱其民则民亲其上，“民亲君可用也，民用，则天下可致也”（《群臣下》），民众可用则天下就可以归心，这是《管子》对民众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管子》继而提出，“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大匡》），强调在国家混乱百姓积病的情况下，不应先诉诸武力行事，而以治理百姓，富国富民为要，这是管仲对齐桓公“不竞于德而竞于兵”责问之后的结果。在治理之后，《管子》认为便可“政成国安，以守则固，以战则强。封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小匡》），国内治善，百姓亲上，便可以出征四方，为成就霸王事业而努力了。最后，《管子》总结道：“兵不虚胜。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重令》）战争没有凭空的胜利。凡是胜利的战争，必定是赢得民心得到民众支持的战争，唯此，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可见，《管子》深谙人民致胜的道理，把人民放在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位置。 （五）把握备战与胜战的辩证关系。历代君主都很重视积极备战，即使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这也是各诸侯国竞相要做的大事。《管子》不仅认识其重要，更深刻把握了备战与胜战的辩证关系。《管子》主张“备具胜之原”，把备战的范围拓展到聚财、论工、制器、选士、政教、服习、遍知天下和明于机数等八个方面，认为这八个方面的充分准备，是胜利的根本，按此才能做到“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七法》）也。在此基础上，《管子》把握了八项准备之间的递进关系，强调“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盖天下，而习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习盖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对于备战的主次轻重作了具体说明，对于齐国的备战工作提供了直接依据。从这一思想可以看出，管仲辅相齐桓公一匡天下，为什么要经过长达十多年的准备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原因。 第三，关于作战指导思想 作战指导是实施作战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是人们不断地探索和总结战争的基本经验和方法，通过对一系列带规律性、全局性的战争经验的提炼和概括，逐步形成的战争指导原则。《管子》在论述军事有关问题时，非常重视对作战指导的把握，概括其内容，大致有以下部分。 （一）筹划计算。战前筹划计算是组织实施作战的基本要求，《管子》主张“计必先定”。《管子》论述道，“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作战需要的人员、装备、军需数量的多少，关键在于要经过精确计算。所以，“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参患》），计划没有确定就出兵，攻战就必然自取失败。《孙子兵法·计篇》也强调在战略谋划上要胜敌一筹，主张“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的算更多强调的是谋划，而《管子》的“计必先定”，更多的是强调对人员、武器装备和军需保障等战争最主要因素的精确计算。可见，《管子》的战前筹划原则比《孙子》更进一步。另外，《管子》提出：“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用兵作战必须首先审视地图，勘察敌方作战部署和道路险易等情况，然后才能做好“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的目标。“审知地图”是保证其精确计算的重要手段，也是开先河地把察用地图纳入战前准备的重要范畴，是管子军事思想中的一个先悟。 （二）遍知天下。管仲辅相齐桓公的最终目标是称霸天下，所以《管子》强调“小征千里遍知之，大征遍知天下”（《制分》），在“知己知彼”这一作战原则问题上《管子》主张的是“遍知天下”，就是要掌握各国的情报，而非仅仅是一国一时一地的情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管子》提出采取“用货察图”的策略，即用钱财收买敌国人员以获得情报，从而实现“遍知天下”的目的。强调“小以吾不识，则天下不足识也”（《小问》），遍知天下要从小的方面着手；主张“为兵之数，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七法》），使情报工作的水平要无敌于天下；认为“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不对天下各诸侯国情况全面了解，是不能一统天下的。先秦军事思想关于“知彼”的内涵，更多的是强调了解掌握单一的敌对国家的情况，而《管子》“遍知天下”则把眼光投向天下各国，其站位和层次更高一等。 （三）把握时机。《管子》道：“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霸言》），统治百姓是有规律可循的，称霸天下要讲求时机，《管子》非常重视时机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管子》说：“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大者时也，小者计也”（《七法》），强调用兵最主要的是把握时机以造势，“时因胜之终”，把握了时机就掌握了胜敌的纲领，这是取胜的最高准则。《管子》道：“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霸言》），强调要以充分的准备来等待时机，以适当的时机来兴举事业，时机成熟了就可以举发军队。“时至则为，过则去”，时机到了就敢于作为，时机失去了就要以静守之，而且要做到“重静者比于死，重作者比于鬼”，静就要像死尸一样安静，发兵打仗就要像鬼神一样神出鬼没，“夫静与作，时以为主人，时以为客，贵得度”（《势》），否则，“不时而胜，未为福也”（《问》），没有在最恰当的时候而发兵取胜那也不是最好的胜利。 （四）以强击弱。《管子》中包含的“以强击弱”的思想，不仅体现在战术层面的具体战法上，更蕴含在更高层面的战略指导上，确保始终把握主动。在战术上，《管子》主张“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七法》），又强调“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霸言》），其核心思想就是“以强击弱”。《管子》对这一原则的解释是：“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参患》），一味攻坚，薄弱环节也会变得坚固；坚持乘弱，坚固部分也会变得薄弱，《管子》深刻地认识到强弱转换的辩证道理。在战略层面，围绕图就霸业，《管子》提出：“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骥之材，而百马伐之，骥必罢矣。强最一代，而天下共之，国必弱矣。”（《霸言》），以分析天下诸侯的强弱而采取相应的外交策略，以实现始终处于“以强击弱”的有利态势。 （五）出奇制胜。“兵无常形，水无常势”，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靠一成不变的战法难以常胜。《管子》非常重视出奇用兵，主张“无方胜之几”（《幼官》），强调兵法无常是胜利的根本。《管子》认识到，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但这些都不如出奇不意的效果更好，认为“器成不守经不知，教习不著发不意”（《幼官》），因为“发于惊故能至无量”（《幼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会收到事半功倍的结果；因为“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兵法》）过境使人不知，敌人就无法防御；发兵出敌不意，敌人就无法应付，所以能全胜而没有伤害。《管子》从士卒的心理分析也认为，“奇举发不意，则士欢用”，举发奇兵会收到出奇不意的效果，作为作战主体的士兵来讲无不拥护支持的。综合人的心理和为战的效果，管子在回答齐桓公“野战必胜若何？”时对曰：“以奇”（《小问》）。 第四，关于军队建设思想 军队建设思想是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理性认识，通常表现为军队建设的指导理论和基本原则，包括武器装备、军队结构、体制编制、军事训练、军事人才、军事法规、军事管理、政治工作、综合保障等方面的建设。《管子》的军队建设思想主要包括： （一）实行“寓军于政”军事制度。“寓军于民”的军事制度在春秋时期为多数诸侯国采纳，其主要思想是各诸侯国专设的军队数量有限，甚至有些仅为卫戍部队，并没有与诸侯国打仗的能力，而只是在战事发起前临时组织民众成军。管子认识到本国组建军队他国也会组建，欲发动战争他国必将防范，难以达成突然和速战的目的，所以加强军队建设必须有所掩护。《管子》主张采取“作内政而寓军令焉”（《小匡》）的办法，也就是依托行政体制发展军队力量。具体做法是，《管子》依托“轨、里、连、乡、师”五级行政体制，分别编设不同规模的“伍、小戎、卒、旅、军”五级军事体制，春天田猎训练回兵，秋天田猎训练出兵，所以卒伍之政在里内确定，军旅之政在郊野完成。这样训练的军队互相了解利于彼此相互殉死，这样的方式便于隐蔽利于突然发兵，经过三至四年的建设，军队训练好了，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军事力量，称霸也就有了保证了。齐国称霸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军事制度，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超前的思想，具有时代的先进性。 （二）强化军队作战信念。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最关注的两件大事就是战争和祭祀。祭祀注重礼节仪式，战争注重硬实力，能够把对作战信念这一软实力的强化提升到作战准备的范畴，管子应该是第一人。《管子》在《九变》篇就论述了军事建设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强化士卒信念教化。他列举“大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等九种“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的境况，主张围绕这九个方面加强军队教化，为此，一支军队、一个战士才能具有明确的作战信念，才能勇敢善战，至死不屈；否则，便只能依靠“不信之人”，使用“不守之民”，带领“不战之卒”，而此，是用兵作战的昏庸糊涂的想法。《管子》既重视军事上的硬实力准备，又重视思想上的软实力教化，软硬兼施，这也是为何管仲辅相齐桓公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原因之一。 （三）重视武器装备建设。武器装备是作战胜利的重要保障。春秋战国以前，由于兵器种类有限且相对简陋，在其时的兵书中谈及武器装备建设的论述比较少见。至《六韬》专设一篇集中论述武器装备建设，可谓是开了先河。《管子》虽未专篇论述，但其重视武器装备建设并提出诸多建设思想，集散各篇足见其开创性。《管子》提出：“凡兵必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参患》）把武器装备提升到了与战争主体的人同等重要的高度看待。主张作战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于武器装备，并且要使武器装备的优良天下无敌。“为兵之数，存乎制器，而器无敌。”（《七法》）认为详细考量一支军队的武器装备精良情况就可洞悉战争的成败。“审器而识胜”（《幼官》）。提出“器械功则伐不费”（《七法》），武器装备精良攻城掠地就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认识到即使工匠技术无敌于天下，武器装备不无敌于天下也不能统一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在充分认识武器装备重要性的基础上，对于武器装备的建设，《管子》强调“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七法》）“器成，角试否臧”（《幼官》），制成的武器不经过检查不使用，不试验合格不入库，独到提出了加强武器装备试验的思想。《管子》强调加强武器装备的建设应重在平时，这样战时就能有备无患。“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度地》） （四）主张加强教育和训练。先秦诸兵家都非常重视军队的教育和训练，管子也不例外。它认识到，即使武器装备精良，但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士卒，仍然不能够统一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并指出，如果将领率领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卒去打仗，如同带领一批残废者去打仗一样，必败无疑。“将徒人，与残者同实”。为此，《管子》提出一系列加强军事教育训练的措施。首先是重视对士兵的挑选，强调“定选士，胜”；其次是加强对官兵道义教育，“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第三是明确了军事教育训练的内容，即所谓“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十器，善习五教，谨修三官”；最后，在军事教育和训练的方法上，提倡“因便而教”“教无常”，即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不拘常法，灵活施教。“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 （五）强化严明的纪律。管子认为，信赏必罚对治军的重要作用，指出“赏罚明，则勇士劝也”、“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能否信赏必罚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和安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赏罚明则民不幸生，民不幸生则勇士劝矣”。所以它主张以法治军，信赏必罚，令行禁止。“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毋从劝民”。管子重视明法守信，法不阿贵，指出：“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士兵之死节，不可得也”，赏罚的实施，应该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论功尊贵，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陷不知之人，不忘其劳”。如此，则可以造成“有罪者不怨上，受赏者无贪心，则列阵之士，皆轻其身而安难，以要上事”的局面，做到“威行于邻国”。 《管子》涉及的军事思想内容仅占其全部内容的六分之一约余，但经梳理概括，包括了战争观、军事方法论、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等军事思想诸内容，可谓博大精深，自成体系，不失为春秋战国时期一部好的“兵书”，也不输同时期的其他军事专著。深研细究，必会收益匪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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