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四

编者按：这是一篇充满乡土气和烟火味的短文，真实地记叙了山西南部农村地区一位普通乡邻在大时代中的努力与奋斗，挫折与收获，生动地勾勒出了生活的变迁与时代的潮涌。也许主人公只是一片普普通通的树叶，但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树叶构成了绚丽的景色和五彩的世界。文章作者善于细致深入地观察生活，工于文墨，行文细腻，颇可一读。由于文章主人公和作者均与本号有所关联，特此推送，以供品鉴。

芦四

武芳

芦四是我婆婆家的邻居。

芦四的本名叫芦燕祥。在农村，不论父母给你起了多么考究的名字，村里人总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再给你个称呼，诸如大炮、三树、黄毛之类，上口、亲切、诙谐、指代明确，这样的名字融入村庄和山野，和光同尘、浑然一体。芦四在家排行第四，他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芦四在村里是很有些传奇的。村子虽不大，毕竟有几千年了，也就积攒了一些精神意义，这些意义就在人们口口相传的一段段故事里。比方说，村子起源于晋文公时期的一员猛将魏犫，村西头的门楼是嘉靖年间的一位举人出资筹建的，张家院里出过一位省长……芦四的意义虽不堂皇，却有世俗的进取和妥帖。

一

芦四十三岁就开始卖芝麻糖了。

芦四是71年生人。他哥哥芦三在84年考上省城的建筑工程学校，通知书回来的时候，芦四守寡的妈兴奋得像喝醉了一样，她扛着一把铁锹就下了地，扬起的猪粪甚至洒到了别人家的地里。她想起村里建生家院里有一块石碑，人们说是清嘉庆年间的，上面刻着“恩进士行敏楠”，建生虽没啥文化，却逢有外人来就给人家讲这块石牌的含义，讲祖上的显贵，好像他自己得了功名一样。相比建生家那些虚无缥缈的故事，芦三的通知书可是货真价实的呀！可是，到了晚上，芦三的妈睡不着了，这个地处晋南的小山村没有任何副业，农民们除了地里的庄稼没有任何进项。她愁的牙都肿了，腮帮子鼓起老高。

芦四跑到村里的供销社，跟卖货的瘸子打听到，一根芝麻糖卖一毛钱，在城关的进价是八分钱。他回家跟他妈说自己想卖芝麻糖，挣下的钱供三哥上学。

芦四家没有表。他妈根据天光的微弱变化、鸡窝里鸡的呓语、院里的虫鸣和风声判断时刻，一直都很准的。但是有一天，他妈的判断却错得离谱，被叫起来的芦四把两头穿了绳子的纸箱子吊在脖子上，迷迷瞪瞪就上路了。他沿着乡间公路西行25里，到城关买上芝麻糖，再东行40里，等到了东山顶上的店上村的时候，鸡叫了，天明了。

在村里人一次次的转述中，这段故事的细节越来越丰富、意义越来越深刻，那一夜的月亮亮的吓人，路两边的庄稼影影绰绰，好似还有动物的嚎叫……一个才13岁的孩子啊！

那几年，村里有拉煤的车进山的时候，司机都会留意找找他，估摸着基本也卖得差不多了，顺便把他拉回来。

每到秋罢，各村里照例轮番放电影，芦四的小生意到了最红火的时候。他吊着纸箱子穿梭在人群里，一边恋着屏幕上的故事，一面惦着三哥的学杂费还差几块钱。收入不差的时候，他会买一斤肉带回家。劳动的笃实感和收获的甜美感像一颗种子深埋在这个涉世过早的少年心里，在往后的日子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芦三工作后并没有能给芦四太大的帮助。倒不是无心，是无力。城里的生活并不像影视剧里演绎的那样浮夸，城里的生活更像一个谎言和陷阱，这里盛产欲望和焦虑，不负责幸福与尊严。芦三忙着结婚、买房子、接送孩子还有后来的闹离婚。

芦四却一直把他三哥当成自己的骄傲。我三哥怎样怎样，这是他常说的话，三哥的人生经验似乎弥补了他的贫乏和单调。

二

芦四当上老板了。

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没有遗漏这个偏远的山区。临近县城的几个乡镇有胆大精明的人挖铁矿一夜暴富，据说买矿石的人拿麻袋装了现金在矿口子上守着，一出来钱货两清，卡车直接就拉走了；侯月铁路动工修建了，守着工地开五金机电的那些人也发了财，据说资产上了六位数。哪得有多少钱啊？！传闻见风就长，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自己干点啥好呢？村东的贺喜种了十亩红富士苹果树，第一年挂果就卖了四万块钱，他的脸兴奋得跟苹果一样红，村里人后来就叫他红富士。村西的宏江种了三亩生地，当年就收了三千块，宏江见人就吹，照这样的收成，别说是养四个儿子就是养十个儿子也不发愁！村子陡然间喧闹起来，一百多辆四轮拖拉机的轰鸣声从天不亮响到后半夜，连狗都变得亢奋起来。那真是一个镀金的年代。

芦四就是在那个时候花五百块钱承包了村里的白灰厂，他看准了人们挣了钱就要盖房子的时机。他像饿极了似的，恨不能把明天的饭都吃进肚子里去，每天披着一身白灰行色匆匆，烧灰、卖灰、送灰，还有要账。芦四有一项特异功能，即使在干热、呛人的灰场呆一整天也不喝一口水，他说，我只在饭时喝水，慢慢就养成习惯了。

芦四腰长脸狭，四肢精壮、肤色黧黑。他喜蹲不喜坐，蹲下的时候，后背弓起成一条完美的弧线，看不到一丝赘肉，那是长期体力劳动雕塑出来的肌肉型状。芦四曾经有过一次壮举，他的左手无名指在干活的时候被机器砸断，他没哼一声，骑着摩托车就去了镇里的医院，医生问他断指在哪呢？可以接上，芦四说自己拽断扔了。

芦四家的新房也是那几年盖的，是他自己设计的四合院。两米多高的朱红对开大门，瓷砖照壁，上书“福如旭日腾云起 财似春潮乘风来”。院子里水泥墁地，东面两间是用来屯粮食、放杂物的，西面两间是厨房和卫生间，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可以洗澡。正面四间大北房，东西各两个套间，东面套间是他们夫妻和老妈妈住，西面套间的家具摆设最好，是留着将来娶媳妇用的。农村人从儿子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就会耗尽一生的力量来为孩子准备娶媳妇，这是他们人生的主要意义，正如同生物演化过程中一切的改变只为了更有利于生殖，在这一点上，物质与意识完美地达成了共识。

镀金时代昙花一现般结束了。就像从美梦中醒来，轻甜尚在，苦涩复来。

三

芦四要出国了。

当电视里国家领导人出访东欧、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镜头一遍遍重播的时候，芦四和卧在电视机旁打盹的猫一样觉得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播音员的声音永远四平八稳，再大的事件也总是隔靴搔痒、无关痛痒。但是在这个万物互联并且没有所谓中心的时代，网络中任何一点动荡，它的余波都会波及他人。

芦四作为劳务输出人员为白俄罗斯核电输出输变电工程服务。他是跟着我爱人出去的。

他第一次回国路经太原的时候，我去高铁站接他。

他上车第一句话就是：“嫂子，美元涨价了！”

我大为错愕，一时语塞。后来才知道他们的补助是用美元结算的。

“在白俄干的咋样？”

“这活可是不赖，管吃住，一月干落七千，还不累。”我知道他在委婉地表达感谢。

“那地方咋样？”

“风景可好，到处都是树，绿绿的，好多湖，毛子人也不错。” 芦四有一肚子话想跟人倾诉。在这之前，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太原。这次，他有了护照，第一次坐飞机还是国际航班飞越亚洲，来到东欧平原，来到白俄罗斯一个名叫斯摩尔共的地方，所见所闻几乎要撑破他的大脑。

“你说人咋好？”

“有一次，工地上的司机碾死一只鸡，毛子媳妇找到项目部，才要了8万卢布，合人民币26块钱。要是咱村里有些人，鸡生蛋、蛋生鸡，还不讹死你！”

“那要让你移民到那儿，你愿意吗？”

“不着，那地方太没意思了……”

“这次挣的钱打算干啥？”

“给两个孩子交了学费，还了债，剩不下多少了，就把院子再整一下吧。”

算起来，芦四在白俄四年中途只回来过一次。第一年快过年的时候，好多人都收拾行李定好机票要回国了，芦四透过双层玻璃看着窗外白茫茫的世界犹豫不决，最后还是狠狠心放弃了机票，他琢磨着留下来看工地，一天还多补助100块钱，半个月就顶安平（他媳妇）种一年玉米呢。

第二年过年，芦四终于要回国了，走前他去找工长：“领导，能不能让翻译官跟我去趟城里？”

“干啥？”

“我想给媳妇买条金项链，回去犒劳一下，去年养猪可是辛苦了。”

暑假回去看婆婆的时候，安平拉我去她家，进了院子，南墙下满满地开着各色的菊花，热热闹闹、漂漂亮亮。安平说，这是芦四从白俄拿回来的种子，居然服咱这儿的水土，长得这么好。

芦四最后一次回国的时候，带了两个大行李箱，一个登机的手提箱，三个书包。他把工地上扔掉的电焊机、切割机、各类工具都拆散带回来了，总重80公斤。他说，这些东西拿回来都能用啊！

一同带回来的还有他手机里快要挤爆了的相片，里面是白俄的森林、湖泊、教堂、儿童……还有他乘坐的飞机、路经的机场。

四

芦四的两个儿子都满二十了，兄弟俩站在一起，像两匹儿马驹子，满身都是芦四当年的生气、干劲和精明。经历了城市的繁华，他们都不想再回村里了。芦四和安平便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帮两个儿子在城里买房子。当人们还在谈疫情色变的时候，芦四已经联系好了去新疆的工作。安平锁了朱红的大门，把钥匙留给村里的大哥，便跟着芦四来了太原。

我爱人去高铁站送他们夫妻，芦四说他买了一张卧铺，给安平坐，她晕车，给自己买了一张坐票，不就是26个小时么，熬熬就过去了，下火车再转车200 公里就到了。他说，现在家里四个人都挣钱，再过几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晚上临睡前，爱人跟我说，这会儿火车估计快进河西走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