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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10月到2020年5月，我曾经写了35篇大明军事洋务运动的文章。对于这一问题，我觉得有必要继续下去。所以，从本月开始我将继续讲述嘉靖朝以后的明朝军事洋务运动问题。 题记：晚清和晚明都有军事洋务运动晚明晚清的军事洋务运动都存在！但晚明时期，因为各种原因，西方国家地先行崛起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在实力和科技上并不能让晚明在军事领域承认“差距”，也就从内心深处没有向西方学习的勇气和魄力以及先见之明。 晚清时期相对晚明情况有了质的变化。因为晚明没有自我革命的勇气，结果被清朝替代，彻彻底底地从原点重新出发。国家间的竞争，需要对内对外永远保持警惕，容不得休息，别人更不会给你追赶的时间。在清朝重走历史轨道时，西方列强的科技大幅度提升。晚明的差距不大变成很大。 不但如此，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的数量更多。英法俄第一集团，德美日第二集团，分拨次进入中国并吞噬着我们的躯体。因为晚清的惨败且清廷的无能，其军事洋务则从军事向社会各方面发展，直至民间出现“全盘西化”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直到今天全面投降的观念仍然存在。  限于篇幅，本文先主体谈谈张居正时代，蜻蜓点水式提提徐光启，作为两次军事洋务运动的过渡。 张居正与大明的“微睁半目”看世界明朝和葡萄牙在正德、嘉靖时期主要关系就是引入佛朗机铳并对其进行仿造。在明代，中国的钢铁技术、火药技术、相关科技和工业与西方差距并不大。因此，仿造起来也比较方便。这就造成明朝只关心葡萄牙的军事武器，更在“轻视”状态下弃葡萄牙战船于不顾，固执地认为西方战船不过尔尔。 从现代观点看，当时的西方战船并不比明朝的战船先进出一大截。但在设计理念、武器配置等诸多方面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自恋，对于外部发展动向的重视与研究。由此，正德嘉靖时期，西方的非军事科技乃至思想对明朝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由此，我将晚明的这种状态称为“微睁半个眼皮儿”的看世界。一者看得比较近，世界还没出亚洲东部的范围；二者根本看不上，不屑于学。因为微睁，你说它没睁其实也没啥罪过。 张居正时期，因为太后是普通的老太太，懂得且安心放权。在冯保配合下，张居正成了大明的当家人。在其眼中，首先看重的则是葡萄牙人的税收，这与张居正改革的主要目的和地方军政人员的推动有关。  地方官员如果想向上爬就必须有政绩，在和平时期无论什么时候，最好的政绩都是税收。再加上“隆庆开放”已经让东南沿海各地区比较敢于改革的地方官员嗅到了未来趋势。 要想发展先要稳定。但东南沿海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就是走私贸易和海盗经济。嘉靖朝倭寇再起的余波仍然存在，国内从元朝中后期就存在的走私海盗经济也一直没消停。在广东、福建等地，海盗势力仍然非常强大。例如隆庆二年（1568年）广东大海盗曾一本就曾围攻广州，在朝廷震怒下，俞大猷奉命邀请葡萄牙人前来助剿，次年海盗被除。 因为重视税收，再加上嘉靖朝的发展，大明上下对于盘踞在澳门的葡萄牙势力是比较重视的。除了税收外，张居正等明朝大臣对葡萄牙、西班牙想进入中国传教的要求是反对的。其实如果我们抱着公正态度看：从明朝到乾隆皇帝在这一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更多的应该从我们自身的文化去考虑，我们为什么会闭关锁国，为什么拒绝对外交流。除了对方的恶性作为让人厌恶、让人怀疑外，我们始终没有想清楚一点：你想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儿，这是永远实现不了的事情。 张居正与晚明化社会的关系张居正作为大明的功臣，其主要功绩是两点，一是扩大了财政收入；二是部分整顿了吏治。其中前者充分说明税收的重要性。所以，当澳门成为“中外贸易”核心城市之一后，对该地进行管理特别是征税就成为关键。  随着明军布防澳门周边，防止葡萄牙势力再缓慢蚕食周边地区的行为发生的目的已经达到。到了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便在澳门推行“饷税制”开始对贸易商船进行征税。东洋船分四等、西洋船分九等进行征税。之后，又向澳门征收土地使用前，从五百两每年一直推到某些时段的一万两。再之后，各种征税项目也逐渐增多。 除了征税外，包括张居正在内的明朝大臣对西方国家也是心怀敌视的。 中国文化属于“半封闭式文化”，到了明清因为闭关锁国、八股取士等问题，“封闭性”越来越强。在这种文化氛围里，人们更多的是关心内部威胁，对于外部威胁则一般不关注、不重视。采用的方式也比较消极，并非积极应战、学习，而是采取躲避方式，非得等到别人打到家门口甚至打进了家里才反抗。 明朝就是非要等别人打到了家门口才推开。反抗也只是把强盗打出自己所在的这条街，强盗还是在村子里晃荡。在明朝君臣心里：村子那么大，我管好我家就行了，欺不欺负邻居我不关心，逢年过节给我送送礼我也就知足了。 由此，明朝的海外贸易中转基地先后被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被日本控制（先占领后撤军，晚清时期才给予吞并，但琉球被日本控制这一事实晚明和清朝是知道的）了琉球王国也就是今天的日本冲绳。  汪鋐 万历亲政后推翻了张居正的这块压在自己头上的牌子后，张居正改革的成果其实没有被推翻。有些人说日后的改革成果被阉割了（我在拙著白银帝国：翻翻明朝的老账中也是这么说的，但目前改变了这一观点），其实并非如此。 张居正改革属于“半改革”，也就是任何改革都要以“吏治”为基础，其改革的支持集团就是官商（官商不是官商勾结的意思，是官员和官员亲属经商形成的一体化集团，比官商勾结要危害性大）例如张四维、王崇古等。那么，晚明时期的问题就是“官场如商场”，整顿的就是吏治，你的支持基础反而就是官商家族。那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张居正改革其后被执行走样本身就是他的自身所创。 因为，晚明的吏治出现问题：东南部商业官场利益代言人实力强大，郑芝龙等海盗走私商集团被顺利招安后继续扩充自身的力量，东南部海盗走私商已经从找利用代言人变成自己控制一切的地步；东北部的李成梁玩制衡没有玩好，结果出现后金势力。内部各种农民起义也先后出现，最终因为自然灾害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 在这些大背景下，晚明的风气已经大变。总的来说，就是人人为钱、人人为了自我逍遥什么都不管了。在这一背景下，一直抑制文人的儒家思想也彻底松动。许多人并不认为它是永远好的，至少不是最好的。  在这其中，以徐光启（教名保禄）、孙元化（教名依纳爵）、杨廷筠（教名弥格尔）、郑志龙（教名尼古拉嘉斯巴特）等一批弃儒入教的人的出现，也就加速了第二次军事洋务运动的形成。 作为结束词，本文文末从40篇系列文中挑选三篇与本文有关的其他文章，作为扩充阅读吧。欢迎各位读者秉正批驳，以便作者和读者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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