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居正人物系列之三——改革改的是什么？（一）  张居正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历经嘉靖三十年不上朝，大明王朝这座国家机器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皇帝长期不理朝政，大臣玩忽职守，整个政府效率极其低下，财政赤字严重，积弊已积重难返。 明朝吏治的特点，一方面政府机构冗杂庞大，一方面实际做事的少，办事效率低下。这种吏治特点，追溯还应该从太祖朱元璋开始，朱元璋雄才大略，但过于自信，想象力丰富，开创了很多新花样，例如废除丞相，例如言官制度。 所谓言官制度，即国家专门养一群人，工作职责就是弹劾，所谓以言代行，每天主要工作内容就是“风闻言事”、“直言规劝”。 很多今天我们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其实都是这种言官制度的结果。海瑞骂嘉靖的上书，放在历朝历代都不可能发生，别说呈送给皇帝，早在上访的摇篮阶段就被摁下了！但是朱元璋规定，只要是给皇帝的上书，必须上报，违者斩！皇帝热线，直通天子！所以即使下面的官员胆战心惊，还是必须硬着头皮上报。 这种制度的优点是相互监督，但缺点是助长了官僚体系的虚无主义，官员之间多尚空谈，少做实事，嘴仗多，实事少，有时候为了弹劾而弹劾，你跟他说富国强兵，他跟你谈尧舜王政。 朱元璋的初衷，是希望建立一个文武百官直接对自己负责且相互监督的体系，这样既可以保证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又可以保证吏治清明。但这种制度设计的负面影响在于，但凡后续的继任者，没有像朱元璋一样的勤奋，整个国家行政系统将陷入瘫痪。恰巧朱元璋的后代，除了朱棣等少数几位较勤勉以外，绝大多数都没有劳模朱元璋的能力和精力，反倒被这种制度设计反噬。 绝对的权力，有时候带来的不是绝对的自由，也可能是压力与不适，反观明朝的后期走向，后者倾向更加明显，自宣德皇帝三杨辅政开始，权力又逐渐向文官集团集中，君权与相权，除了对立，在更大格局上，其实是统一。 张居正是明白人，看透了这一点，空谈理论是不行的，长期人浮于事，财政入不敷出，边防军事压力大，社会流民问题出现，诸多帝国衰落的迹象已经显现。 针对吏的弊病，张居正开启了考成法。 所谓考成法，即考核成效，类似于今天的绩效考核，中央六部把官员的工作分解，一条条登记在账簿上，考核内容非常明确具体，并确定明确的完成期限，完成一件，核销一件，每月进行考核，要求事事有落地，件件有回音。 考成法的结果又与淘汰机制结合，考成不合格的，予以淘汰，又间接解决了明朝的冗官冗员问题。 考成法的核心思想是务实，要求工作必须针对一件件的事情，不能空对空，但凡上书，必须言之有物，将官员从理论拉回到实际。 为政的态度，往大了说，是一个人的追求，往了小说，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工作作风。这就是张居正，一个对下属非常严格的领导，容不得官场有半点懈怠与推卸，容不得事情有任何拖沓与敷衍。张居正自己也非常勤勉，作为帝国最敬业的CEO，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到他生命最后的两年，经常累得晕倒，甚至吐血，张居正年仅57岁就去世，他是活活累死的！
务实在张居正另一方面的表现，是用人。张居正用能人，而不是完人。像海瑞这样的清流，更多是供奉起来，当一面旗帜，但不会赋予多大的实权。海瑞骂完嘉靖之后，临走前他写了一封上书，骂文武百官，认为举世皆醉、为他独醒。 作者不是认为，像海瑞这样的人不伟大，气节举世无双，但事功难称杰出。在官场上，可以自命不凡，但绝对不能孤立无援。政治是平衡的游戏，讲究交换、权衡和妥协，除了要能揭示问题，也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张居正用人，经世致用是第一位的。人事方面，任用德高望重的杨博为吏部尚书。经济方面，任用经济专家潘季驯为户部尚书。军事方面，任用上马为将、下马为相的谭纶为兵部尚书。边防方面，任用戚继光、殷正茂等军事天才为封疆大吏。 今天我们称颂张居正不拘一格，其实更多是事后诸葛亮，决策的当下是很复杂的。像戚继光、殷正茂这样的人，争议极大，站在道德制高点抨击的人非常多，张居正完全是靠首辅个人的权威压下来的。 历史幸运地站在了张居正这边，但如果边防出了一丁点问题，恐怕完全是另一番评价，张居正又该如何交代，作为首辅的他难道不需要承担责任吗？领导真不是好当的，用人和决策是承担风险的。 万历新政之后，张居正超越三杨、于谦等名相，成为明朝历史上一位可以逆历史潮流的人，当大明王朝的历史车轮滚滚向下时，张居正改弦易辙，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王朝危局。考成法是张居正针对吏治的改革，面对经济的凋敝，他又会如何改革，我们下篇再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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