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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我们的1978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 文/封耀武 我是家中的老大。父亲其实很辛苦。父亲是个道道地地的工人，他比母亲大20岁。可不是现在流行的老夫少妻。只是因为生活所迫，被逼在快40岁时才娶妻成家。所以，父亲希望我去读技校。早一点当一个技术工人，早一点挣钱，替他分担压力。因为，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母亲的意见则特别明确。她希望我能够到中专去读书。因为她的养父据说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秀才。我的这位外公，在民国时期，一直以教私塾谋生。所以母亲认为，中专毕业后，她的儿子大小也是一个干部，不说光耀门楣，至少可以和她的养父比一比。说起来，不丢人。我进入同一个学校的高中，其实是初中班主任不断忽悠的结果。这位班主任，姓查名伯伦。说起来，还是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学生，他知道读书的那些道道。当然，也和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排位竞争有某种关联。对手主要是重庆市29中。所以，他动员了好几位班干部做我母亲的工作。他挺辛苦的，70多岁就去世了。虽然如此，我其实并不对这个学校的高中有多少留恋。因为高中是一个分部。这个分部因为当时的所谓的备战备荒，要办在重庆长寿县的郊区。一下子从重庆的市中区到长寿县的郊区去，而且是住读，心中未免有那么一些忐忑及不安定。不知是不是班主任继续施展了何种神通，我终于是在这个学校的高中部开始了高中的学习生活，而且只能是住读。这个住读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我成了长寿县图书馆的常客。我借用两个同学的身份办了两个借书证。于是，只要允许，每周都有三本我喜欢的书籍在陪伴我度过那些青春的时光。因为那十年，我的高中其实只读了一年。又因为所谓的闹革命，我回到了位于渝中区上清寺的校本部。到上山下乡之前，在校本部，我断断续续的干了一件现在都不会后悔的事：捡书。我捡了学校图书馆的不多；因为也有其他同学在捡，而且捡的更多。思想深处，我其实还有道德观念的某种冲突：捡和偷真的有区别么？当确定可以捡之后，我这才心安理得了。于是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的驱赶下，我更捡了不少紧邻的重庆团市委图书馆的。重庆团市委图书馆的图书让我大开眼界：比如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比如记不住编者姓名的美国史略、英国工人运动史等等等等。有好几十本。也真的是多亏了这些图书，它们使我的不到三年的知青生活才终于没有那么乏味枯燥。被招工进厂后，我在工厂呆的时间并不长。这是一个新建的化工厂。离重庆市中区直线距离有80公里远。除了休探亲假，一年到头很难回渝中区上清寺的家看妈妈及弟弟妹妹。厂是新厂，又在那十年的特定时期内，所以，生产很不正常，空闲时间特别多。但，这个厂的藏书却真的很少，而且多数是专业书籍。所以，在厂里除了打羽毛球以外，我更多的有兴趣的事情就是找同事借他们的藏书，然后抄书。记得，艾青的诗论、诗人论就是这个时候抄写的。但是，这样的美妙的时间也并不多。谁有那么多的藏书哟！所以，当化工局宣传科要借调我时，我是很欣欣然的。化工局宣传科的藏书有好几个书柜，而且多数是经过内部分配才能购买的书籍。近邻的局团委则用团费提留定购了几乎是当时正规出版的所有的各种类型的杂志。更重要的事情是，如果能够在化工局宣传科上班，而这个上班的地方离妈妈住的地方实在是太近了，满打满算步行只有不到5分钟的距离。心愿终于得偿。1974年1月，我开始了又一次饱读能够找到的书籍的美妙时光。工作呢，则是搞理论培训。陆续点燃我进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梦想的人有这样几个：1、化工局宣传科的同事付宗正。这是前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的毕业生。后来是工人日报重庆记者站的站长。他多次鼓励我：你喜欢读书，就一定要去上大学。他工作调动后，临别赠言仍然是这句话。2、化工局宣传科的同事龚健。这是一位女同事，是当年延安文艺青年后重庆文联作家李南力的妻子。她多次告诫我：千万千万不要将自己变成一个万金油类型的干部。3、化工局宣传科的同事金烈。他是化工局不多的老研究生学历的大学毕业生。后来，他成了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他对我的影响是：说起来使用是学习，确实是这样；但其实，读书也是另一种重要的学习。对此，我深以为然。4、曾经的下级，后来的学长童小平。1977年，她还在西南合成制药厂宣传科上班。恢复高考后，她便参加了。据她考后和化工局宣传科负责宣传报道的付宗正的交谈，她的数学考试，只做了一道四则运算题。其余的，她不会。因为她是1968级的初中生。但是，她却成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77级的正式学生。这位童小平，后来也是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5、陈元虎是我同一个学校的高1966级的学生。是本部学校排球队的主攻手。我呢，是学校分部排球队的二传手。我到化工局宣传科上班不久，他到了楼下的化肥公司办公室上班。工间休息时，我们打排球玩，他攻我守，倒也其乐融融。恢复高考第一年，他也未参加。第二年，他蠢蠢欲动，于是鼓动我。1978年7月11日，我俩正式在我的办公室闭门复习。复习期间，我们是赤膊上阵，用一盆自来水降温。张榜后，他在重庆大学，我在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这位陈元虎，后来也是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四年大学生活其实是乏善可陈。因为多年的学习经历及理论培训工作的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所对应的那种反馈。再加上，并不愿意过多的钻故纸堆。1980年，校园对弈：左起：封耀武、杜维宁、邹丹、张健康所以，我挖掘来挖掘去，能够有相对深刻记忆的只有以下这样几件事情：1、记得我学习态度最端正的时间是进学校的最初那两个月。这个时间是1978年的11月和12月。这个时间段，图书馆我是常客，但学校安排的课都去上，都去听。但听来听去，便开始感到乏味了。因为深度、进度都感觉挺不够的。这两个月我做到了全勤，没有回上清寺的父母的家。父母的矛盾冲突越来越频繁了。父亲退休，从常年的野外勘测一下子进入城市生活，他的年龄和生活习惯和母亲明显不一样。他们之间，已经由口头的经常争吵向动手开始发展了。我是老大，我得回家替母亲撑腰。最小的弟弟已经面临1979年的高考的冲刺。我得尽一个哥哥的义务。机关调整住房，我得尽力争取。其实是争取到了。在和平路。不过，一次都没有去住过。记得，史俊杰同学知道后，曾经有过借的想法。又一次40%调资，我也得尽力争取。结果是我得到了这次调资的机会。每个周六，我是必须回家的。然后周一回校。这是开始的时候。然后发展成每周周二回校。然后是周五回家，周一回校，然后是周二回校。每周，差不多的时候都是一半一半的吧！那如何解决交通费用呢？我得感谢化工局每个月给我解决了一份郊区月票的补助，当时是5元人民币；然后我也使用过我弟弟的铁路免票，这肯定是冒名顶替了。我也用过买短乘长的办法；还用过涂改公交车票的伎俩。当然，也混过火车。火车逃票有那么一点惊心动魄，但其实挺能锻炼一个人的胆量及判断力的。所以大学四年，我并没有这方面的任何风评出现过。至于如何逃票，有两个同学大概会有一定的记忆。比如马大仲，又比如史俊杰。我必须郑重声明，他们肯定没有这样干过。但至于如何逃票，为避免传授犯罪方法的嫌疑，请恕我不一一详叙了。这种规模的逃课，我一直不知道当时的辅导员漆建华老师是不是都知道。如果是知道的话，今天仍然得感谢他曾经的手下留情。首要的办法是借看缺失的必修课的同学的笔记。同寝室的同学中这个笔记做得最好的是张健康同学。又是上铺，几乎是有求必应。看笔记，主要是看老师的观点及主要论据。用墨水瓶做了一个煤油灯，主要用作寝室熄灯后的照明。因为比手电筒节约，且方便。我是经常躺在床铺上就着煤油灯光夜读的。用排除法记忆课程的重点内容。主要的办法就是做卡片笔记。便于随时随地的学习。我在单位开的结婚证明，然后去找的漆建华老师。如果漆建华老师有异议，我有这样一些理由等在那里：我的年龄，我的经济能力，当然不排除我做我的，你能奈若何的某种可能。不过还是得感谢漆建华老师的事实上的默许。我对同学们的广而告之则是每个寝室一小包水果糖和几支烟。我记得，是男女同学的寝室都有，大约是30包吧。糖是托列车员从北京代买的。香烟则是岳父的每月的特供。不过，漆建华老师并没有得到这一小包水果糖和烟，因为我并不想借此讨好卖乖。对大学结婚的此种菲薄，想想都不好意思，所以，毕业后的第一次同学聚会，我尽力做了配合漆建华老师的相应的会务工作，我翻印了毕业集体照片，打印了通讯录，复制了聚会的照片，并且尽最大努力寄送给了每一个同学。然后，又一次聚会时继续奉献了几十斤自己泡制的各种养生酒。2）我是我们这个年级第一个在学校学习期间当父亲的。当父亲的这一天，是星期一。这一天的白天，我其实是在上清寺的。判断可能还有几天，所以我提前返校了。谁知回到学校不久，漆建华老师便托同学找到我，告知我赶快回上清寺。于是，我这才完整的为人夫为人父了。我第一时间迎接到我女儿的诞生。借此机会，我再一次感谢泸州地区的同学们，因为你们的慷慨好义，我的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有你们在1982年寒假替我捎带的沉重的泸州肥儿粉的不可磨灭的功劳的。3）我是我们这个年级第一个考试试卷发完便交卷的学生。这件事发生在杜诗选读课的考试过程中。我已经不记得有些什么样的考题了。我只大约记得基本过程了。我坐在第一排。老师是谁，我也没有太深的印象了。只记得他有些年岁了。没有响铃前，他便开始发试卷。他一个一个学生的发，动作节奏和他的年龄挺相符的。我大概是第二个得到试卷的。试卷是刻印的。因为是刻印，所以命题便有可能有那么一点过于简约。选读这门课的学生有七十多个。我拿到题目后便开始做。一会儿以后，头脑里能够对应答题的储存便用完了。说实话，临时抱佛脚，能有多少储存？再检查一遍，还是没有。这个时候，老师宣布，可以答卷了。于是，我便交卷了。据说，这以后，老师颇有微词，说是没有搞清楚题目的要求。我心里想，如果不及格，我再来说道理。还好，这位老师手下留情，给了70几分。不过现在看来，我还是有那么一点太轻率了。还据说，这件事引起了王康同学的某种愤慨，有动手的某种冲动。可惜，已经没有办法映证及解释了。不过，真是如此，又有何必要？我又不是瞧不起这位老师。4）我自认为我是我们这个年级在校玩的相当嗨的一个学生。我充分利用我曾经是系学生会体育委员的身份，组织了围棋、象棋、篮球、足球及各种能够组织的体育活动的年级、班级比赛。奖品很菲薄，我是充分利用了原工作单位和曾经友好的一些单位的相应条件。比如笔、比如纸张。因为下象棋，我和张健康同学的友谊天长地久；因为打羽毛球，我和高力同学惺惺惜惺惺；因为吹小号，我于是和学校文工团的许多同学相识；因为打排球，踢足球，我又结识了不少的同学。我和马大仲、罗成全同学很长时间都是炊友。我们经常炊的其实就是煤油炉上的那一顿用于晚餐果腹的小面。不过，新鲜蔬菜不少，猪油也是香喷喷的。我还用废弃的钢锯片为同寝室的每一个同学配了一把门钥匙。那还是刚进这个学校的时候。没有的事钱哟，总得自力更生吧。这就是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如果要问我学了一些什么？对不起，我真的回忆不起。我其实这四年就是这个学校的一个过客。 作者简介：封耀武，浙江江山人，生于1949年6月，1956年随父调动工作从江西进贤县来重庆上清寺，就读于中四路小学和市六中，高68级学生，酉阳县知青，重庆川庆化工厂工人，重庆化工局宣传干事。1978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化工局教育处、重庆酉阳县任领导，重庆国资委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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