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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版本目录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樊长远老师授权发布！【提 要】古籍採用雕版印刷，版片可以保留很長時間，不斷刷印。初期印本和後期印本常有差異，除殘損修補外，有作者自行修訂者，如《史通訓故補》《十七史商榷》《季漢書》；有後人重印而修版者，如《爾雅翼》《綱鑑會編》《吾學編》；有因忌諱而剜改者，如《尚書私學》《口北三廳志》；有後人重印而增訂者，如《[乾隆]任邱縣志》；亦或有其他原因修改版片者，如《論語集解義疏》。初印、後印本很容易被混同為複本，甚至被認為是不同版本。古籍印次問題應引起圖書館古籍編目人員的重視。讀者使用古籍時也宜留意古籍不同印次的文字差別。中國古籍傳統上絕大多數採用雕版印刷，版片一般使用梨木或棗木，質地硬實，如果保管得當，不遭水火兵燹之災，一副版片可以流傳幾百年。閱年既久，版片磨損，字跡難免缺壞，每當重新刷印的時候，不得不加工修復，會有修補或抽換的情況；個別版片丟失，或有嚴重損壞，則需要補版另刻；版片完好，而出於各種原因作剜改、更換的情況亦屢見不鮮，情況複雜。不同時期的印本從版面外觀到文字內容都會有這樣那樣的差異。元大德補刊《容齋隨筆》、明清遞修南監本正史之類，會在修補葉版心鐫刻重修年份，一目了然。而更多的情況是若非羅列異本、逐葉比勘，就看不出修版痕跡。有的初後印間隔時間較長，初印本版面清朗，字跡嶄然，後印本版面有磨損或斷裂，字跡模糊，剜改的文字及補刻的版片與原版字體多少有差異，仔細比對，不難分辨。有的印成不久就修版重刷，初後印版面狀態及字體毫無差別，則需要仔細校勘文字，推敲先後。對於古籍的初印、後印問題，從事版本研究的學者已取得了很多成果。茲就工作實踐中所見，再舉若干實例，稍加探討。 一、史通訓故補二十卷 清黄叔琳撰 黃叔琳取明王惟儉《史通訓故》刪繁補遺，增其未備，參酌郭孔延《史通評釋》、陸深《史通會要》、陳繼儒《史通註》等明代各家舊注，撰爲《補》二十卷，清乾隆十二年（1747）付刊。傳世本書名葉或鐫“乾隆丁卯年鐫”“養素堂藏板”，養素堂爲黃氏齋號，知是書爲其自刻本。其後印本較初印本剜改若干誤字，如初印本“丘”字，後印本皆剜改作“㐀”；卷一第十葉注“史爲晉文帝諱”，初印本“文”字誤作“武”；卷二第十葉注“歷文成繆三王始至於嚴”，初印本“文”字誤作“定”；卷四第十五葉“何太師之薨”，初印本“師”誤作“史”，“豈非流宕忘歸”，初印本“宕”誤作“岩”；卷四第二十二葉注“赧王名延”，初印本“延”誤作“誕”；卷五第十三葉注“趙壹字元叔”，初印本“壹”誤作“益”；卷五第二十四葉注“西秦乞伏國”，初印本“乞伏”二字誤乙；等等。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為初印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湖北省圖書館影印）、《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都是後印本。 
二、十七史商榷一百卷 清王鳴盛撰 是書爲正史考訂名著。清李賡芸《稻香吟館集》卷五《至吳門王公孫（汝平）以洞涇草堂圖卷屬題》詩有句云：“西莊先生今岱斗，歸田卜宅金閶右。洞涇橋畔草堂成，經史丹黄不離手。”知洞涇艸堂係王鳴盛讀書處。此本書名葉鐫“乾隆丁未新鐫”“東吳王氏述”“洞涇艸堂藏版”，是王氏自刻本。洞涇艸堂本有初印及剜改後印本之別。初印本序末署“王鳴盛字鳳喈號禮堂又號西莊撰”，後印本改作“王鳴盛字鳳喈號西沚撰”。卷三“周敬王以下世次”條末：“據《索隱》係謐妄造，今《紀年》亦作貞定，詎有汲冢之文而預同於謐之說者乎？蓋《紀年》一書出于束皙輩偽撰，與謐等相爲表裏，皆不可信。”後印本剜改爲：“據《索隱》係謐妄造，今《紀年》亦作貞定，而海寧周廣業云班氏《古今人表》亦作貞定，則非謐妄造。年代悠遠，紀載錯互，但當闕疑，不可強說。”《續修四庫全書》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實爲後印本。臺灣“國家圖書館”有清乾隆五十二年紫陽書舍刊本，疑為另一後印本。經修訂過的後印本通行後世，光緒六年太原王氏刻本、光緒間上海點石齋石印本、廣雅書局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所據底本都是後印本。
三、季漢書六十卷正論一卷答問一卷 明謝陛撰，明臧懋循訂 是書編纂東漢末獻帝至三國時期史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與國圖藏本（索書號：16305）爲同一版刻，而印刷有先後之別，國圖本係後印，有挖改處。例如：陳邦瞻《謝氏季漢書序》，北大本“司馬氏又曰有國者”，國圖本作“蓋其說曰凡有國者”；《正論·正帝系第二》，北大本“作《魏武帝紀》則云父夏侯嵩中常侍曹騰養子且云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國圖本作“作《魏武帝紀》則云中常侍曹騰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收藏相同版本一部，上舉兩處異文同於國圖本，又有與兩本都不同之處：《季漢書答問二十篇》，北大、國圖本第八問爲“答諸葛亮之問”，第九問爲“答漢君臣魚水之問”，芝大本則第八問爲“答劉宋之問”，第九問重出，分別爲“答諸葛亮之問”“答漢君臣魚水之問”，多一“又九”葉；北大、國圖本第十七問爲“答吳世家之問”，第十八問爲“答國志述魏之問”，芝大本則在兩問之間插入第十八問“答魏世家之問”，第十九問“答吳世家之問”，多一又“二十九”葉，之後又爲第十八“答國志述魏之問”；《本紀》卷三，北大、國圖本：“六年春正月，丞相亮出師祁山，不克。冬十二月，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引退。魏將王雙來襲，亮與戰，大破之，斬雙，還軍漢中。七年春正月，丞相亮遣將陳式伐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芝大本作：“六年春正月，丞相亮出師伐魏，敗績街亭，上疏自貶，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冬十二月，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引退。魏將王雙來襲，亮與戰，大破之，斬雙，還軍漢中。七年春正月，右將軍亮出師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可見北大本為初印，國圖本可稱為中印，芝大本為後印。以上三例都是書版已然刻成，著者續有所得，修改原文。《史通訓故補》《十七史商榷》是只有個別改動，不必重新刻版，遂做剜改。《季漢書》則不止剜改內容，且增刻版片，改動重刷不止一次。古籍刻成後，正文陸續增刻的情況十分常見。有的續補內容增加卷數，內容加多一目了然。有的僅加刻書葉，卷數不改，若《季漢書》之類，增刻的內容就很容易被忽略。四、爾雅翼三十二卷 宋羅願撰，元洪焱祖音釋 《爾雅翼》是一部重要的訓詁專著，考據精博而體例謹嚴，《四庫》館臣稱贊其水平在陸佃《埤雅》之上。宋咸淳六年（1270）王應麟知徽州府時校訂刊刻，元延祐七年（1320），洪焱祖為全書作音釋。宋本已不可見，元本惟《皕宋樓藏書志》著錄一帙，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明代所刊，有音釋本，有白文無音釋本。音釋本見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書目著錄者有萬曆三十三年羅文瑞（1605）刻本、天啓六年（1626）羅朗刻本、天啓六年羅朗刻崇禎六年（1633）羅炌重修本，三本存世尚有不少。今比對此三本，知實為同一版刻。天啓本實據萬曆本重修，並非重新雕版，有數處改動：（一）三本皆有李化龍序，序述刻書事云：“近羅山人伯苻（引按，即羅文瑞）過我，以抄本相示，比余所有更多音釋。伯苻曰，此吾遠祖鄂州公所為，先大夫合州公手校而家藏之者，吾懼斬先人之澤，將壽諸梓，力不及也。余嘉其志，與崔冏卿自強各損貲助之，不數月告成。”此引自萬曆本，天啓本則刪改為“近得其家藏本，比余所有更多音釋”，隱去李氏助資刻書事，此葉及下葉序文的後半內容全部重刻。羅朗原是以抄本付刻，並非據宋元版，蓋恐怕其本不足以見重於人，故諱言之。（二）《爾雅翼目錄》末增刻“從裔孫羅朗重訂”一行。（三）元延祐七年洪焱祖跋末增刻“天啓丙寅從裔孫羅朗重訂”一行。崇禎本比天啓本書末多崇禎六年羅炌跋一篇，有云：“此梓出大司馬長垣李公（李化龍），當時失訂，後履經讐刊，猶有餘譌。近因殺青，復釐正數十字。雖曰掃葉拭塵，而門王河豕庶亦免矣。”跋稱“近因殺青”，容易使人誤以為是重刻者，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經部小學類徑據羅跋著錄為“明崇禎六年羅炌刊本”，實非。羅文瑞字伯苻，以工書知名，[民國]《歙縣志》卷十有小傳。羅朗、羅炌生平不可考，應當都是一家眷屬。萬曆間文瑞刊刻其遠祖羅願的名著，書版即藏於家中，後世遞有翻印。天啓、崇禎二本應著錄為萬曆三十三年羅文瑞刻天啓六年羅朗重修本、萬曆三十三年羅文瑞刻天啓六年羅朗、崇禎六年羅炌遞修本。古籍目錄中凡著錄為“天啓六年羅朗刻本”“崇禎六年羅炌刻本”者悉屬誤判。
五、綱鑑會編九十八卷歷代郡國考略三卷歷代統系表略三卷歷代官制考略二卷 清葉澐輯 是書以朱熹《資治通鑑綱目》爲主，參合司馬光《資治通鑑》紀事，故稱“會編”，起自盤古，下逮元末。清康熙間（1699-1722）刻本。書前冠有康熙四十一年徐秉義序、四十二年宋犖序、三十八年劉德芳序、《凡例》十四則。《凡例》云：“余著有《歷代統系表》一書，尚未行世，今鈔撮其略，分爲三卷，列於卷首，益之以輿圖、官制，相輔而行，皆讀史者所必有事也。”所謂“輿圖、官制”即《歷代郡國考略》與《歷代官制考略》。此書康熙間付刻，存世各本有印刷先後之不同。《四庫未收書輯刊》據中國科學院藏本影印，影印說明標爲“清康熙劉德芳刻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則詳著爲康熙三十八年劉德芳刻本。[1]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一部，沈津先生《書志》著録爲清康熙刻本。[2]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本亦著錄為康熙刻本[3]。各本書名葉不同：中科院本左欄鐫“貴德里南陽藏板”，鈐長方戳記“《州郡》《官制》《統系》三考刻完即出”（檢正文，無《郡國》《官制》二略），額鐫“文安劉悔菴先生訂定”；哈佛本左欄亦鐫“貴德里南陽藏板”，額鐫“新增讀史三略”；港本則左欄鐫“新增讀史三略 本衙藏板/翻刻必究”。“讀史三略”之刻印晚於正文，可知三本之中中科院本為最早。後印本於序文亦有改動。中科院本劉德芳序言刻書事云：我友松川子經奇汲古，尤邃於史學。余承乏淮南，間曹多暇，因倩之商定涑水、紫陽二書以逮陳氏之《外紀》、南氏之《前編》、宋元二代之續編，萃而成帙，上自盤古，下逮有元，得卷凡九十有八，隨付剞劂。 我友松川子經奇汲古，尤邃於史學。嘗偕余在淮南讀書時峙雲亭中，間取涑水、紫陽二書以逮陳氏之《外紀》、南氏之《前編》、宋元二代之續編，刪訂成帙，上自盤古，下逮有元，會爲一編，得卷凡百，出示余。中科院本徐秉義序云：“觀察公（劉德芳）經國偉人，所至有聲，實政事之暇，究心墳典，特梓是編，以惠後學。”落款“康熙壬午長至日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經筵講官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前吏部右侍郎東海徐秉義譔”，哈佛本爲：“觀察公經國偉人，所至有聲，實政事之暇，究心墳典，助刊是編，以資後學。”落款“康熙壬午長至日東海徐秉義譔”，康熙壬午年徐秉義告老還鄉，疑因此而後印本遂刊去其官名。中科院本宋犖序云：“是編雖輯於松川，而文安劉觀察訂正刊布之功不小。”哈佛本則爲：“文安劉觀察與（葉氏）爲莫逆交，資之剞劂以行世。是編之得以流播海內而傳示來茲者，觀察之功居多。”哈佛本序文將劉德芳“特梓”之功皆改爲“助刊”，當出於葉氏後人之手。不知書刻成後劉氏與葉家有何齟齬。各館藏本又有據徐、宋序著録爲康熙四十一或四十二年刻本者。按此書各卷端署“文安劉德芳訂正，崑山葉澐輯録”，徐、宋序皆提到劉德芳訂正、刊布之功，宜以劉序之康熙三十八年為刻年，後印時增刻徐、宋二序並陸續新增讀史三略。
書籍刻成後，過若干年重印時往往新刻書名葉（或稱“內封”“封面”）。書版易手後，新主人重裝書名葉偽充己刻是常見的事情。若兩本書名葉不同，其內容的差異尤須留意。六、吾學編六十九卷 明鄭曉撰 是書輯録明洪武至正德間史事遺文及朝章掌故（《地理述》內容增至萬曆間）。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鄭心材刻本。此書於隆慶元年（1567）由鄭曉之子履淳初刻，萬曆二十七年鄭曉之孫心材依履淳本重校翻刻。《中華再造善本·明清編》據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四庫禁燬書叢刊》據上海圖書館藏本影印，兩本略有差異。子目第一種《皇明大政記》，上圖本各卷端“臣海鹽鄭曉”之“臣”字爲小字，國圖本爲大字，與正文同；卷二第十一葉兩本字體不同，第一行“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弒其主”，上圖本脫“亦”字，末行“安遠侯”，上圖本作“安遠矦”。蓋國圖本爲後印本，有所修正。又上圖本卷五第九、十兩葉係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配補，字體亦與國圖本不同，且國圖本第十葉末第三行“皇明大政記第五卷子履準校”、第四行“孫心材重校”，配補葉在最末行，作“皇明大政記第五卷終 子履準校正”。疑北大本爲翻刻本，當與國圖、上圖兩本都不同。
七、尚書私學四卷 清江昱撰 此書乾隆二十年撰著完成，隨即刻印行世。國家圖書館分館普通古籍庫中收藏有兩部，書名葉都鈐有朱文木記“書呈欽定四庫全書館採入提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其中一本影印（索書號：66882），為後印本，另一部為初印本（索書號：1556）。初印本凡清諱字“玄”“胤”“曆”為墨釘，後印本修改為通常諱字寫法。
八、［乾隆］口北三廳志十六卷首一卷 清金志章修，清黃可潤增校 是書未見翻刻，存世各本有初印、後印之不同。初印本“玄”字缺末筆，“曆”字作“暦”，後印本凡“玄”字皆剜改爲“元”，“曆”字挖改爲“歷”，“夷”字剜改爲“彝”，“狄”字剜改爲“部”。凡書中引用明人金幼孜《北征録》《北征前録》及《職方地圖》《職方圖考》等書之語，後印本皆削去，改爲空格，如卷二“封王陀”“大伯顏山”“凌霄峰”“駱駝山”“楊嶺”“崗噶泊”“白濼”及卷三“開平故城”“白城”各條。卷二“虞臺嶺”條注引《元史·阿沙不花傳》“詔嶺中徙邑民百戶居之”，後印本刪“詔”字；“紅羅山”條注：“《明史本紀》洪武三年李文忠敗元兵於駱駝山進克紅羅山。”後印本刪“進克紅羅山”五字。後印本刪“方山”“寬山”“榆木山”“牛心山”各條。改動處頗多。乾隆後期，文網嚴密，故後印本將犯忌語句悉加挖改，較初印本已面目大改。
九、［乾隆］任邱縣志十二卷首一卷 清劉統修，清劉炳等纂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一本，其卷十一《藝文上》之郭乾《議還把漢那吉》一篇、《藝文下》之龍膺《開府田公湟中破虜》一篇、張問仁《田開府湟中破虜曲六首》一篇，因內容犯清廷忌諱，被全部剷爲空格。檢國家圖書館藏本，各篇內容不缺，可知哈佛本為後印。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收藏另一部，不缺上述各篇，但這幾篇的版刻字體較拙，與全書不同，是又經重刻補足者，可知芝大本為更後印本。愛如生方志庫所用本即更後印本。
國圖與哈佛兩本其他內容沒有不同之處。芝大本除增刻所闕各篇外，內容亦有修訂，如卷八《選舉》之“科名表”，第三十八葉乾隆元年丙辰“王應鯨（五經），福鼎知縣”，初印本無“福鼎知縣”四字；第三十九至又四十一葉全部改版，人物及介紹多所修訂：如乾隆三年戊午，初印本“邊中寶（見徵辟，現遵化州學正）”，芝大本刪去“現遵化州學正”六字；九年甲子，邊方泰“長沙知府”，初印本作“現江南河工試用”；十二年丁卯，邊漢“祁州學正”，初印本無“祁州學正”四字；十三年戊辰，邊繼祖“翰林侍講學士內廷供奉廣東湖北學政（內廷提行）”，初印本作“現翰林侍讀內廷供奉典試貴州（內廷不提行）”；十六年辛未，劉伯壎“成都知縣以軍功加知州銜”，初印本作“現奉賢知縣”；十七年壬申，高質敬“番禺知縣”，初印本作“現澄城知縣”等等。第五十六至六十一葉，“武科表”之雍正元年至乾隆二十六年以及附録內容也都予以重刻。
地方志一般每隔三四十年或更長時間重修一次。清代兩百六十多年間，有的府州縣纂修志書達五六次之多，有的僅修過一兩次。重修縣志之前，舊志書版存於衙署，需要時則取出刷印。舊版難免殘損，就需要修補；前次纂修至重刷之際數十年間之邑事需要補充進去，內容不多的就剜改版片，內容較多的就增刻新版；又或因重印時剜改本朝避諱字或增刪禁忌文章等而改版。乾隆朝跨越一甲子時間，地方志重刷最多，而此時文網最密，此類因政治顧忌而作的改動也最多。因此，地方志的初印、後印情況最多，留心比對常能發現問題。十、論語集解義疏十卷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 此書中土久佚，乾隆年間始由日本回傳國內。日本有寬延三年（1750）刻本、寬正七年（1795）刻本、元治元年（1864）據寬延本補刻本。國內據寬延本翻刻，收入浙江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第七集中。顧洪在《皇侃<論語義疏>釋文辨偽一則》及《王亶望與<知不足齋叢書>本<論語義疏>》兩篇文章中業已指出，《知不足齋叢書》有初印、後印之別[4]。一再經過補刻的後印本通行於世，初印原本不易得，民國十年（1921）上海古書流通處曾據初印本影印，影印本較多見。影印本有“啓事”云：鮑氏家刻本《知不足齋叢書》：“年久板燬，其僅存者歸於粵東，一再補刻，魯魚觸目，初印之書稀如星鳳。吳縣許博明先生以重金購得初印三十集足本，為鮑氏家藏本，字畫精神與通行本迥不相侔，且有印行之後復一再校改者，故與通行本字句亦間有不同。”可知初印、後印本有較大差異。（1）初印本各卷端第二至四行署“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臨汾王亶望重刊”，後印本剜改為“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2）卷二《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章釋文，初印本作：此章重中國，賤蠻夷也。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故孫綽曰，諸夏有時無君，道不都喪，夷者強者為師，理同禽獸也。釋慧琳曰，有君無禮不如有禮無君也，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此章為下僭上者發也。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周室既衰，諸侯放恣，禮樂征伐之權不復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國尚有尊長統屬，不至如我中國之無君也。（3）初印本各卷末分別署“仁和汪鵬校字、臨汾樊士鑑校字、秀水朱修度校字、臨汾王裘校字、臨汾王棨校字、仁和孫麗春校字、臨汾王焯校字、錢塘溫廷楷校字、錢塘汪庚校字”，後印本均鏟去。[5]此外，初印本“玄”“弘”字是缺筆諱，後印本全部剜改為“元”“宏”。
古書流通處影印初印本附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盧文弨《皇侃論語義疏序》、日本寬延庚午（三年，1750）平安服元喬《皇侃論語義疏新刊序 附存日本元文》。檢國家圖書館所藏，有初印本、後印本各一部，此外另有兩部，異文均與後印本相同，惟卷十末多“臣王亶望恭刊進”七字。各本都沒有盧文弨序。
王亶望，山西臨汾人，自舉人捐納知縣，累遷浙江布政使，乾隆四十二年擢浙江巡撫，四十六年因貪污案被處斬。《清史稿》有傳。 吾鄉汪翼滄氏常往來瀛海間，得皇侃《論語義疏》十卷於日本足利學中。……新安鮑以文氏廣購異書，得之喜甚，顧剞劂之費有不逮，浙之大府聞有斯舉也，慨然任之，且屬鮑君以校訂之事，於是不外求而事已集。既而大府以他事獲譴死，名不彰，人曰是鮑子之功也。以文曰：“吾無其實，敢冒其名乎？”謂文弨曰：“是書梓成，末為之序者，人率未知其端末。夫是書入中國之首功，則汪君也；使天下學者得以家置一編，則大府之為之也。《春秋》褒毫毛之善，今國法已伸，而此一編，其功要不容沒。子幸為之序而并及之，使吾不尸其功，庶幾不為朋友之所譏責，吾始得安焉。” “大府”即王亶望。據書中題署及盧序所述，此書被稱為知不足齋刻本並不確切，亦非鮑氏本意，應著錄為“清乾隆間王亶望刻本”，刊刻於乾隆四十六年之前。執行剞劂之事者則是鮑廷博，因為鮑氏本打算收入《知不足齋叢書》，所以與《叢書》版式一致。乾隆三十八年起，清高宗諭令編纂《四庫全書》，各省督撫、學政奉詔徵訪遺書，時王亶望任浙江布政使，分十二次奏進浙江所採遺書，編為《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十集，又補編第十三、十四次所得為閏集，乾隆四十年刊刻。檢《總錄》十集、閏集，均無《論語義疏》，可推斷其刻成不得早於乾隆四十年。待刊刻完成後，王亶望曾進呈內府。進呈本已將卷端題署、卷末校字人及“夷狄之有君”條注釋作了刪改。王亶望出資刊刻，但刻成後書版仍歸鮑氏，鮑氏印入《叢書》。因王氏伏誅，後印遂刪去“臣王亶望恭刊進”字樣。古書流通處影印的所謂初印本，盧序時間在王氏伏誅之後，顯係後來所增，但正文係未經改動者，疑為鮑氏家中存有初印未改本，取以裝入盧序。此書有盧序者極少見，國圖所藏各本均無盧序。①王亶望初印本。無盧序；卷端題署三行，有“臨汾王亶望重刊”字樣。③王亶望進呈本。無盧序；卷端題署改為二行，刪去“臨汾王亶望重刊”字樣；避諱字、“夷狄之有君”條皆作剜改；末增刻“臣王亶望恭刊進”字樣。④《知不足齋叢書》本。就進呈本書版重印，刪去“臣王亶望恭刊進”字樣。此本世所通行。世傳本多無盧序，當亦因王氏獲譴死，不便提及，故撤去。第④本習見，於是讀者都誤以為此書是鮑氏刊刻者，殊不知鮑廷博本不欲隱沒王亶望刊刻之功。《四庫全書》所據當即進呈本。顧洪論文云：“其中《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章釋文，通行本（④）與景印本（②）完全不同。這是由於清廷輯修《四庫全書》時，將鮑氏刊本此段釋文全部改寫，而通行本又據以挖改原書，實屬'印行之後復一再校改者’，故與反映初印本面貌的景印本相異。”不知其實是王亶望進呈時恐犯朝廷忌諱，已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章釋文自行修改了，並非《四庫》館臣所改，通行本乃是重印王氏修改本而已。國圖有第①本，是傅增湘舊藏並細加批校者，傅氏將卷端“臨汾王亶望”墨筆改為“歙縣鮑廷博”，所改非是。
結 語 古籍刷印不止一次，初、後印版本有差異的現象屢見不鮮，雖然大部分並不涉及學術史上的大問題，但可以看到作者想法的改變和書籍動態發展的過程。每一套印本都有不同的個性，可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初印本一般紙墨精美，後印本有修訂增刪，各有特色，兩者的區別亦久為書賈、藏家及治版本之學者所留意。藏書家賞玩稀見印本，而學者則重視文字的佳勝。清黃丕烈曾說：“余最喜藏書兼購重本，取其彼此可互勘也。”“書必備諸本，凡一本即有一本佳處，即如此本固多訛舛矣，而亦有一二處為他本所不及，故購者必置重沓之本也。”[6]當代學者對此問題已取得了很多成果，如楊成凱、崔建英等都有專門探討的論文[7]，陳先行主編《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郭立暄著《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對此有集中的揭示和系統的總結。有名的善本如群經義疏、正史宋元版、《昭明文選》等書已有不少專著討論其版刻源流，而古籍的初後印有異同乃是普遍現象，如前文所舉十例那樣的可謂不勝枚舉，大量貌似完全是複本而實際為不同印次的古籍有待爬梳。過去研究初、後印問題極受條件限制。私家藏書秘不示人，普通讀者不可能廣泛地搜羅異本；近代圖書館事業興起，尤其1949年以來，古籍大多流入公庫，開始提供公共服務，但在很長時期內，讀者仍不能縱覽，並不具備將不同印次的書進行比對的條件。但隨著圖書館服務理念的改變和技術的進步，研究條件正在改善。首先，大型古籍叢書不斷影印出版，如《四部叢刊》系列、《四庫》系列（《四庫全書》《存目》《禁毀》《未收》《續修》）、《中華再造善本》《明別集叢刊》《清代詩文集彙編》等等，至少可以獲得一個工作底本；其次，古籍數字化是大勢所趨，各圖書館在逐步公佈在綫閱覽，電子數據庫在不斷增多（如國圖的《數字方志》《中華古籍資源庫》），海外的古籍資源庫也可以使用（如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特藏資源庫）。雖然影印本清晰度較低，電子數據庫的影響也大多不盡如人意，於讀者而言已有坐擁百城之便，善加利用，不啻將各館藏本並置目前。竊以為，初後印問題最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圖書館古籍從業人員。讀者使用古籍，首先要查閱的是圖書館編纂出版的古籍書目和綫上檢索目錄，編目著錄不準確，就會誤導讀者。程毅中先生曾呼籲：“研究古籍版本，不但要注意不同的刻本，還要注意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次。……特別期望圖書館的專業工作者能逐步提供有提要的善本書目，把古籍版本的研究工作推進一步。”[8]在現階段，“提供有提要的善本書目”對圖書館來說有一定難度，但進一步精確著錄版本還是可以做到的。所見古籍目錄中，只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特別強調：“所收條目在審訂時皆盡量爭取可能從群體視野進行觀察，雖只一部，亦力求斷出其在同版刷印中之相應階段，以'初印本’'後印本’'補修本’'增修本’'遞刻本’'匯印本’等區分。”[9]堪稱古籍編目的典範。大圖書館古籍收藏豐富，一部書常有多個複本，而影印出版、在綫閱覽都只是選擇其一，不會將全部複本公佈，並且影印和在綫公佈的資料都只是各館收藏的很小一部分，浩如煙海的古籍需要古籍編目人員仔細比對，分辨初印本、後印本，將各本修版、遞修、補版或增刻之處，詳加揭示，以便讀書使用。即使館藏不夠豐富，複本無多，充分利用影印資料、電子資源，也完全可以做精細準確的著錄。版本研究論文對於古籍初印、後印等複雜情況的揭示個案成果已相當豐富，應隨時留意，充分吸收利用，以期涓滴不息、集腋成裘，不斷完善館藏著錄。
[1]《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81頁。[2]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59頁。[3]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録》，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4頁。[4] 顧洪《皇侃<論語義疏>釋文辨偽一則》《王亶望與<知不足齋叢書>本<論語義疏>》，分別見《文史》第25、28輯，中華書局1985年、1987年。[5] 以上參見顧洪兩文及徐望駕《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版本研究述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6] 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五《麈史》跋、卷六《歸潛志》跋，見[清]黃丕烈撰，余鳴鴻、占旭東點校：《黃丕烈藏書題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278頁、337頁。[7] 楊成凱《明寒山趙氏小宛堂刻<玉臺新詠>真偽考實》《初印和後印》，《藏書家》第1、9輯，齊魯書社1999年、2004年；崔建英《古籍中的初印本》《古籍中的後印本》《古籍中的補修本》《古籍中的增修本和著錄審校》，見《崔建英版本目錄學文集》，鳳凰出版社，2002年。[8] 程毅中《<太平廣記>的幾種版本》，《社會科學戰線》1988年第3期。[9]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前言》，科學出版社，1994年。【作者简介】 樊长远，文学博士，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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