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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我们毛家的大恩人。” 2011年6月1日，毛新宇夫妇专程赶往上海华东医院，看望96岁的李云。 “在您的帮助下，我的伯父和父亲——毛岸英和毛岸青才结束流浪，转危为安。” 面对毛新宇的感激之情，李云告诉他：“组织上安排的，我只是尽了我应尽的责任，你不必感谢我。”  找到失踪的毛岸英和毛岸青，这事已经在老人心里埋藏了76年了，她从未向外界提及，如果不是毛新宇去看望她，这事会继续隐藏下去... 那么，这位96岁的老人究竟是谁？她当年是怎么让毛岸英和毛岸青转危为安的？ 优秀的情报人员李云，祖籍浙江海宁，1915年出生于苏州，本名祝修贞，2岁时，跟着家人搬到上海居住。由于从小受革命思想的熏陶，他于14岁那年，加入共青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 年，李云被调到中央特科工作，从此正式开启了她从事情报工作的生涯。  李云入职不久后，便被组织安排与徐强同志一起假扮夫妻前往河南，负责统战从国民党那边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八十师兵营营长惠东升。 由于惠东升不满国民党内部非常严重的腐败现象，在好朋友冯三昧（与徐强是老乡）的劝说下，转而支持共产党。 惠东升向李云和徐强提供了国民党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的计划，以及国民党在河南省内的军用地图和军用密码等。 李云拿到情报后，赶紧用把情报暗藏在一本线装的古书上，之后紧急送往上海，为我党应战国民党“围剿”提供了重要情报，避免了红军战士大规模伤亡。  由于徐强和李云两位同志圆满且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中央对两人面对挑战时，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智慧也给予了充分的表扬与认可。值得一提的事，当时的李云年仅17岁。 1935年，两人返回上海后继续假扮夫妻，并开了一间配钥匙的小店铺。 后来，两人在长期与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爱情的火花，后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夫妻。 母亲牺牲，两兄弟从此颠沛流离1935年秋天，中央特科在上海进行转移，只留下了一个办事处。邱吉夫为总负责人，徐强负责情报工作，成为李云的直接领导。 一天，领导找到负责情报工作的徐强，安排他和李云找毛主席在上海走丢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 那么，毛岸英和毛岸青为什么会在上海走失？ 时间倒退到1930年的秋天，工农红军撤出长沙城，潜伏在城内的反动派得到喘息的机会，趁机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10月中旬，杨开慧等人不幸被捕，反动派试图从他们的口中得到毛主席的行踪以及关于我党的相关信息。 杨开慧坚贞不屈，始终不愿透露任何信息。 反动派又想出另外一个招数，由他们写一份“认罪书”，罗列了毛主席以及杨开慧等人的“罪恶”，唯一的要求是只要杨开慧在上面签字，他们就会放了杨以及其他人。 杨开慧看完“认罪书”的内容，当场表示拒绝退党，坚决反对与毛泽东脱离关系。 始终没能从杨开慧口中得到任何情报的反动派，气急败坏，于11月14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将其杀害。 母亲牺牲了，父亲下落不明，毛岸英三兄弟只得去外婆家生活。 在外婆家生活非常艰难，反动派时不时派人前来骚扰，在上海中共地下党工作的毛泽民得知此事后，请示党组织，委托杨开慧的娘家人将孩子们送到上海来生活。 1930年年底，三兄弟跟着舅妈李崇德（杨开智的妻子）和外婆一起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后，毛泽民和妻子钱希均前去与他们汇合，但并没有把他们带回家住，而是把众人安置在泰安旅馆（现为上海市廷安路33号）。 三个孩子见到了叔叔、婶婶，非常开心，一听不能跟他们去家里住，顿时有些扫兴。 钱希均把其中缘由解释给他们听：“上海形势不好，我们不敢随便带你们回家。你们先在这里住着，等待组织安排你们的住处。”  李崇德和杨老太太都是经历过革命洗礼的人，他们十分能理解毛泽民夫妻二人的做法。 待夫妻二人离开后，李崇德向三个孩子耐心解释现在不能去二叔家住的原因，外婆在一旁做补充。孩子们之前经历过母亲被反动派杀害的恐惧，因此也不再吵闹，便安安静静地在旅馆里住下了。 当时，上海还处于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如何安置他们确实是一个难题。 周恩来考虑到三个孩子已经到了入学的年纪，其他革命同志的孩子都被送去大同幼稚园，因此，决定把毛岸英三兄弟也送到那里去。 大同幼稚园是为了保护革命后代，经中央批准，由我党党员董健吾于1929年创办。  董健吾隐藏了党员身份，对外的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而大同幼稚园的工作人员实际上都是我党党员或者党员的家属。 1931年春，由于越来越多的革命遗孤来到大同幼稚园，使得该幼儿园的空间无法承受，加之距离英国巡捕房太近，后来该幼儿园不得不迁到了陶尔菲斯路341号（现在上海市南昌路48号）。  同年5月，董健吾接受周恩来的命令，去武汉执行任务，于是便辞去了大同幼稚园的相关工作，由谭筱影同志全权负责。 次月，有天夜里，毛岸龙突然发烧腹泻严重，保育员陈凤仙将其送到广慈医院（现上海瑞金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痢疾，抢救无效，年仅4岁的毛安龙在当天夜里病亡。 谭筱影在第一时间通过电报的形式，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董健吾。 董健吾得知此事后，非常自责，认为是自己没有把毛岸龙照顾好才导致他病故，与此同时，他把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毛泽东以及毛泽民。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董健吾又得知党内又出现了叛徒——顾顺章... 顾顺章当时是上海特科中仅次于周恩来的二号人物。  早在4月份，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后时就已经叛变，而5月份去汉口的董健吾还不知情。 两人见过面，还交流了好多机密的事情，等后来董健吾回到了上海之后，才得知顾顺章已经变节了。 顾顺章长期负责我党的保卫工作，对我党在上海的好多机关单位非常了解，还熟知好多党内成员的住所。 回到上海后的董健吾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由经组织安排，居住在还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杨度家里。 他非常关心幼稚园的情况，若顾顺章一旦对幼稚园下手，那么将会给我党造成重大的打击。 情况危机之下，他不敢随便乱动，一直在思考如何尽快转移幼稚园里的孩子，就在这时，他又收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幼稚园里一个叫桂荷英的保育员突然失踪了。 谭筱影认为情况不妙，没来得及向董健吾及组织汇报，为了这些革命后代及其家人的安全，当场宣布幼稚园解散，立即遣散所有人员。 后来的事实证明，谭筱影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果断决定，救了众人一命。 有的孩子被家人领回家，有的孩子被保育员送回家，有的孩子借住到亲戚家，有的孩子临时寄养在党内其他成员家里... 而无处可去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则被在幼稚园当保育员的郑兰芳领回家。 郑兰芳是董健吾的妻子，她知道毛岸英和毛岸青的身份非常特殊，交给别人照顾她不放心。  当时已有身孕的郑兰芳，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她其实是非常焦虑的。 因为之前的家回不去了，现在又联系不上丈夫，无奈，她只得一边挺着大肚子，一边带着两个孩子跟着母亲艰难度日。 1931年9月杨度去世，杨家人离开上海搬往苏州，组织安排董健吾搬到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点居住。 随后，郑兰芳带着母亲以及毛岸英和毛岸青也搬过来跟董健吾一起生活。 他们居住的地方在一个古玩店的二楼，离嵩山路的法国巡捕房很近，一直让毛岸英和毛岸青呆在家里不出门，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党组成员提出要给毛岸英和毛岸青选择新的监护人。 考虑了好长时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家收养他俩。 为此，大家专门开会讨论，有人问董健吾：“可以送去你前妻家里吗？” 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党内很多人熟知此人，她家里有很多人孩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去了，一群孩子在一起生活，不容易暴露。 黄慧光已经养了董载元、董寿琪、董惠芬、董惠芳等四个孩子了，再加上毛岸英和毛岸青，她认为没什么问题。 就这样，毛岸英和毛岸青住进了黄慧光的家里，但这也为两兄弟日后的流落街头，埋下了伏笔...  离家出走，流落街头起初，董健吾只是告诉黄慧光一家人，新来的两个小孩叫杨永福和杨永寿，借住一段时间，之后家里人会把他们接走。 事实上，身为孩子们的父亲，毛主席此时正在江西忙着与白色恐怖作斗争，根本无暇顾及自己家人的安危。 好在孩子们相处很好，但很快董健吾又发现了新问题：毛岸英和毛岸青非常贪玩，说话又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 为了以后大家能够更好地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董健吾把这两个孩子的真实身份说了出来，希望家里人平时都注意一下。 黄慧光自知责任重大，为避免引起他人的怀疑，在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她带着孩子们频繁更换住所。董健吾也很少出现在他们面前，而是派了一个牧师经常来看他们。 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生活费主要是由党组织支付给黄慧光，每月20元，有时候还会给一些补贴。 但到了1933年初，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迁往江西瑞金，留守在上海的党组织又被国民党破坏掉了，因此，生活费中断了。  当时的董健吾也没有钱拿出来补贴给前妻，他没有了牧师职业，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收入，党组织要求他转移到地下工作，因此去前妻家看毛岸英和毛岸青的次数越来越少。 黄慧光的生活也很艰难，一家总共有7个人吃饭，只有她和大儿子董载元挣着微薄的收入，生活逐渐陷入极端贫困的地步。 为了增加收入来源，黄慧光帮别人洗衣服、做手工的时候，会叫上女儿在一旁打下手，后来，她也叫毛岸英和毛岸青扎纸花、做家务等。 但，尽管一家人拼命打拼，但家里的经济状况却依旧没有得到质的改变，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难题，黄慧光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了，她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体贴对待毛岸英和毛岸青了，两兄弟冬天穿着破衣服，夜里睡觉盖的是破旧的棉絮。 有一天，毛岸英带着毛岸青卖完报纸回家，在对账的时候，发现有几张假钱。 因为卖报纸这份工作是黄慧光托人帮忙找的，她觉得出现这种情况很对不起人家，于是当众训斥了毛岸英和毛岸青。 两兄弟也非常气愤，拿着假钱，去找刚才买报纸支付假钱的洋人。 他们没找到洋人，一气之下，在电线杆子上写着：打倒洋人。 此举正好被巡逻路过的洋人发现了，洋人们把毛岸英和毛岸青团团围住，对他们拳打脚踢。 毛岸青受伤严重，躺在地上好久无法站立起来。围观的人不敢上前救助，毛岸英只能凭借一己之力，把毛岸青拖回家中。 黄慧光发现两个孩子身上有伤，但是没有关照过问。 毛岸英讲述了事情的原委，想让她请医生为毛岸青救治，但此时的黄慧光哪里有为孩子们看病的钱，于是再次向两个孩子发怒。 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毛岸英过够了，他不愿再继续煎熬下去了，于是带着弟弟毛岸青开始了流浪的生活。 多年以后，毛岸英回忆这段流浪生活时表示，他曾和弟弟毛岸青曾睡过马路，给饭店拖过地板，从垃圾堆里找吃的和穿的，在上海外白渡桥上帮忙推黄包车... 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流浪儿最初，黄慧光见毛岸英和毛岸青没回家，以为是他俩贪玩忘了回家。 到了天黑，两个孩子依然没有回来。她心存侥幸，心想，再等等，说不定他们在外面玩累了就知道回家了。 可是，几天过去了，两个孩子依旧没有回来。她这才意识到孩子们很有可能走失了，这才把情况告诉了董健吾。 董健吾立刻把情况上报给了领导，最后，由中央特科领导安排人员查找两个孩子的下落，但一无所获... 1935年秋天，中央特科撤离上海，只留下少数成员继续留在上海负责地下工作。 一天，领导找到负责情报工作的徐强，并给他和李云同志安排了寻找毛家兄弟下落的任务。 根据要求，他们不得对外宣称是寻找毛主席的孩子，只能说谁寻找烈士的两个遗孤，大孩子年纪大概13岁，小孩子11岁左右。 1935年的上海遍布着国民党特务，李云在寻找的过程中也不敢声张，她和丈夫徐强动用了所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与他们的交流对话中，寻找着有价值的信息。 据李云后来回忆：接到寻找两个孩子的任务后，我发愁了，上海三教九流之地，想要找到他们，无异于大海捞针。 到了次年秋天，她无意中听说有很多居无定所、到处流浪的孩子，在吃不到饭的情况下，会去老西门的城隍庙。 因为那里常有人为穷苦人施粥，因此，城隍庙也成了流浪儿的聚集地之一。 既然如此，那就去看看吧。 在施粥现场，有很多流浪儿童，如何从这些儿童中找到毛岸英和毛岸青，又成了一个大问题。 李云手中的照片，也是兄弟俩在几年拍的。 她正纠结之际，突然听到有两个湖南口音的孩子在说话，于是上前跟他们套近乎。 谁知两个孩子非常警觉，根本不接她的话。 两个孩子衣衫褴褛、头发脏乱，脸上还留有伤疤，她无法预判他们是否是毛岸英和毛岸青。 城隍庙的粥并不是无限供应的，每天限量送完之后，再想吃就只能掏钱买。 老板见李云看着两个孩子，便说：“这俩孩子好几天前就来我这里了，我是做小本生意的，没办法一直免费送他们粥。” 李云向老板打听孩子们的身世，老板一无所知：“兵荒马乱，像这两孩子一样流浪的孩子，比比皆是，没人在意他们的死活。可怜呀！” “老板，三份粥。” 在吃粥的过程中，李云问两个孩子的姓名、父母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但两个孩子一句话都没说。 相遇即是缘分，李云不能见死不救，无论他俩是不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她都想给孩子们找一个好的归宿。 她把自己遇到的情况汇报给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 冯雪峰非常重视李云在汇报中提到——他们说话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 “你把他俩带到你家，晚些时候我去见见。” 李云听从冯雪峰的安排，把俩孩子带回家，让他们洗漱后换上新衣服，待冯雪峰到来时，两个孩子正衣着干净地坐在沙发上。 冯雪峰跟孩子们交谈过程中，有个孩子说自己是湖南人，跟着亲戚来上海，至于其他的，只字未提。 为了把这件事尽快确定下来，冯雪峰让孩子们先在李云家里住下来，他趁此机会找到了董健吾。 见到董健吾后，两个孩子才放松了戒备，并向大家坦白身份，讲述这几年流浪的经历。 找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大家非常高兴，立即把这事委托中央特科转告毛主席。 毛主席欣喜若狂，对李云等人感谢，“你们都是我的大恩人。” 董健吾担心再出现什么意外，于是向毛主席提议送两个孩子去苏联留学。 得到同意后，董健吾找到张学良，经他委托曾经的部下、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化名王元华）将军去西欧考察之时，先将毛岸英、岸青和董寿琪带到欧洲，之后再由中共人员带他们去苏联。 揭开了隐藏76年的秘密从1936年至新世纪的七十多年里，李云从来没有向别人提及自己曾经找到了在上海流浪的毛岸英和毛岸青。 她曾说：“我入党80年，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组织纪律。” 直到后来有位老首长告诉她：李老在中央特科的往事已经过了过保密期限，她这才向大家讲述了深藏在心底76年的秘密。 “感谢您救了我的叔叔和我的父亲，没有您当年的付出，就没有我毛新宇的今天！” 毛新宇手捧鲜花，在李云的病床前，握住老太太的手，满含热泪地说道。 李云闻言，激动落泪，“谢谢毛主席的后人来看我，我当年只是按照要求，尽力完成了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李云还向毛新宇表示，找到毛岸英和毛岸青还离不开组织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当年那些同志们的帮助。 回顾自己的一生，李云曾表示，自己不喜欢被拔高，也不喜欢被塑造任何形象。她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严格遵守纪律，一丝不苟地履行职责，做好本职工作。 也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她这样的革命者们前赴后继、不计得失的付出，才有了我党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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