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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早期文明发达时代的殷商社会其商品交易的广泛存在应该确定是没有疑问的。老一辈学者吴泽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中对殷商的商业文明曾做过系统详尽的论述，因其对笔者后面的论述有直接的参证和补充作用，故不烦择要引述如下： 我们知道，古代帝王的都城不仅是帝王贵族的宫庭居屋所在地和军事政治的统治中心枢纽，而且是手工制造业的中心，是商业交换的“市”、“肆”-----商业都市。例如殷墟，本是盤庚迁殷至纣亡的都城。殷墟遗址中之宗庙、宫廷和其他居室的版筑遗迹很多，宗庙堂基甚为宽大，基础坚固整齐，小屯后冈一带，版筑遗迹密栉连比，范围至大，据史记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云：“自盤庚迁殷至纣之亡，七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就殷墟遗址作对照看，《纪年》所载，是有相当可靠。吕振羽氏说：“按小屯距后冈为三华里半左右，是殷墟故都房舍所占地址，起码在十平方华里以上。”…… 殷墟既是版筑房屋连比，手工作坊遗址密布，包含有十平方华里之故都，这个故都无可置疑地，当然它也是当时最大的古代商业都市。因为就殷墟连比的房屋手工作坊遗址等看，当时殷墟密集的人口数量，为数必定甚大。帝王贵族们的大量消费，如宗庙宫阙的建筑，尊、彝、爵、鼎等礼品的铸造，以及雕刻、象牙、骨器的制作，虽然帝王贵族们可以豢养无数工奴，自己经营、生产制造，然而有许多海滨地域的自然产物等，亦非仰仗于商人的供给不可。举例来说：殷墟位于黄河流域中部，距离海滨很远，可是殷墟就曾出土许多货贝、朱砂、鲸骨、绿松石等海产遗物。这些东西黄河流域是不能出产的，牠是来自海滨，由商人运输买卖而来。 董作宾氏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说：“在第四次发掘E区的一个坑里，有记着'征人方’的卜辞，来自海滨的鲸鱼胛骨。”李济氏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小屯与仰韶”一文中也说：“殷墟遗物中有极多之咸水贝，及绿松石，这两种物件的产地均离小屯甚远。此种物品既可以由远地运到殷墟，当然可以代表那时繁盛的贸易。” 同时，都市市民层，他们日常需用物品，也不能完全自给自足，许多是需要仰给于市场的。因此，都市商业交换普遍盛行。殷墟成为商人云集的古代都市。这个都市内包容着各样的市肆。《商书·盤庚篇》载，盤庚称殷墟曰“肆”、曰“市”、曰“邑”，或“邑肆”合称！如所谓：“以迁肆；”“王其永我命於兹新邑。”“若挞於市；”“用永地於兹新邑肆。”（原注：“薛氏钟鼎彝器款识”殷彝乙酉父丁彝中亦有“市”字。“市”即都市之“市”。） 市或肆，均为交易买卖之场所，邑虽是公社之称，然邑在氏族社会末期，已具有“市区”之意义。后来，那具有市区形态的公社，殷人也称为“邑”，就是那已经发展为人口密集商业交换的中心，成为古代的都市，也还称作“邑”。…… 古代的都市也还称作'邑’。当时邑与市肆，并无严格的区别，邑内不仅有帝王贵族之宫庭，有商业交换的市肆，有手工业作坊；且有用砖围的城垣，及武装军士，以保卫邑内帝王贵族之市民商人之私有财产和生命的安全。…… 殷墟是帝王首都，是最大的商业都市，也是最大的一个“邑”。故称之曰“大邑商”或“天邑商”。……殷末，朝歌、孟津等地，亦为大商业都市。…… ……惟李济氏说一段话很有趣：“小屯世代的殷民族，能采南国之金，制西方之矛，捕东海之鲸，游猎于大河南北，俨然为一方之雄，而从事于征伐、文字、礼乐诸事，全东亚没有与他抗衡的，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原注：引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李济氏著《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 在这样广阔的商业范围中，商人们由海滨到内陆，由这个都市到那个都市，往来经商，所需时间必久。殷末，周族文献《易经》载：当时商人远道经商，往返的时间，有达七日之久，《易·復卦》云：“返復其道，七日来復。”七日来復一次，其间距离还不过二三百里左右，不十分远。有的却根本远离家乡妻女，到他乡经商，数年也不来往一次。《易·渐卦》九二云：“夫征不復，妇孕不育。”丈夫出外经商不归，太太在家空房难守，与人通奸受孕，不能公开生育！所以《周书·酒诰》也说：“肇牵车牛，远服贾。”可见商业交通是相当遥“远”了。 ——（参见吴泽著《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棠棣出版社，1953年5月5版（修订版），二五二----二五八页）。 根据现有文献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确定知道的是：殷商社会确实是有较大范围和较普及的商业贸易活动的。殷商新旧都城内都有很活跃的商业交易活动，并有固定经过政府规划的市场。《尚书·盘庚下》云：“其永地于兹新邑肆”、“以迁肆”。《六韬》云：“殷君善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七·资产部七·市》）。其中可见“市”、“肆”之存在与普遍。因商品交易的频繁，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已经得到基本地普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以物易物了。《易·益·六二》载：“或益之十朋之龟”；“癸巳王锡邑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惟王六祀彤日，在四月。”（邑斝）1；“候赐中贝三朋，用作祖癸宝鼎。”（中鼎）2；“庚申王在东间、王格，宰睺从，赐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在六月隹王廿祀翌又五。”（宰睺角）3。从文献和殷商金文中的描述以及现代考古中“贝”的实物大量出土来看，货币的大量使用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殷商民族商品交易的活跃，其商业贸易行为并不止局限于“国”内，而是遍布四方、无远不至的。《管子·地数》总结“商”人的成功时这样说：“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又《尚书·酒诰》记载说殷王朝灭亡后，其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可见其“开阖决塞”而“远服贾”排除万难的市场开拓勇气和创业的艰难。而同时“商”人的商业才能在其时代辉煌期也是其它民族所难以望其项背的。《管子·轻重甲》引管子的话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淮南子·地形訓》：“里閒九純，純丈五尺”。高诱注：“純，量名。”《说文·【卷十三】·【糸部】》：“純，絲也。从糸屯聲”。似乎应该就是说一丈五尺的丝帛（文绣纂组）为一“纯”。以“一纯”丝帛换取“粟百钟”在以农为本、以粮立国的古代，确实是很划算的交易，连管子千载之下都艳羡不已，确实可称“来天下之财”的商战典范。是所以“商”人在伊尹的谋划下得以“得其粟而夺之流”，最终夺取了夏桀的天下。 据现代学者的考证，殷民族正是因为擅长于商品交易，其商品贩卖尤其是远程交易活动在当时几乎为其部族所垄断，故而被外部异族称为“商人”，他们是经商盈利活动的开创始祖（《易·乾卦》中所说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是对殷人长途冒险、奋斗不息的商业精神的暗示或写照。依据常理推测，殷人之远途贸易应该是以“委（信）托贸易”为主，即众人将自己的货物集中委托于一个大家公认的擅于贸易且诚信勇敢之人，使其携至远方进行交易，回来后，带回所易之货物或“贝”，而众人则须按照先前的约定或习惯给付其相应酬劳）。徐中舒早在1927年就撰文指出：“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4。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明确说道：“殷人的商行为无疑是已经开始了。《周书·酒诰》称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认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世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的吧”5。而李亚农也曾认定：“由于殷人善贾，周人重农，后来周人以贱视殷人鄙视贾人，竟通称贾人为商人了。这就是中国人称生意人为'商人’的缘由”；“由于商业的繁荣，而殷人又长于经商，毫无问题，在殷代的社会中，出现了很多豪商富贾或商业贵族。”6. 看来这“殷商”之“商”，应该确实是因经商而起，“商”作为地名反倒是后起的，是因商人居此而得名。同样，“殷商”之“殷”的肇起应该也是同样的原因。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看能不能找到明显的例证。《管子·轻重丁》：“行令未能一岁，而郊之民殷然益富”。“殷”乃与“富”并列对举并且对“富”字加以修饰，则二者词义相近。《说文解字·【卷八】·【㐆部】》：“殷，作乐之盛称殷。”；《尚书·洛诰》：“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尚书·吕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殷”皆用“盛”义。所谓“作乐之盛”者，《礼记·乐记》云：“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又《荀子·乐论》：“乐者，治人之盛者也。”可知都是国运昌盛、人口众多，人民快乐、富裕、幸福的意思（当然，在后人看来这“乐”直接与礼乐教化的“乐”教有关系，但实际在商人而言确是因商业繁荣而兴盛）。可见后世“殷商”并列而称在语言学上确实是因意近而有了互文相参的结果。 殷商之“商”字，其来有自。“商”字之甲骨文字形上部即象串贝之“朋”字（参见李圃、郑明主编《古文字释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9月，第241页。），“朋”乃商代之货币单位，《易·益卦》：“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商代的货币“朋”无疑已经是商品贸易的价值单位和支付手段了。从甲骨文来看，“商”字从“朋”从“内”，《说文·【卷五】·【入部】》：“内，入也。从口，自外而入也。”又,“内”即“纳”之初文，纳朋为“商”，可知“商”字乃会意字，本义乃收入货贝，有盈利的意思，引申为“商兑”、为“契约”、为“商人”，故其后甲金文字形乃“内”中加“口”以表示其引申之义。许慎《说文·【卷三】·【㕯部】》：“商，从外知内也。”段玉裁注：“汉《律历志》云：'商之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白虎通》说商贾云：'商之为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从外知内，了了章著曰商。”根据段玉裁所引经典解释以及其注说，可知“商”实乃取义自“彰”，即自外表表明而彰显其内，故曰“从外知内也。”这种情形非文字莫属。于此可证“商”字本当从“内”。并且“商”字从“内”加口亦并非表示“商人”言讷也，恰恰相反乃表示“商人”多言也（另外，甲金文字具有多义性和歧义性，故即便我们承认“商”字“从㕯”有言讷之义，正可证明文字书契能使他人可“从外知内也”，即当事人双方有书证为凭无须口争舌辩，皆言讷可也。但商人毕竟不能无言，恰恰相反，商人的本质就是多言，从叫卖、谈判、商兑无不处处因言而定“交”——交易，故“商”字“从㕯”亦并不影响其多言的意蕴。许慎《说文》多反义相训之例，如“亂”训为“治”是也。）。在成交之前必定有一个商量、商讨、谈判、讨价还价的过程，故而这一过程引申起来也就叫“商”。《易·兑卦·九四》：“商兑未宁。”王弼注：“商，商量裁制之谓也。”；《礼记·曲礼下》：“槀鱼曰商祭。”郑玄注：“商，犹量也。”可见“商”乃就商量、商讨过程以及所达成的结果两方面而言的。今出土甲骨卜辞中有关于殷商集市交易中热闹情景的记载： “戊寅卜，内，呼雀买(卖)？勿呼雀买(卖)？”（《甲骨文合集10976》）； 这段话是商代巫卜贞问在城内设立的集市中是否禁止喧哗叫卖的卜辞，可见当时的集市已经非常繁荣。集市中的讨价还价和叫卖乃是常态，其喧哗和人声鼎沸犹如雀噪，严重影响附近王宫中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故卜人应商王要求贞问是否禁止集市中的大声喧哗和叫卖。 “商”者从“言”而立，从“言”而成，继而落实为以文字形式确定的“从外而知内”的“书契”，这是“商”字字义的一个基本衍生、演化过程。徐复观在他的《两汉思想史》中对最早经商之商人起源于“殷商”之说颇不以为然，但是他有一段引述别人的话颇为简洁，并且正好可以证明笔者的观点，故也将其引述过来，以资参考： 徐复观先生说：“另一谬说是徐中舒根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子产告诉晋宣子的一段话中提到的'商人’时说'此商人即殷人之后而为商贾者。’又说'贾商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并谓汉代贱商正由此而来。此说为胡适所信服。日人镰田重雄在他所著的《汉代社会》里大畅其说，谓：'商人的商，本来用作地名和国号，殷王朝先置都于商，因谓之商……周亡殷后……这些散在诸候国的殷遗民，习惯上称为商人。’此商人即从殷商民中的行商发生的。镰田氏也引了《左传·昭公十六年》的材料后，接着说：'随着郑始祖桓公来往的商人，是殷的遗民集团，他们很快地成为行商集团。’”（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48、49页。）这段话本来意思不错，可惜限于徐复观先生的基本理论旨归，在其文章中对他人成果及“商人”来历做了否定性论述，走到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方向，这是笔者所不能苟同的。但徐复观先生毕竟也感到“商”字起源与经商、商量不可分割的直接关系，于是在其文中也不得不承认道： “《易·兑卦》九四：'商兑来宁’注：'商量裁度之也。’（笔者案：不知是徐复观先生此处引述未审还是手民之误，《易·兑卦》九四原文应为'商兑未宁’，而所言之'注’应是引述自《周易正义》，原注为：“商，商量裁制之謂也”。）此盖其本意。殷先祖之世封于商，或其地曾为氏族集合商度之所，因以为名。又金文中多以“商”为“赏”，或此处乃始封时所赏赐之地，因以为名，亦有其可能。商贾行为，须讲价还价，与商之本义相合。随商业之发达，愈感到在商业行为中，彼此商量之重要，因而称之为商，为商人，岂非很自然的情形吗？”。（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50、51页。） 殷人所崇尚的其“德”其“业”，也迥乎不同于周人，《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此中明确将“富有”作为一种“大业”而推崇，此明显出自殷人之德而非周人之德，实乃《礼记·祭仪》中所谓：“殷人贵富”对于“富有”的执着追求之商人精神。而“日新”作为一种“盛德”也就是《礼记·大学》所谓的：“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真有点儿在市场经济孕育出的“现代化”的意思。 （本文由卜殿东原创，欢迎关注“虚室生白吉祥”并沟通交流。） 注释： 1、《陶斋吉金录》三、三二，转引自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第473 页）。 2、《殷文存》上 7，转引转引自卫斯：《试论贝币的职能与殷商时期的商品经济》，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 3、《殷文存》下 236，转引同上。 4、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国学论丛》（清华研究院出版）第1卷第1号，1927年6月，第111页。 5、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20页。 6、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第47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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