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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刻, 都是唯一 ——朱校長和他的大冶一中 赵利康 1977年，我从母亲任教职的大冶城关小学初中部读完初二，就转学到大冶一中开始读初三，因为爸爸已经从大冶矿山乡中学校长的任上，调往大冶一中这所大冶县已有 110 历史的最高学府，做了语文老师，后任教导处副主任，我从此离开生活了 14 年的城关小学校园，开始在大冶一中读书的生涯，当时的校长就是朱兴华先生。一中的校园，随处可见香樟树，以及香樟树下掩映其间的一栋栋老式建筑，我一走进学校，就给镇住了。中国的高考是 1977 年 9 月恢复的，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的，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原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这是一枚巨大的“核弹”，将过去封锁多年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大门炸开，用最公平的考试方式为广大的青年学子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会议还决定，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这无疑为年轻人提供了一次“跳龙门“的机会，拥有了上升的通道，由此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这真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开创的一件历史性事件，涉及中国的每个人每个家庭，令万人瞩目、万家期盼。大冶一中作为全大冶县最好的一所中学，此时还没有从动乱中苏醒过来，当年并没有能够组织成建制的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主要都是有一些社会上的累积多年的知青、工人、军人、社会青年，因此，1977 年虽有大冶考生参考，但不是以大冶一中为主体来组织教学、辅导考试、组织考试的，然而，学校开启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步入正轨的基础教育活动，则是从 1977 年的高考开始的。我走进大冶一中校门，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充满了好奇。进校门后，两边各一排橱窗式的墙，不高，摆开阵势向校内延伸，上面有各项校规校训、各科教学信息、政治标语口号。由此墙往学校深处延伸，到了一个三角地带，面对的是一栋非常具有哥特式风格的小楼，它伫立在学校的中央，这座楼有二层高，多角度的面向马路，塔楼式风格，外墙是白色，窗户由灰褐色的青砖勾勒出整个建筑的眉目和轮廓，远远看上去，有一种排面感，冠冕堂皇，它就是学校的主体大楼。这栋楼后来很长时间都作为学校的公共设施，展示校史和主题展览，平常很少有人上去，但它就是挺挺地伫立在那儿，成为学校的一种标志、一种象征。橱窗式的排墙后面，左边是一栋三层楼的教学楼，我的教室就在这栋教学楼的三楼，楼的尽头是一棵香樟树，枝干硕大绿荫茂密，笼罩成了一个巨大的华盖，而华盖下有一栋英式小楼，二层高，比地平线低一些，灰褐色，由楼梯拾级而下才能进入室内，但是这栋房子的下沉并没有掩盖它的风采，在整个校园里面静静地站在香樟树下，默默地叙说着它的故事，这栋建筑后来被当做学校的女生宿舍。沿着主体大楼再往里走，右前方又有一棵硕大的香樟树，树下有一栋英式主楼，由多个房间组成，非常的方正，走廊宽敞，一共有 10 个左右房间，四周都有回廊。因为楼房比地平线略高，因此形成吊脚楼的风格，有节制地彰显威严；室内有地下室，纯木质地板，房间里还有英式壁炉，我们四姐妹、父母和外婆的家就安在其中的两间房子里。学校的教学活动从 1977 年开始就逐渐进入正轨了，平时我们在学校里面能经常看到朱校长。朱校长非常少在公开的场合露面，看到他，永远都是一副仿佛刚刚从电影里面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模样。他当时大约49 岁，中等个子，额头异常的宽，鼻梁挺拔，浓眉，眼睛深陷，目光平和而深邃。你见到他的时候，他一直都是非常严肃的，但面带微微的笑意，无需仔细观察就可以感觉到他身上散发的一股隐隐的文人味道。他平时着中山装，身体挺拔而消瘦，走起路来快速而沉着，一股威严的气息迎面而来。他是极少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因此在整个一中的就学期间，我都不记得他讲话的风格，回忆不起他讲话的声音。但是，你就是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从爸爸的身上，从很多老师的身上，从学校后勤人员的身上，都能感觉到朱校长对他们的影响，这种影响你不能说它是直接的、某个具体的事情，但是就是给大家注入了那么一股劲儿和一种精神，那就是对他们所从事的基础教育无限热爱和忠诚，对教学无限的专注和深入，对学生无限的爱护和培养，对同伴无限的尊重和信任，对分数无限的追求和渴望。他就像一个领头羊，领着一群教职员工，探索着形成一条成熟的流水线，把一批批渴望得到升学机会的大冶子弟，送到更高一级的学府，助力他们在人生的路上，从这里出发找到自我，上到更高一级的台阶。多年之后，他们无论走得多远，都会回望这个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那些香樟树下的读书声，这些教室里老师的讲课声，都会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心间，随时被唤醒，在他们的人生路上，给他们以滋养和鼓励，成为他们为前途、为命运而向上攀爬路上长久的历史回响。朱校长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充实教导处，任命魏志刚老师为主任，毛济美、赵纯烈、刘紹文为副主任，以强大的阵容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爸爸参与工作的教导处在朱校长的领导下，充当学校里面主要教育秩序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开始恢复和组建大冶一中的教学秩序，包括学生的招生录取、升级留级、考试评估、出卷评卷、老师组合、排课排班、绩效评估、教研交流等等，特别是实行全校统一考试，从出卷、改卷评分、张榜，全流程全校统一，一举改变当时教学无章法、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以此为龙头带动学校的教研、备课、上课、辅导、作业、考试六个环节，环环相扣、形成闭环。教导处是学校一个枢纽型单位，犹如学校教学的总控室，爸爸参与的团队共有6 名成员，每天围绕着学校的日常循环往复，每天没日没夜地连轴转，很少回家。学校当时没有复印机，所有的文件都需要在钢板上用刻笔在蜡纸上刻写，形成模板，然后用手动的油印机进行印刷，因此，学校里六个年级几十班级的所有复习资料、考试试卷的印刷、发放、收起、归档都需要大量人工，这一切都在爸爸团队的几位老师的操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日复一日。我偶尔会去到爸爸的教导处办公室，在主楼后面的一间地板房里，房间硕大，满屋子都是试卷和复习资料，像个战时作战室，看起来凌乱不堪，但是几个老师各忙各的，干起来起来却是井井有条、分毫不差。教导处的郑慎吾老师轻车驾熟、以一当十；年轻的施一江老师是个浙江姑娘，白皙的皮肤，个头不高，温润而漂亮，干起活来却心细如发，手脚麻利，每次看到她在考试期间给各年级各班发放各科试卷，那种笃定准确、忙而不乱的劲头，总是让人心生敬意。教导处就像这所学校的一部节拍器，有了它，整个学校六个年级几十个班级的教学活动都跳动着各自的节奏，又如同一个乐团，各个分部按各自的旋律演奏，最终汇集成一部恢弘的交响乐，而总指挥则是朱校长。校园里的老房子，除了进门的主楼，左边的女生宿舍楼，右边的一组吊脚主楼、教导处外，还有一大片在学校的后面。过了教导处沿着一个斜坡下去，又到了一个三角地带，一颗硕大的香樟树站在当口，树下有一个公共水池，左边通往饭堂，右边就是一大片老房子。这边的老房子是学校的主要的两个部分所在，学校的会议室和党办机构，再往前走有两个小庭院，这里面有几排老房子，环形围绕着庭院，这里则是学校的实验室群。我们的化学课、物理课、生物课的一些实验都是在这几排实验室里面完成的，实验室里面的设备无疑是简陋的，物料是稀缺的，大量实证类课程依然没有条件在实验室里完成，仅限老师在教室的黑板上推理和板书呈现，因此大多物理、化学、生物课程内容学起来都成了死记硬背的教条，知识仅仅用于应付考试，这真是中国基础教育致命的通病，至今未改。在茂密的树荫下，还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未知，闪烁着神秘的光芒，我们每次上屈指可数的实验课，见到这些实验室里的稀罕物件都充满了好奇，想拨开层层迷雾，看到实物后面的真相。朱校长是 1928 年 8 月份出生的，大冶金牛朱景皋人，1949 年武昌育杰中学高中毕业，同年 9 月起，先后在大冶县金牛镇小学、徐桥小学、二中、刘仁八中学、文教局、五七干校工作，恢复高考后出任大冶一中校长兼党委书记。从学历上来讲，似乎这位校长只有高中学历，但是我从他的仪表、做事的风格来看，都感觉他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一位极富学养的职业教育家。他平时极少在公共场合讲话，后来我采访过他的一些部下和老师，反映出他对某些具体事情都是针对关键点，进行单独的部署和交代。李贤俊老师是当时大冶一中的语文老师，教学骨干，朱校长当年交代他针对学生学习古文的难点，主编一本《古文译注 100 篇》，又组织人到印刷厂把它印出来，在校园内发放给学生作为工具书，人手一册。由此可见，他的工作极为内行专注、抓住难点，善于用人、细微至极。一中的教师团队可以说是真正的“梦之队”，这一批老师中属于大冶县本土的非常少，大多数都是文革之前从全国各大师范院校毕业分配的精英，科班出身，从武汉来的居多，或者是由外地落户的“外乡人”，他们的生活模式完全按照他们的籍贯和他们的教育背景自成一派，形成了一道道非常奇特的风景线。这批”外乡人“掌控着学校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这些基础学科的主干岗位，一般都是教研课题组长、年级组长或者是骨干老师，这些老师平时说的是武汉话或者是普通话，不是难懂的大冶话，而他们的生活模式和教育背景则给这所学校灌入了一股非常独特的”异域“能量，使之成为一个生活品味和各类知识的高地。教学秩序恢复后，这些老师迅速成为了各个学科的带头人，他们在教研、备课、上课、辅导、考试等环节，围绕教材，对标高考，兢兢业业，迅速形成一整套的各学科教学体系，展示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他们的课备得好，课上得好，作业改得认真，辅导非常到位，学生考试的成绩也自然就好了。特别是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手把手倾其所有地教，学生如饥似渴地学，形成了一种教学相长、水乳交融的师生关系。整个学校，弥漫着一股尊师重教、刻苦钻研、管理有效，力出一孔的能量场，把每一个学生往高考路上一步步推送。学校的人文精神，在香樟树下得到了极大的培育和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杰出老师，群星璀璨：张世敏，张武高，程泽钧老师的物理课；匡裕征，张善根老师的化学课；贾益民、田佩琼、黄紹彤、许西安、张易琨老师的数学课；王一鸣、吴中杰、李贤俊、叶清波老师的语文课；陈泽莹、汪从元、张贵禾、徐胜利老师的班主任工作；徐显之老师的历史课；徐强、朱正芳、张爽松老师的英語課；罗启宪老师的生物课；刘紹文，赵纯烈老师的政治课，都是名师名課。这些老师都在自己的专业里，擁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内在逻辑，教学过程倾其所有，长期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有效突破知识难点，形成良好的教学模式，對投到其門下的每个学生进行施教，非常耐心地把知识、逻辑、工具、方法传递给学生，整个校园里面，都弥漫着一股濃濃的知识的味道。这些老师们手上犹如拿着一把把钥匙，打开学生通往高等教育的铁门；同时，也点燃学生心里一盏盏心灯，照亮他们的人生路，让知识改变命运。1979年后国家开始在各行各业拨乱反正，全面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但是十年浩劫政治余波还是不断，学校老师里面有很多是被文革期间当作右派、反革命、四类分子、阶级敌人、“臭老九”等的社会边缘人，他们长期被打入社会底层受尽了凌辱，生活颠沛，所幸现在他们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回到了一中的校园，开始新的一段人生。他们当时生活比较困苦，居住的房子狭小破旧，言行举止谨小慎微，家庭关系比较奇特，这些都是文革遗留下来的后遗症。朱校长上任后急办的事情就是落实政策，抓紧平反，消除派系，加强团结，改变了学校一盘散沙散沙的政治生态。在朱校长领导的校园里，给这些老师前所未有的机会，他们的政治倾向和被政治划分的等级在慢慢淡化，每个人心无旁骛，专心教学。学校里的派系斗争依然在暗处涌动，爸爸的工作受到极大的挑战和影响，常常流露出苦恼和挣扎，但朱校长极为信任他，这位属牛的教导处副主任表现出对组织和学校的极度忠诚，排除干扰，誓死捍卫他那份琐碎繁重的工作和那位敬爱有加的上司。学生当时并未明显感觉到这些政治的余波，但当时的政治活动仍然较为频繁，经常会有一些政治性的集会，实时传达中央精神和落地实施，而这些都集中在后面的大礼堂进行，学校平时日常则紧紧围绕着各科教学活动有序进行，书声琅琅，专心教学，大家唯一对准的焦点就是每年七月份的高考。体育场在学校的中央，那是学生们活力的源泉，每年运动会这里都会聚集大量的学生，热闹非凡，每一个班在某一个地段围成一个区域。我当时是运动会的首席播音员，在主席台上播报着检录名单、比赛安排、获奖名单，在广播里面给运动员做拉拉队，面对着火红的场面，常常热血沸腾文思如泉涌，出口成章，为各级各班的竞赛和争先摇旗呐喊，整个学校荡漾着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欢乐气氛。大冶一中的建筑是非常具有历史感的，这些建筑起于哪一年需要考证，据说是英国人开办的一所教会医院，后来改变成了学校。这个园子充满了人文的气息非常迷人。整个布局从功能开始，进校门有两边长条状排墙的延展，也有中心主楼的聚集，还有左边女生宿舍的影映，右边主体吊脚主楼的铺成，后面有回廊形的党务办公室和成排的实验室。这些房子都是地板房，一般都有地下室，镂空，从地面架起形成镂空层；室内有壁炉，四角有雕花吊顶；房子都非常方正，层高非常高，进屋后空间感十足；建筑内走廊异常宽阔，四周有回廊连接；圆形木柱支撑、青瓦盖顶，屋檐内收；多个单位相互连接，形成一个个系列建筑群。这些房子我们俗称为“地板房””，它们散发着阵阵古老的味道，与旁边后起的一些近现代建筑风格迥异，向我们诉说着这个学校的前世今生。我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党办会议室的一个角落早读，这是一套有庭院的地板房套间，会议室窗户落地，开敞着面向庭院，那里有一棵香樟树。我一边读书一边与这些老房子对话，历史感都写在这些香樟树下的每一个房间的地板上、壁炉上、夹层上、走廊上，窗户上，向我诉说着这里曾经所发生的一切。这些与我似乎没有关系，可是就是这些在学校里留下的烙印却深深地弥漫在学校的气氛中，浸入我和同学们的骨髓。这些建筑的周围，一般都长着香樟树，香樟树的树龄非常之长，树干粗壮，根部向下扎，树枝向上散开，向房间的四周见缝延展，高高地盖过房子的房间，向四周扩散而形成一道道华盖，把房子裹住，因此，这些房子都隐隐地在香樟树下，树把这些建筑呵护着、覆盖着、衬托着、加持着。我们在香樟树下读书考试、体育运动、拉琴唱歌、交朋结友，体会着老房子给我们的场景感，吸吮着香樟树散发的阵阵香气。一中的校门口是一个县城主干道的人字路口，马路对门便是大冶县汽车站，在以公共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这里是上接黄石、下连各个乡镇的交通大枢纽，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但是，只要一进到一中的大门，仿佛进入到了一座伊甸园，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开，喧嚣立即就消失，人的内心得到极大的平复，让你能安安静静地读书，专注刻苦地备考。这种感觉影响了我的一生，只要我一闭上眼睛，这些老房子和香樟树就会不期而至，一一在我的眼前出现，香气沁人心脾。大冶一中是初、高中连贯制的规范化中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共六个年级，初中的生源主要是大冶城关的学生，当年没有录取考试制度，我上初三以后，学校就开始在高中生入学时实行严格的招生考试，甄别优质生源冲刺高考，这就是所谓的中考。考试非常严格，考生在大冶全域几所中学里面全面选拔，再按照成绩分快慢班。我有幸被大冶一中的高中部的快班录取，81 届快班 36 个学生，只有 4 名女生，戏称“四朵金花”，而我是其中的一朵。上了高中后，踩着每年的高考节奏，一批批的学生考上了大学本科院校，也有的则“落榜”入到大专院校或中专学校，学校的紧张气氛骤然加剧。我上高中以后，学校所有的教学秩序基本建设完毕，还建立了一套非常完整、促成学生“全面发展”的日常基本教学体系，每天正常的上课、休息、运动会、晚自习、期中期末考试、文艺汇演、课外社团活动、校办工厂实习等，有序而紧张地进行。每天早晨，学校的起床钟声响起，我们就起身刷牙，天还没亮就在学校的操场里面早锻炼、早读，然后是一天排得满满的课程，晚上学到深夜。当时已经开始打破城乡的界限，在全县的范围之内扩大招生，因此来了一帮各乡镇的农村学生，那些学生的到来，为大冶一中带来了新的活力，他们住在校园的宿舍里面，农家孩子的朴实勤奋和努力，不是我们这些城里孩子所能比的，他们把读书当作跳出”龙门“的唯一途径，学习异常刻苦努力；同时他们的生活毫无疑问是困苦的，背着每个季节出的新米和一些家制的咸菜，举全家之力进到校园，在校园里面忍受着贫乏的物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但是学习却从未耽误，不输旁人。我高三的那一年，学校打破城关学生和农村学生的班级界限，按照考试成绩进行统一编班，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第一次与一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坐到了一间教室朝夕相处，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嬉闹，一起运动，一起考试。1981 年我们班上一共毕业了 36 名学生，大部分同学都考上了非常优质的大学，这批同学后来有的在大学毕业以后分别在国内的大学继续深造，留校任教，也有的考取了国外大学的奖学金，出国留学，学成后多数都留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当了大学老师或科研人员，我们那届的鲁红兵、陈雪梅、汪亚平、胡左浩、吴国安、胡于彪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时，学校教职工是住在学校里面的，他们的生活模式也跟学校的节奏完全相融合，每个家庭的孩子也是彼此熟悉的，我们教职工家庭之间彼此都知道谁家的孩子有几个，分别是哪个年级的跟谁是同学，但是唯有朱校长家是缺席的。朱校长当时并没有住在校园里面，他有三个孩子，一儿二女，没有跟我们形成对应的同学关系，我们全家对此都感到异常不解，爸爸说，因为学校有非常严格的招生制度，因此对教职工的子弟也是一视同仁的，朱校长的儿子和女儿学习并不好，因此他们都不在招生的范围之内。一天，爸爸回来说，他想利用特殊的政策，把朱校长的一个女儿招到学校来读初中，但朱校长坚决不同意，其实这种事情办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朱校长说，我的女儿不搞特殊。因此，他的三个子女都没有在大冶一中这所全县最好、他们父亲主政的学校里面读过初中和高中，自然也没有考上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就分别安排在教育系统里面做了司机和打字员，从事基础性的辅助类工作，也就是说他的孩子们并没有传统意义上所谓的”成才“。爸爸每次念及此事，都感觉到深深地惋惜，他说，朱校长一心为别的孩子、别的家庭着力，把那么多的大冶子弟培养成才送到高等學府，唯独没有对自己的子女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每年从一中校园里有成千上萬的學生走向考場，獨獨没有他儿子和女儿的身影，这是一件多麽令人心痛和遗憾的事情啊！其实，现在想起来，我们一家人原来都是离散的，只有到了大冶一中，我们才真正地团聚在一起。我们家分住在学校的两间地板房里，里面阴暗不通风，在走廊里烧水煮饭，没有洗手间，用水极为不便，但房上有绿树华盖，这里成为我们的福地。在这里，我们开始努力奋发读书，与优秀的同学为伍，与优秀的教师对话，与亲爱的姐妹朝夕相伴，与亲爱的父母共同生活，与外婆同居一室，最后给她养老送终。我们在这里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的家，每天踏着钟声起床和睡觉，每年都会送走毕业生，又迎来新的面孔，鲤鱼跳龙门的孜孜以求、发奋图强得气氛滲透在校园内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深受影响。是朱校长领导的校园，给我们四姐妹打下基础教育的好根基，也给我们家带来老少融合的好日子。大冶一中是一所富有 110 年历史的老校，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历史长河中，他经历了无数次的更迭，但始终都是大冶县的一座高高的文化灯塔，一个培养子弟兵的摇篮，是大冶人的一个集体精神家园。一中的校园建筑群落是非常独特的，这里曾经是一座西方人的教会医院，散落在院子里的各个建筑都有他独特的设计和功能，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转化为一个个为教学服务的功能性场所，与满园的香樟树相映生辉。在 80 年代的时期，这里形成一个规整、讲究、大气、优雅的气场，对我们身处其中的所有人，都是一种正能量的输入。学校汇聚的管理者、老师都是极具魅力的一群文人教育家，他们都有远大的理想、独特的气质、专业的领域、诲人不倦甘为人梯的品格，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在校园里弥漫，言传身教，令人终生受益。大冶人从来都是工业文明的发端地的一部分，身处农耕文化但开启冶炼技术，他们不畏不惧、向上突破，极具“不服周”的精神。千家万户的大冶新一代人，都想通过知识的跳板，跃升到新的台阶，大冶一中就是一个集体跳板。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憋着一口气，拼命地学，拼命地练，形成一个完整地教育链条，人人有信念：只要按照学校规定的程序、进行老师规定动作训练，你一定可以成功。大冶一中也是一块福地，每天庇护着一代代莘莘学子，与喧嚣世俗的外界保持距离，人人平等，形成一个相对净化的世界，如同一座“桃花源”。老师在此专业指导，学生在此努力用功，每年夏天，都有成批的学生捷报频传，实现跃身，梦想成真。这里，是大冶人才的催化器，千家万户的复兴场所，学子们梦开始的地方。朱校长后来从大冶一中校长的岗位上转入大冶教师进修学校，我爸爸也和他眼中这位“文雅冷静、无私诚恳、勤恳敬业”的老领导一起到了那里，个中的原因不明，从此,他们退出了一中的历史，令人唏嘘。我感觉得到，随着他们的离场，属于他们的那个大冶一中的时代已经过去，一去不复返。那是这所百年老校一个怎样的时代啊！朱校长和他的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创造了一段历史，一段基于历史机缘而带来的文革结束初期的大冶一中教育复兴史。他们开创了一个火红的时代、一个开创局面的时代；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一个夯实基础的时代；一个重建秩序的时代，一个探索考试秘籍的时代；一个师生教学相长的时代，一个批量出成绩的时代，那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后来朱校长在淡然中度过了晚年，平静离世，享年 80 余岁。从 1977 年之后，大冶一中踏着高考的节拍，年复一年的输送成批的毕业生，随着每年高考放榜，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满怀着依依不舍和希望，从学校走出去，往高一级的学府继续他们的求学生涯，这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重复，那么的一样，但是令我无法释怀的，乃是万事万物无一不是独一无二的，我确信自己从这段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获取了一些无法复制的启示，这构成了我隐秘的欢愉中最明了的乐趣。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每一个从大冶一中走过来的人，都会体会到在此求学过程中这份独特的乐趣。我如同一个享有特权的人，独自观赏了一场盛典，而这场盛典再也不会重演了，每一刻，都是唯一。
赵利康，女，大冶县人，1981年大冶一中高中毕业，复旦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曾任《黄石日报》要闻部记者。现居深圳，采购供应链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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