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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也有“红色”情节

 昵称68915313 2022-08-19 发布于安徽
作者丨河森堡
本文经授权摘自《教授与年轻人》

华夏是红色的?

如今我们对夏朝所知甚少,商朝则在无数出土文物与古代文献的相互印证下,成为中国毋庸置疑的信史源头。

在商朝,表达红色的字只有一个,即“”,但承载红色的颜料却不只有一种。除了赤铁矿,还有一种红色的颜料得到了普遍应用,这便是硫化汞,一般被称为朱砂。这种红色物质相对稳定,只有高热和强光才会分解它。

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朱砂书写,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即用朱砂写于陶寺遗址出土的某个陶罐表面。商朝人还时常将朱砂涂在刻满文字的兽骨和龟甲上,做成涂朱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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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殷商时期的书写有所误会,认为商朝是甲骨文时代,人们需要书写时都要把字刻在兽骨或龟甲上,事实并非如此。殷商是毛笔字时代,毛笔在当时是重要的书写工具。从考古发掘 的情况来看,商朝人曾经用笔蘸着朱砂在玉上书写,学者们曾经 发现了商朝人用朱砂在玉片上写下的历代商王庙号。


可以说,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使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红色通过书写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而第一次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了一起。

值得强调的是,自殷商开始直到两汉,一些特别郑重的公文习惯以朱砂书写以示严肃。就这样,红色从渺远的殷商时代开始,就被赋予了庄严的情绪。

牧野位于今河南省新乡一带,公元前 11 世纪,中国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剧烈转轨,热衷于鬼神崇拜的殷商王朝被周武王联军和临阵倒戈的奴隶们一举击灭,殷商五个半世纪的残暴统治土崩瓦解。

殷商覆灭后,华夏民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片沃土之上,杀殉的哀号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秩序井然的礼乐钟鸣。

华夏民族不再疯狂崇拜虚无缥缈的鬼神,转而开始用礼制和道德构建整个社会,这使得在殷商覆灭之后的三千多年里,中华大地上的世俗力量一直压制着宗教势力,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政教合一的全国性政权。

正是在礼制这个崭新的精神世界中,红色再次找到了它的位置。

周朝人认为,世界万物由几大基本元素相生相克而成,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即五行理论。这五行分别与五种正色对应,其中火对应的是“赤”。“赤”字在之前的甲骨文时代看起来像是“大”和“火”两字的合体,一些现代学者,如王襄先生等认为,所谓赤色就是大火的颜色。

红色中光明的含义在“赤”这个字上得到了特别的强调。

在周朝,服饰成为展现礼制等级的有效媒介,红色出现在人们的着装及各类纺织品上,陕西宝鸡茹家庄鱼伯墓出土的西周丝帛用朱砂刮涂染色可为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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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古代美术作品中对君王形象的描绘,他们往往穿着上身黑色下身红色的套装,这种上黑下红的配色在周朝具体来说叫作“玄 ”,玄指黑里透红,则是浅红。《周礼·天官·染人》有载:“玄者,天地之色。”天子作为中华大地名义上的最高主宰,无论是上衣还是下裳,都有红色的元素象征着天地,红这一颜色也因此在周朝被隆重赋予了尊贵的含义。

东周之后,华夏大地迎来了帝国时代,万千民众第一次被主宰于一人之下,权力的极大膨胀体现在方方面面,颜色也是展现权力的方式之一。

周朝以后,王朝的德运以相生相克的五行为基础轮回起来。灭周的秦人在建立帝国后认为周朝是赤色的火德,自己既然取而 代之,就要用黑色代表的水德去克制前朝,以合天道轮回。于是 黑色在秦朝成为官方配色。

但秦帝国太过短暂,很快,“赤帝之子”刘邦就斩蛇起义,建立了延绵四百余年的汉帝国。从开国君主的身世传说开始,汉朝就与红色有了直接联系。

在汉朝绵延许久的政治讨论中,帝国的德运时常会成为各方争执的焦点。一部分汉朝人认为“赤帝之子”建立的帝国自应是火德,当以红色为官方配色,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帝国的审美。但更有可能的是,汉朝人仅仅是单纯地喜欢红色而已,在汉朝文物中,红色的漆器就格外彰显着这种偏爱。

漆来自漆树,本质上是一种树脂,将其涂抹在木材表面,待其干燥后会形成一层耐磨、耐腐蚀的保护膜。早在大约 6000 年前,河姆渡的先民就已经学会用树漆调和朱砂来制作红色漆碗了。到汉朝时,漆器制作技术已日臻完善,而且由于其特别显著的实用性,红色也伴随着漆器的推广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红色不仅出现在汉朝日常器皿中,也出现在另外一些世俗事物上,比如女子的妆容。满城汉墓曾经出土一个朱雀造型的化妆盒,在其内部还有红色粉末状残留物,很有可能就是朱砂。汉朝女子将朱砂和动物脂肪调和后涂抹在嘴唇上,以显示血气丰沛的精神面貌,但这并不是汉朝女子妆容的全部。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有个场景,集中营里的妇女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健康,就刺破指尖,将血涂在脸上抹匀,以显得面色红润。而两千年前的汉朝女子不必忍受这种刺痛,她们有胭脂。

胭脂的含义比较广泛,其中一部分胭脂中的红色源于红蓝花或苏木等植物,红蓝花也称红花,其大规模进入中原社会也大 约是在西汉时期。西晋《博物志》中,对红花有“张骞得种于西域”的记载。在后世历史中,高品质的红花于甘肃一带较为常见, 正所谓“凉州绯色,天下之最”。

武帝当政时,汉帝国北上扫荡匈奴,匈奴在环首刀和强弩的 压力下被迫离开了盛产红蓝花的焉支山,他们那句“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哀叹即由此而来,红色意味着美丽的属性在这句漠北长叹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汉朝之后,中国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安的时局让追求精神超脱宁静的佛教在中国得到了空前传播,红色又在宗教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 4 世纪中叶,工匠们在描绘佛教壁画时,大量使用了一种人工化合颜料,即铅丹,给壁画饰以瑰丽的红色。从兵马俑颜料的化学分析来看,最迟在秦朝,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作铅丹的技术。铅丹的制作流程并不简单,概括来说,工匠首先需要把铅在铁锅中加热,之后经研磨、漂洗、筛选、氧化等工序,铅丹才制备完成。艺术家们在佛教壁画上大量使用这种红色颜料,以给作品带来恢宏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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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铅丹这种人工化合物自有其局限性,化学性质不稳定就是其中之一。在岁月中经过强光和潮湿的洗礼,壁画上铅丹的主要成分四氧化三铅会转化为黑色的二氧化铅,这使得整个壁画的色彩变得暗淡。

尽管铅丹的物理颜色会褪去,但是它的情绪色彩却历久弥新。在佛法普照的时代,红色这种绘制佛教壁画的颜色,被人们赋予了神圣恢宏的含义。在之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依然认同这种审美。

动荡不安的两晋南北朝之后,中国再次迎来了大一统时代。隋唐两朝,华夏大地的权力又一次得到了集中,而红色也随之流 入权力的缝隙,彰显着等级与秩序。

隋朝年间,中央政府开始制定官服颜色与官员品级之间的对应规范,但隋帝国国祚短暂,很快就在各路军阀的喊杀叫骂中走向覆亡。之后,李氏家族建立了唐帝国,隋朝遗留的官服品色制度在李唐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在隋朝品色制度的基础上,唐帝国中央政府对官服品色制度有了新的规定:凡三品以上文武官员可着紫色官服,四品、五品官员着绯色官服,再往下是绿色和青色官服。这里四品、五品官服的绯色指的即是红色

《唐六典》等文献记载了唐朝时期的各类印染原料,仅用于丝绸染色的就有三十多种,其中的茜草是历史悠久的红色染料。

茜草属于多年生攀缘草本植物,其根部富含茜素和茜紫素,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人们就已经开始用这种植物将服装染成红色。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直接用茜草给服装染色只能得到浅红甚至黄色,要想得到“绯”所指代的那种深红色,工匠们还需要媒 染剂的帮助。所谓媒染剂,就是帮助产生颜色的金属离子等固定 在服装纤维上的物质,常见的有锡盐、铝盐、铜盐、铬盐和铁盐, 这几类盐可以让印染出的颜色变深。

在《周礼·考工记》的记载中,决定染色深浅的是染色的次数,然而现代学者通过实验表明,这类记载并不靠谱,因为即使重复染色,纺织物的颜色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要想染出真正浓郁的红色,还是要利用媒染剂。

实验表明,在锡盐的帮助下,茜草可染出橙黄色,而在铜盐的帮助下,会出现深红色。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深红色唯一的印染方法,其他一些染料,如冬青叶亦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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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由于服装的颜色和官员的品级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对应关系,所以唐朝人往往用颜色来暗示官位的高低,“红”在这种语境下也扮演了有趣的角色。

书法家颜真卿在事业起飞之前曾对前途感到迷茫。有一天, 他宴请一个善于算命的女人吃饭。席间,颜真卿说自己其实没 有多大理想,将来如果能官至五品,穿上红色官服就很满足了。那个算命女人对此没有正面回应,而是伸出手指着餐具下的一块紫色的布说:“颜郎衫色如此。”(颜先生,你将来的官服是紫色的。)算命女人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暗示着颜真卿将来一定会高升,因为在颜真卿的时代,官至三品以上,官服才能从红色换成紫色。后来颜真卿果然受封太子太师,从一品,换上了紫色官服。

当今一些民俗研究者认为,俗语“红得发紫”即源自历史中的官服品色。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古代典籍的印证,可能只是民间口语逐渐演变的产物。

隋朝之后,中国多个王朝都将红作为官员制服的颜色。随着时间的推移,红色在中华文化中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亨通幸福的美好寓意。现在,“红”时常作为一个形容词也就不奇怪了。

在中国历史中的最后两个王朝——明清时期,红色被强调渲染到了极致,皇帝的宫殿被大片大片地刷上红色,以示天子的威严。

如今,当人们提到明清两个王朝时,脑海中第一个画面很可能是庄严的故宫。无论是在民间百姓还是在外国来客的眼中,故宫那高大的红墙和井然的红柱都是“官方”气质的具体诠释。从文献来看,故宫这种强调红的配色,可能是对周朝礼制中“礼, 楹,天子丹”的遵从。“楹”字音同“赢”,意为屋前的柱子,对 这句话,有学者的理解是“按照礼制,天子屋前的柱子(居所)应涂成丹色”。“丹”字抽离于先秦时期的“丹砂”一词,丹砂即朱砂(硫化汞),丹色即硫化汞的颜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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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人:胡江桥

沈阳故宫古建部工程师刘巧辰老师曾介绍,故宫在修建时, 其红柱的涂料由桐油熬成的光油加银珠颜料兑成,所谓银珠即是朱砂,其化学本质就是硫化汞。根据《天工开物》,朱砂和银珠本是一物,只有“精粗老嫩”之分。如此看来,故宫名副其实地遵循了“礼,楹,天子丹”。

然而,房柱的红色只是故宫红的一小部分,故宫真正挥霍铺展红色的位置其实在于宫墙。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如果用光油兑银珠的方式刷宫墙,巨大的宫墙面积会让成本高到中央政府也感到头疼,所以宫墙的红色一定另有来源,那是什么呢?

答案是铁。

在传统工艺中,故宫宫墙红色的主要成分是红土粉,即比较纯的红土,此外配有一些血料和盐,无论是沈阳故宫还是北京故宫,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今,故宫博物院在粉刷墙面时也试图从新工艺中找到突破,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天然红土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铁,所以故宫高墙上那被赋予了“官方”气质的红,依然是人们对铁元素的演绎,是 20 多亿年前大氧化事件的遗产。

就这样,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终结,“红”在华夏这片土地上历经数万年的历史,逐渐积累了深厚而富有层次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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