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欧梵 问：全球化最近对于大陆的影响确实是越来越明显。尽管大陆在经济水平上还是生产社会，但能明显感觉到人们已经开始对商品以及商品背后的符号象征意义产生狂热的追求，在大众媒介的作用下逐渐认同一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幸福模式。基于这种情况，您认为中国现在到底有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文化？ 答：消费主义文化绝对有，而且已经快速构成对中国人文的威胁。商品化这个名词进入科技之后，它的符号越来越复杂，引诱力越来越强，其背后是推动大家的时间感越来越急迫。这些影响全部都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的那样，是符号化的东西。鲍德里亚发明了所谓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更真实的社会”，你也可以说商品带给你的壮丽风景就是一种虚拟的现实，是用各种商品、广告营造出来的，让你看到之后就产生欲望。比如一到圣诞节之类的节日，所有商店都会张灯结彩，你一看到就会想：我好幸福，我要去买东西了。现在的广告都非常精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引诱你进去，我就曾经在商店看到一件夹克，我真的就进去了，然后就买下来了，结果回家穿起来太小，这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人和商品的关系经过了一系列的广告符号化。 问：您提到了时间感的急迫，这是否也是全球化带给我们的重要影响之一？因为现在明显感觉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 答：这正是我要说的，二十一世纪社会的压力绝对超过十九世纪，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科技大学连续有三个学生自杀，中文大学也有好几个自杀的，全部来自中国大陆，有一个就是从我办公室的大楼上跳下去的，表面上都是压力太大，这些压力从哪里来的，他们没有讲。对我来讲，它的基本来源就是全球化影响下的现代性。现代性是个很奇怪的字眼，根本不是中文，它是个抽象的名词，是从英文、法文、德文转译过来的，它所指的是西方两百年来整个社会、经济的变迁，而这个变迁使得西方社会整个进入了一个“现代”的时代。现代与古代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就是时间的观念、时间的价值、时间的算法都改了。 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戴表，好的表里面都有几个不同的时间：伦敦的时间，纽约的时间……香港的商人看手表就知道纽约股市现在几点。这个时间的观念基本上是从西方带来的，现代人对于时间非常看重，但在古代的欧洲和中国，时间没有那么重要。 中国古代的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问他在田里工作多少小时，他的回答是：什么叫小时？因为小时这个观念不是中国的。你是一个罪犯，在扬州作案，午夜风高的时候你可能是在某一更去抢街，更的划分根据的是巡街的更夫敲的更，后来我们一算才知道，古时候的一更大概是两个小时。以前的世界对于时间有各自不同的算法，中国古代的算法是根据月亮，后来才变成根据太阳，西方的古罗马用的也是不 同的东西。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想把我研究的题目和日常生活连在一起，总算找到一个连接点，就是时间的观念。 问：现代西方时间观念的侵入使我们把时间量化、精细化 了，全球化和现代科技理论上使分工更加细致和有效了，大大 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但就我个人感觉而言，我们每天工作 的时间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大大减少，反而增加了，而且我们 似乎失去了上一代人悠闲的生活节奏。全球化和现代性对于效 率的许诺似乎变成了一个谎言？ 答：完全正确。当我们的祖辈开始受到时间限制的时候，压力也就开始了。但是人脑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不仅能适应这种限制，还可以把时间的观念据为己有并且改变它，让自己觉得过得很舒服，于是就有礼拜六休息，就有香港四点钟的下午茶时间。香港的时间在二十世纪末已经被现代性大大地改变了，工作的时间长了，需要处理的资讯和信息太多，所以每个小时做的事情反而多了，工作速度要加快两三倍。于是，朝九晚五变成了朝八晚十，或者朝八晚十一，像我们这样不太 忙的人在香港要约人吃饭一般是在七点半到八点。六点去一 定会有位子，但是他要求你在八点之前吃完，这就是时间的压迫了。 以前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我们看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的作品，他们吃饭是懒洋洋的，从太阳下山一直吃到十二点。意大利人也是，一道一道菜，一道一道酒，一直到十二点。在西班牙南部，太阳太厉害了大家还要午睡，银行一点就关门了，大家睡到下午四五点，到街上溜达溜达，吃点小点心，等到七八点又去吃饭了，所以他们现在有经济危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适应现代化或者说全球化影响下的现代时间理性。 我们应该看到，现在的规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虽然我们还在用老式的规则，把劳力和利润连在一起，上课，赚稿费，但新的规则已经产生，今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看到服务长在给一群服务生训话，让他们喊口号“顾客第一！顾客第一！”，这就是经济转型后的服务业。你的老板是谁，你的顾客是谁，顾客是不是对的，你怎样应付顾客，怎样创造利润，这一套规则很新，并且明显是和全球化经济的发展相关联的。香港人非常能够应付，他们有一种社会机制，不需要政府来干涉，自己很自然地就转变过来了，自动就把工作的时间延长了。延长之后如何应付肚子饿呢，于是就有了下午茶时间。所以，咖啡店就多了起来，香港的咖啡店不像台湾一样是讲情调的，完全是应了社会的需要，是因为时间的压迫，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空间。 问：这就是您经常讲的时间的感觉与观念？ 答：正是如此。在这样一个“超级现代化”的全球化影响的时代，怎么样来分秒必争？六十秒就是六十秒，一个钟头就是六十分钟，它已经规定好了，你不能改变。于是，人们开始讲求效率。 在香港，人们坐电梯都是先按关门再按到几楼，这样可以争取半秒钟的时间，这次在苏州更高级，可以在外面按好楼层，进去以后不用按，电梯自动就把你送到要去的楼层，这又省下一个步骤，省下了半秒钟的时间，这就是有效率。再比如，香港人非常有秩序，但坐地铁的时候都会争先恐后地挤上去，坐扶梯也是一样，把左边留给那些赶时间的人，他们跑上去就是为了赶第一班车，尽管第二班只隔了三分钟。 我曾经特别留心看有多少人是像我一样故意等着坐后一班车的，几乎没有，哪怕挤得要命，下一班车马上就到，大家也还是要挤上去，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他们认为延迟一分钟就是一种浪费，车已经到了，等下一班是没有意义的。在这样一个追求效率的社会，你如果要上班，要三餐，要有家庭生活，要想享受一杯咖啡，然后又要应付不停发生的改变，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快、超快。在西班牙，最慢的车都叫快车，Rapido，接下来是极快、超快、特别快，没有人再用慢车这个词，所以我就反潮流提出一个慢节奏、慢生活。当然不可能把什么都拉慢，我认为一个真正有人文气质的生活应该是有快有慢，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呢，我觉得还是可以从时间的范畴里重新思考。 问：前面您已经说到，要对抗这种全球化符号系统的诱惑，对抗这种现代时间造成的压力，仅仅强调地区性是没有用 的，因为全球化已经超越了地区性，把地区性为己所用了。根据您上面的思路和您的《人文六讲》来看，您的方法似乎是重 塑已经被日益边缘化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 答：对。我还是举一些与人文学科有关的例子，特别是文学、电影、音乐三样来谈。二十世纪初，当西方开始进入现代性的时间，西方文学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就是现代主义的 兴起，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伍尔夫曾开玩笑说：“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 或在此前后，人性发生了变化。”她点出了这个象征性的日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西方小说的模式改变了，时间不再按常理出牌。 他们发明了一种心理时间，由意识流来表现，它的时间观念和日常生活的时间观念是有差距的。叙事语言的时间过渡 已经不像典型的十九世纪写实主义小说那样和当时的日常生活一致了，并且开始和空间结合，达洛卫夫人早上八点去买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已经开始得忧郁病了，后来两个人在公园 里相遇但是互不相认等等，这种空间感是现代小说独有的。空间、时间浓缩在某一个心理阶段，使我们的生活出现了两种时间，一种是随波逐流式的时间，你被逼着去上班、上课，这没有办法。 另一种时间就是你自己的心理时间，我把它叫作面壁时间，也就是聆听自己的时间，这是可以自己安排的。我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做半小时操，然后吃早点的时候就开始听莫扎特的音乐，我就进入到我自己的心理时间了，具体多长我不知道，因为那是一天中我唯一不用看表的时候，正是睡足八小时 之后精神最好的时候，所以我可以想我自己的问题，这段时间 是我觉得最珍贵的。有时候我实在压力很大，用什么来逃避压力呢？就是音乐。我专听那些节奏不太快的古典音乐，特别是莫扎特，这个时候我就会像鲁迅一样有个影子跑出来，与自己对话，嘲笑自己，这就是心理时间。 *受篇幅限制本文内容有删减，全文请见《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增订版）》一书
作者以一种比较理性的立场来审视评价海外汉学，而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既尊重文化差异和汉学家独有的文化视角，又以自觉的文化意识依托本土资源与之展开平等对话。这样的访谈以及相应的海外汉学研究，对于我们考察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思考中国文化的输出战略、建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维度都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