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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小说最早可追溯到秦汉之交，有《燕丹子》、《青史子》等，不外乎是帝王将相的野史或外传。魏晋时期开始有一些鬼怪的故事，如曹丕的《列异传》、祖冲之《述异记》，但也多依托帝王将相的灵异事迹，只有少数几篇是写民间传说的。 直到唐代裴铏《传奇》为代表的传奇体小说才为之一变，将主题由帝王将相变为英雄草莽和才子佳人。 宋元之时有了说话，类似于今天的评书，元代有刻本《三国志平话》，是今日可见的最早的完整的三国故事，故事的开头写汉高祖与吕后合谋杀韩信、彭越、英布之后，三人阴魂不散，想要报冤。于是玉皇下诏：“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又命“蒯通生济州，为琅玡郡，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于南阳邓州卧龙冈上建庵居住”。 这是旧时说话人吸引听众的一种手段，相较于其它的说话题材，历史演义的难处就是不能改变历史的基本动向。苏轼的《东坡志林》曾记载说：“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但说话人无论再怎样讨好观众都没有办法改变刘备的种种败绩，更不可能让刘备的蜀汉一统三国，于是只好用因果报应强行掩饰，同时也让原本依照历史演绎而不会有任何悬念的故事增加了一点噱头。 但《三国志演义》吸引人的方式却是另一样的，这部书很少在噱头上做文章，只是通过对人物的刻画增加读者或听众的共鸣。 比如开篇这一场“桃园结义”，《三国志平话》上以张飞开篇，写他遇见关羽，觉得此人非常，便邀请他到酒店中一起喝酒，正在此时，刘备也进得店来，“关、张二人见德公生得状貌非俗，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关公遂进酒于德公。公见二人状貌亦非凡，喜甚；也不推辞，接盏便饮。”将这故事就交待尽了。 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倒是复杂些，关羽率先出场，在屠杀了预谋反叛的蒲州州尹一行之后，流亡在外，因买肉时举起千斤顽石而结识在市井屠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张飞，两人结拜后又遇见刘备，觉得他“生的耳垂过肩，手垂过膝，隆准龙颜，实为贵相，此人当来有福也”，于是请他同桌饮酒，直到刘备饮醉，蛇钻七窍，于是关羽、张飞决定“等他睡醒时，不问年纪大小，拜他为兄”，而后三人同讨黄巾。 然则《三国志演义》为保刘备第一主角的身份，使他优先于张飞出场，先交待刘备的出身，而后写他在刘虞招兵榜时的一声长叹—— 此时玄德年二十八岁，立于榜下，长叹一声而回。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苦长叹？” 厉声的这个人就是张飞。张飞本字“益德”，杂剧都写为“翼德”，嘉靖壬午本据史书抄写，原本不误。周曰校刊本有甲乙两种本子，甲本先写“翼德”，后改为“益德”，乙本直接写作“翼德”。李卓吾评本全写作“益德”，但是批语中全写作“翼德”，毛宗岗父子的版本全写作“翼德”，或是受到批语影响，或是受到当时戏剧的影响，抑或是参考了其它的刻本。 书中只用两句话便把刘备心里的苦闷和张飞的豪迈展现得淋漓尽致。书中写刘备“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所以今日戏剧和小说里还都称他为刘皇叔，实则就《三国志》而言，惟数不多的公开提及是在许靖、诸葛亮等人劝进刘备称王、称帝的时候，刘备晋位汉中王时只说自己代表宗室，只有在强调做皇帝的正统性时，才将刘备的远祖追溯到子嗣极多的刘胜身上——至于隆中对中说“将军乃帝室之胄”云云，不过诸葛亮与刘备二人在场，且为史官侧写，亦无其它佐证，恐怕不能当真。 诸葛亮见孙权的时候倒也说过一次刘备是“王室之胄”的话，只不过以当时的条件，无非是诸葛亮的外交对答技巧使然，孙权亦有心联盟，故此没同诸葛亮一方较真而已。 一些批评家说，那时的宗室既冒充不容易，冒充的价值也不大，完全是不懂政治的说法，因为刘备决心以“帝室之胄”自居的时候正是他决心称王、称帝的时候，已经贵为帝王的刘备为自己追溯祖先，自然不会有人反对，因此冒认汉裔并不困难；而认下汉朝宗室的身份则令其有了“斟酌古式，依假权宜”以及“神飨祚于汉家”的可能。 对此，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已有详细探讨，在此就不枝蔓了。然而《三国志演义》却以此定调，统率全篇，算是在开篇就预先立下了刘备的正统地位，也为桃园结义以刘备为长兄坐下一个理由，更为之后拥刘反曹的态度定下了一个基调。 就个性上看，刘备出身于官僚家庭，在叔父和同宗的帮助下受到很好的教育，却因为很早死了父亲，过早地独立起来，少年老成，所以“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一副心事重重的邻家少年的形象。 自幼心怀大志，却因为没有门路，只能织席贩屦——人近中年又一事无成时的我们很容易在落寞的刘备身上找到共鸣。张飞则正值年少，世代在涿郡居住，虽然只是“卖酒屠猪”，家里却有很大的庄园，说话间就能找来乌牛、白马祭祀天地，而且自称“专好结交天下壮士”，可见完全是财力雄厚的少年豪侠的做派，初入职场、意气风发的人们一定会在张飞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至于关羽，《三国志》上写他“亡命奔涿郡”，“亡命”即是流亡的意思，《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说张耳“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后文说“张耳是时脱身游”，《史记索隐》也说：“命者，名也，谓脱名籍而逃”，可见“亡命”二字并不一定与犯法有关，只是脱去户籍、成为游民的意思。 但这就为小说家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三国志平话》写关羽“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酷害黎民，将县令杀了，亡命逃遁，前往涿郡”，杂剧中也写他“仗剑杀了蒲州官吏，与民除害”，而《三国志演义》则改为—— 因本处豪霸倚势欺人，关某杀之，逃难江湖五六年矣。 改“县令”或“官吏”为“豪霸”自然更为可信，因为一方面底层民众接触到县令的机会有限，能够杀掉县令则更为渺茫，另一方面底层出身的人更能直接感受到的一定是当地豪强的压迫而非县令的权势，这样的改动会令读者或听众更能产生共鸣。 而他“逃难江湖五六年”，更让他的经历多了一份沧桑，也使得他的个性相较于张飞会更加稳重。李卓吾感慨本书对关羽的刻画“何等斟酌，何等细腻，与翼德一味粗莽，大是不同”。 历史上并没有“桃园结义”这回事，《三国志》上只写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其实与汉末魏晋的“尚通侻”的传统有关。 许汜看望陈登时，陈登住大床，让许汜住小床，便是同房而卧，管宁和华歆也曾经同席读书，朋友相交，不避嫌疑，是当时的一种贵族风尚。 而就刘备此举来看，其实也不乏帝王心术，毕竟关羽和张飞是刘备在起兵初期的重要幕僚，相当于创业时期的重要合伙人——《三国志》中写“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摆明了关、张二人有投靠和报效的意思，但“于乡里合徒众”，可见规模不大，笼络住二人有利于统治的稳定——他做平原国宰相时便是“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及他要笼络赵云时，也曾经“与云同床眠卧”。 这种招数甚至也见于曹操身上，刘备被吕布击败，受曹操救助来到许昌，那个时候的曹操对刘备正是“出则同舆，坐则同席”。 何况刘备对关羽和张飞也并非全无统驭的权术的，李庆西先生计算刘备晋位汉中王前的各将官品，说关羽的荡寇将军，同于魏制的第五品，与赵云、魏延相埒，张飞的征虏将军却同于魏制的第三品与马超的平西将军相同。 不过，在选拔汉中郡长（太守）时，无论是众人还是张飞自己都以为这个郡长非张飞莫属，但刘备却任命了魏延，可见刘备也颇有手腕，玩弄关羽、张飞于股掌之间。 所以《三国志平话》里写的君臣际遇或许与历史的真实情况更加贴切，但《三国志演义》却把它变成了一种江湖豪气，写三个落寞的人在市井相遇，而不是两个大头兵参与到一个刚刚招兵买马的人的队伍中，写出了英雄豪杰各自落寞时的因缘际会和惺惺相惜，更能引发人英雄寥落、走投无路的共情，使刘、关、张兄弟之间的情义有了可信的基础，也能带给正在彷徨和孤寂中的读者和听众们一点可以期待的希望。 这是《三国志演义》的成功之处，作者始终把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当成人而不是当成神来写，正是其作为“天下第一才子书”的魅力所在。如果说唐传奇的成功之处是将原来小说中的帝王将相的主题转变成了草莽英雄和才子佳人，那么《三国志演义》的成功之处就是将帝王将相的角色转变成了草莽英雄和才子佳人，把他们从庙堂拉到了江湖。 刊行于成化年间的《花关索传》写桃园结义时说：“都在青口桃园洞，关张刘备结为兄。三人结义分天下，子牙庙里把香焚。”以结义的桃园为“桃园洞”的省称，更具江湖气，姜子牙为关羽成圣前之武圣，更显出一种传承。 但如此却将誓平天下的豪迈等同于闲汉流民对世俗的反抗，反倒失去了三人日后作为帝王及名将的应有气度，《三国志演义》于此不取，而按照《三国志平话》的意见将桃园解释为张飞庄后的桃园，一是有文士的浪漫，二是不失江湖的气度，三则也保存了三者的风度，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安排。作者写—— 三人大喜，同到张飞庄上，共论天下之事。 李卓吾评论说：“便论天下之事，三人气概已见一斑”，失落于草莽的英雄身上多的终究是帝王将相之气而非江湖豪侠的气概，这是作者为我们定下了调子的。 不过，作为第一部长篇白话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并没有谱写长篇英雄传奇的经验，不会像后来的《说岳全传》一样写英雄的成长及练武经历，叙述他们的出身源流，而将史书中平叛黄巾军的功劳具象化，写兄弟三人斩杀程远志、援助董卓、朱隽等事。其实，董卓确实曾在平叛黄巾的过程中失利，却并未得到刘备的救助，《三国志》中明确提到的朱隽部下只有孙坚，没有刘备。 至于程远志这个人更是小说家凭空编造出来的，取名方式完全不符合三国时期的规矩。按，《汉书》中记载“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也就是中原地区的人的名不得为双字，东汉时期受其风尚影响，都以单字为名，作者将自己塑造的黄巾领袖命名为程远志，很明显是不了解这个常识。 又由于这个部分的叙述实在单调，与后文中“三英战吕布”、“许褚斗马超”等完全没有可比性，所以许多评书家在讲述时往往会选择忽略，直接叙述鞭打督邮的故事。 但作为文学作品来看，这个部分仍然是有其意义的。一方面，通过这个部分的叙述，引出了曹操、孙坚、董卓等前半部书中比较重要的人物，写出他们的个性，不至于将所有的风头都被三兄弟的故事夺走，特别是董卓，作者写刘备一行救了董卓之后—— 三人来见董卓，卓问：“见居何职？”玄德对曰：“白身。”卓甚轻之，不与赏赐。 寥寥数笔便写出了此人的骄矜和蛮横。另一方面则写到朝廷对卢植无罪下狱，对刘备等人有功不赏，反映了此时乱自上作的社会情况，也为鞭打督邮一事提供了合理的社会背景。书中写道—— “凡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备疑在遣中。 “沙汰”就是被开除的意思，因军功受赏的人转瞬被开除，摆明了是卸磨杀驴。至于督邮，原文解释说：“乃宋参军判官，有权”，就是朝廷派下来的监察官。 凡是一个王朝的末代或者是一个组织走向末路之际，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央权力的任意下放，并对地方展开事无巨细的监察。能够事无巨细证明人浮于事，中央权力下放会令监察官员有权力作威作福，影响到原有基层的运营秩序，使基层失去自主的权力，破坏基层发展的稳定。 《三国志·先主传》——《三国志》中的刘备传记称“传”而不是“纪”是因为这部史书是以魏朝为正统的——上写刘备想要求见督邮，督邮拖着不见，于是刘备把他毒打一顿，用系官印的绳子把他的脖子上套在拴马的柱子上，这是刘备骨子里的自尊。 而《三国志演义》为了把主要的个性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把故事的主角改成张飞。为了让这件事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共鸣，此书刻画督邮—— 督邮至县，玄德出廓迎接，见督邮到，慌忙下马施礼。督邮坐在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 写出刘备的谦恭、不失礼节，而督邮以中央的使者和掌握生杀大权的领导自居，自然颐指气使，完全不把刘备一行当人看。作者为死在刘备手下的黄巾军头目编造了一个“程远志”的名字，却没有给督邮取一个姓名，讽刺之意也颇为明显。 被侮辱和损害的刘备是本书的书胆，而依仗权力狐假虎威、趾高气昂的小人督邮却连姓名也不配存在——《三国志平话》中写他名叫崔廉，《三国志玉玺传》又称他为颜言，到了《三国志演义》中就被删去了。 督邮正面高坐，玄德立于阶下。将及两个时辰，督邮问曰：“刘县尉是何根脚？”玄德曰：“备乃中山靖王之后；自涿郡剿戮黄巾，大小三十余战。”把功劳略节提过。督邮大喝，乱道：“你这厮诈称皇亲，虚报功绩！目今朝廷降诏书，正要问这等人，沙汰滥官污吏耳！”玄德喏喏连声而退。 让刘备在外站了四个小时，目的在于要立威，一个没有本事而突然掌握大权的人证明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对对方小惩大诫，用自己的权力给对方制造麻烦，以证明自己权力存在的合理性。 而当刘备说出自己是皇亲又有军功的时候，督邮开除刘备的理由就不成立了，在心虚之余一定要为自己找到可以立足的依据，所以他信口胡说刘备是“诈称皇亲，虚报功绩”，用最简单粗暴且毫无理由的质疑否定掉对方的合理性。 而他之所以敢如此狂妄，不过是因为他手里掌握了监察和去留之权，以为这就足以主宰别人的生死，且在他眼里刘备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可以肆意侮辱，根本不必管事实，更不必顾虑是否会开罪对方。 为了强化自己的合理性，督邮不惜“先提县吏去，勒要文书，教指县尉害民”，县吏不肯，便被督邮绑倒在地，强行威逼。此时，对于刘备一行来说，对督邮隐忍会被开除，把他痛打一顿一样是被开除，因此隐忍的必要性就不复存在了。终于，张飞出场了—— 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 用了五组四字短语，节奏明快，如果还能加上说书人的气口，正可以看出张飞行动的急切和个性的暴躁。 把门人见了，皆远远躲避。 当然是避张飞之怒，也可见此时尚且身居小吏的张飞身上具有的将军之威。 （张飞）直奔后堂，见督邮坐于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 用张飞的视角开看眼前的一切，画面感十足，同时张飞的一声大喝也是替读者发泄出隐忍至此的情绪。 督邮急起，唤左右捉下。 还是在摆自己的官威，却是—— 被张飞用手揪住头发，直扯出馆驿，径揪到县前马枊上缚住。 基于官威的暴力比不过豪杰英雄自身的暴力，被绑缚在拴马桩上的督邮则转瞬由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者，由凌辱者变为了被辱者，张飞用简单直接换来的是大快人心。 飞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鞭打到二百，打折柳枝十数条。 终于消除了这段时间带来的积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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